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彭德怀问题有一个讲话，但刘的这番话，确实有些违背事实。令人疑惑的是，一向求真务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刘少奇，面对3年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痛苦实践，明明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对彭德怀的批判是错误的，为何还要说出这种脱离实际、有违良心的话呢?刘少奇这种作法，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既然功勋卓著、意见正确的彭德怀，都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长期打倒，那么，以后只要忤逆圣意，哪位高级干部不能被随意编造的罪名打倒?4年以后文革突起，刘少奇果然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罪名打入囚牢，死于非命!本文摘自2014年8月28日共识网，作者马双有，原题为《刘少奇是制造彭德怀冤案的主凶吗?》。
1955年9月27日，刘少奇出席授予朱德等十大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向彭德怀元帅敬酒祝贺
毛泽东的警卫和秘书，多次在回忆文章中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并不想打倒彭德怀，说，不就是一篇意见嘛!要求工作人员收拾行囊，准备按原定时间打道回府。可是，那些常委们不干了，非要彻底解决了彭德怀的问题再散会，而且语言激烈，声振屋瓦!毛泽东无奈，只好继续开会，为了平衡这些常委们的情绪，不得不下决心收拾彭德怀。
这些常委是谁?此时林彪尚未上山，陈云、邓小平没有来，那就只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朱德和彭德怀关系密切，周恩来是老好人，那这个领头的常委无疑就是党内二把手刘少奇!
也就是说，是刘少奇非要执意打倒彭德怀，刘少奇是制造彭德怀冤案的主凶!
还有不少人认为，刘少奇和彭德怀素有不睦，彭德怀一直瞧不起刘，认为他是“玩嘴皮子起家，靠吹马屁上台”;况且大跃进的“一线领导”是刘少奇，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刘的;而受到刺激的刘少奇认为彭德怀桀骜不驯，将来自己恐怕难以驾驭，所以心怀疑忌，决意清除。而毛泽东一直将彭德怀视为心腹爱将，他没有理由打倒他啊!
刘少奇真的是打倒彭德怀的主凶吗?毛泽东真的不想打倒彭德怀吗?
这种说法应当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说刘少奇和彭德怀在历史上有矛盾，并未确凿证据，党史没有记载，坊间传说也不可靠。上世纪30年代左右，刘少奇是工人运动领袖，白区工作模范，二人素无交往。红军长征时，刘少奇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军团长彭德怀的下级，和政委杨尚昆搭档，工作上有一些不同意见，不能算什么矛盾。
刘少奇和彭德怀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1953年高岗一案中，彭德怀和高岗走得很近，高岗十分崇拜战功显赫的彭德怀，却十分反感“玩嘴皮子”的刘少奇，抓住刘少奇的辫子不放，欲“拱倒”而取代之。后来刘周邓陈联手，在毛泽东支持下，将高岗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高岗自杀。彭德怀及时抽腿，安然无恙。但由此是否和刘少奇结下梁子，很难定论。
众所周知，1953年，彭德怀在朝鲜战场载誉而归，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5年来，除了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外，并未受到刘少奇的什么刁难排斥之类。
那么，是否刘少奇要借庐山会议的大形势，抓住彭德怀的一封信搞一个大动作，借机报复，将彭德怀打翻在地?
我们翻开李锐同志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有关庐山会议最详细最具体最权威的实况记录，翻来翻去，满篇都是毛泽东声色俱厉、怒气冲冲的批判彭德怀的语言，而刘少奇批彭言论却寥寥无几。大会批判过后是毛泽东主持的常委会批判。在这种小型的批判会议上，中央常委当然要人人发言，人人表态。刘少奇在7月31日的常委会议上居然没有发言。8月1日的常委会议上，在毛泽东等人作了大段的批彭发言后，刘少奇作了一段批彭发言：
“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
“总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积极要求实现自己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
“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你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
“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你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
“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刘少奇这段批彭发言，披露了自己和彭德怀的一些历史恩怨，批评了彭德怀的一些错误。但语言平淡委婉，一点火星都没有，甚至还带有对彭的赞扬和肯定。对彭德怀的一些定性，如“有野心”“按自己的面貌改造党”之类，都是迎合着毛泽东说的。
在传达常委会会议精神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在林彪、周恩来作了长篇批彭发言后，刘少奇也作了简短的批彭发言：
“彭德怀同志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1945年彭有篇检讨，谈到党内发生错误路线时，他要跟着走一段，但走不到底。有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他有异己性，总是有刺，有时候就发牢骚，就骂。毛主席看出他的问题，这次在常委会上，毛主席讲，你这个人就是要闹分裂的，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说，这个人那么难于合作。主席讲三七开，是这样讲的：一二三次反‘围剿’是合作的;长征中反张国焘，除个别问题外，基本是合作的;解放战争时，基本上是合作的;抗美援朝，除开有些问题外，基本合作的;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有些时候是合作的。彭德怀同志有可能改造过来，他有动摇性。他这次要算大跃进的总账，不讲就不讲，一讲一大堆。因此这次对他算总账，很有必要。”
这段话比较尖刻，提到“有魏延的反骨”“闹分裂”等词汇。但处处不离“同志”，认为彭“有可能改造过来”。比起毛泽东、林彪、康生、罗瑞卿等人大段大段暴风雨般的批判，刘少奇的这些随声附和的批判，连毛毛雨也算不上。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错误最严重、最为人诟病的讲话，是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即8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此次会议决定林彪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此次发言较长，节录最“精彩”的一段——
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时，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恩格斯说了：“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刘少奇的这篇批判彭德怀、极力鼓吹个人崇拜的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但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现在看来，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完全正确;刘少奇鼓吹个人崇拜，完全错误!他如此起劲鼓吹个人崇拜，固然把毛泽东捧了上去，却给自己掘下了陷阱。联想到刘少奇后来的悲惨遭遇，李锐老先生不禁用唐人杜牧的话感叹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纵观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制造彭德怀冤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肯定，他只起到了随声附和的作用，没有落井下石，没有乱扣帽子;批判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也是个次要问题。但是他作为中央二把手，对彭案的批判和定性一定要参与决策，对彭案的形成肯定脱不了干系。而比起毛泽东、林彪、康生、罗瑞卿等人的上纲上线、冷酷无情、气势汹汹的批判，刘少奇顶多是个次要的“从犯”。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彭德怀那封信的“矛头”不可能是对着刘少奇的。与会的所有人员，包括刘、周、林、康等中央大员都一致认为，彭信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毛泽东何等英明，一眼就看穿彭德怀是冲着自己的，气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然后采取几项重大措施——
7月16日，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批发给全体与会人员，让大家“学习讨论”;
7月23日，怒不可遏发了一通雷霆万钧式的讲话，扭转了会议的风向，发动了对彭德怀大规模地批判;
紧接着，紧急电招救兵，林彪等人上山，加大批判力量;
紧接着，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扩大批判范围;
紧接着，连开两次常委会，面对面批判和清算彭德怀历史旧账;
紧接着，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连续发表长篇讲话，对彭德怀进行泰山压顶式的批判;
紧接着，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反党集团的决议》出笼……
这一系列批判彭德怀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只能出自毛泽东，刘少奇充其量只是随波逐流，予以支持，参与决策。所以，彭德怀冤案“主犯”“主凶”的帽子，根本按不到刘少奇的头上。
刘少奇在彭德怀冤案上令人诟病的较严重的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关于彭德怀问题的一个讲话。
据后人评价，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表现最好，在历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他通过长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材料，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跃进给国民经济、给广大农村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否定了毛泽东坚持的“一个指头”的评价(即大跃进是九分成绩一分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著名论断。甚至沉痛地说：“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全中国每一个县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我们的错误和罪责，保证世世代代绝不重犯!”
这种直面灾难、深刻反省、勇于担当的精神引起了与会人员强烈的共鸣，激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然而当有人问起彭德怀案件的时候，刘少奇却这样回答：
“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的这封信写错了。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更主要的是，不是高岗利用了彭，而是彭利用了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彭除了写那封信外，还有很多其它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看来，对于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为了消除很多人的疑虑，他又说：“有些同志也讲过和彭德怀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
刘少奇的这番话，确实有些离谱，违背事实，冤枉好人。令人疑惑的是，一向求真务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刘少奇，面对三年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痛苦实践，明明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对彭德怀的批判是错误的，为何还要说出这种脱离实际、有违良心的话呢?
刘的这段话，前半部正确，后半部错误，而整体主导思想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之所以要说出这种诛心之言，首先是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毛泽东在60年、61年多次会议上说过，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正确的，彭德怀不能平反。他必须迎合毛泽东的意思。
再者，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是协助毛泽东打倒彭德怀的主要领导，自己按在彭德怀头上的一个罪名就是反对“个人崇拜”，自己却大张旗鼓地主张搞个人崇拜，说彭德怀头上“有魏延的反骨”，因而他也担心彭德怀的平反会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无论怎样，这种话由他说出，尽管秉承了毛泽东的意思，但他说得那样具体，那么绝对，毫不留情，还有一定的发挥创造，负面作用很大，他要承担相当的责任。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是抓住彭德怀的这封信进行批判的，八届八中全会是根据这封信的“反动内容”作出决议的。现在既然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符合事实的，写信的程序的合法的，那就应当先将这封信予以平反。毛泽东不是说过，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多少错误纠正多少错误吗?至于这封信的衍生物“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罪名，完全可以另案再查。而实际上，此时已查了多年，这两项罪名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捏造!
客观存在的意见书是正确的，而凭空捏造的“里通外国”“反党小集团”罪名又无端加在头上。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拙劣做法，岂能服人!
刘少奇这种说法，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既然功勋卓著、意见正确的彭德怀元帅，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长期打翻在地，那么，以后哪位高级干部只要忤逆圣意而不能被随意编造的罪名打翻在地?4年以后文革突起，刘少奇果然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罪名打入囚牢，死于非命!这正应了古代那句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当然，刘少奇的话也可以从积极方面理解。刘虽然贯彻了毛泽东的意图——庐山会议的反彭斗争是正确的，现在不给彭平反也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前半部分说彭德怀“写信是没有错误的”“有些内容是符合事实的”，却大大突破了毛泽东的看法，因而也是毛所不能容忍的。这种说法后来成了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勾结彭德怀”的罪证。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这是刘少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一种语言技巧——先肯定彭德怀，然后再重复毛泽东的语言，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否定彭德怀，起到“明批暗保”的作用?
这个观点可能为有些人不认可，但也有一定道理。刘少奇的主观愿望，是在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以挽救处于低谷的国民经济。说彭德怀的意见“符合事实”正是自己的心里话，在当时确实已经达到思想的最高点了。说彭德怀有“小集团”“里通外国”的问题，不予平反，完全代表毛泽东的意思。至于说“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则都是应景的空话套话。
然而，耿直刚烈的彭德怀却被刘少奇的讲话惹恼了!
正在软禁中的彭德怀，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觉得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完全正确，八届八中全会对自己的决议完全错误。听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国民经济困难状况和大跃进错误问题的讲话，感到和自己的意见不谋而合，非常激动兴奋。他满心希望大会能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遭到的不公正批判有一个公正的说法。不料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如五雷轰顶，悲从中来，拼了老命，呕心沥血三个月，写了8万言的申诉信。可是他越申诉，处境越糟糕，打击越严重!
而这些打击，均来自毛泽东!
据说，彭德怀将申诉信写好后，交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将此信交于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和刘少奇持此信一同找到毛泽东，看彭德怀能否平反。毛坚称“不能平反”，随后又将此定为“翻案风”，予以痛击。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警卫秘书的回忆是有违事实的，刘少奇对于彭德怀冤案，在庐山会议上只能是个次要的“从犯”;在七千人大会上有关彭德怀的讲话，起了恶劣的作用，但是不给彭德怀平反的根子还在毛泽东身上。
假如刘少奇是制造彭德怀冤案的主犯，毛泽东不想打倒彭德怀，仅是个“从犯”，那么他在庐山会议的表现不说，1962年毛泽东就不可能大批“翻案风”，1965年就不可能倾力策划批判《海瑞罢官》，1967年就不可能让人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来让红卫兵痛加批斗。毛泽东就可能拉着彭德怀的手说道：
“老彭啊，你受苦了呀!我听信了刘少奇的一面之词，错批了你啊!所以，我犯了错误……”
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幻想。事实是，刘少奇被打倒后，彭德怀被从四川揪了回来，毛泽东一面授意发表8年前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一面将刘少奇和彭德怀捆绑起来，让全国人民怒声批斗。请看当时主流媒体发表的主题内容——
《人民日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红旗》杂志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新华社评论：“彭德怀一系列反党篡军活动，都是得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积极支持的，是同他的反革命阴谋密切配合的。公开发表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指刘邓)的又一次毁灭性打击……”
这正是：
世纪冤案数刘彭，
刘屈彭冤谁铸成?
彭案主犯不姓刘，
刘案元凶自然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