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本来没有决定整彭真，然而《王力反思录》透露：彭真整理了邓拓、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下闯了大祸，成为毛泽东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文摘自文史作家丁冬在人民网的专栏。
学术研究，应当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可以不赞成别人的观点，但要尊重别人表达观点的权利，不应当武断和以势压人。但在文革年代，武断和以势压人却成了流行的文风和革命的标志。这种文风的兴起，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上纲上线高，帽子扣得大，捕风捉影，强词夺理，有人把姚文元称为“棍子”。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篇文章来头很大，背后不但有张春桥的参与，有江青的组织，还有毛泽东的支持，姚文元也被誉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于是，学术界、文化界人人自危。连赫赫有名的头面人物郭沫若都慌了，向中央提出了辞职申请。
当时，党内主管思想文化领域的机构是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当时还是想稳定局势，让中国学术界维持正常的文化秩序，于是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1966年2月8日到武汉东湖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提纲谈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学阀自居，以势压人。当时，随提纲还向毛泽东报送了七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涉及戚本禹，两个材料涉及关锋。提到关锋在1962年也写过影射现实的杂文，戚本禹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也撰写过一本《孙承宗》，而孙承宗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据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回忆，许立群说，把这个材料送给中央，要中央了解，他们的屁股也不是那么干净，当年他们也说过这样的话。龚育之还分析，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们现在批评别人，上这么高的纲，你们自己过去也讲过，屁股也不很干净。还是要自己做点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留点分寸为好。
然而，就是这些关于关锋、戚本禹的材料，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王力反思录》透露：“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法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和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
彭真的补救措施已经晚了一步。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要重用左派笔杆子，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打开政治大革命的突破口。他不但决定收回“二月提纲”，而且主持起草、亲笔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怒斥“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彭真被打倒了，许立群在批斗中打坏了耳朵，姚溱自杀了。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在文革初期风靡一时，成了人们效仿的样板，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风。然而，关锋、戚本禹的风光未能持久。1967年秋天，毛泽东心中的战略部署发生变化，重点要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于是关锋从座上客变了阶下囚。次年初，戚本禹也倒了台。他给彭真的信也被翻了出来，成为罪状之一。只有姚文元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金棍子”的表演才划上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