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富强胡同六号 揭赵紫阳批判胡耀邦之谜（图)

2015年1月17日，在赵紫阳北京的家里摆满了花束，纪念他逝世第十周年

从灯市口大街再往西走，是灯市口西街，中间再往北拐，一条南北胡同，不到五十米处，西边的一座门，便是著名的富强胡同六号。风雨苍黄六十年，这个如今被遗忘的院子就是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故居。

风景依稀如昔。只是大门旁的灰墙上，多了一块“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的石匾和“非开放单位”的提示；四周墙头之上一圈圈带刺的铁丝网，显得十分扎眼，表明这里是森严禁地。门前没见到警卫；按过门铃，电话通报主人后，出来个年轻人，请我们进屋。

赵紫阳生前书房布置依旧

进入内宅，一位高挑清秀、身着灰色羊绒衫的女士迎面而来。她，便是赵紫阳的女儿，小名妞妞，现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雁南。只见她满脸笑容地说：“不是说到您家里去取书么？何劳大驾光临！”。

原来，妞妞从她的朋友处得知我写了《怀念与思考》一书，其中有怀念她爸爸的文章，便打电话给我要书，并想来取书。我回答说：“还是我去你那里吧。想看看总书记的故居。”

妞妞把我们领进院里东房，沏茶入座。我把带来的书交给她说：“这里面有写总书记参加一九八八年北京国际高尔夫友谊赛的一篇通讯。”

妞妞接过书翻阅，若有所思地说：“是的，爸爸对高尔夫情有独钟，即使在幽居的日子里，不会忘记找机会去郊外打高尔夫球；平时，就在院墙边张一面网，进行击球练习……”

我就此问起总书记晚年的生活情况，妞妞说：“老爷子在这里差不多住了十六年，有十几个当兵的看守，很长一个时期与外界完全隔绝，但有妈妈和我们陪伴着他；他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不空虚、寂寞……也常有几个老朋友来看望他，那是爸爸和我们儿女几次上书要求解除软禁，才给了会客的权利和机会……”

“现在我们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为总书记公开平反？”我说。

“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吧？！”妞妞对此显然充满了信心。

然后，妞妞引我们来到院内一间坐南朝北的厢房。推开门，对面墙壁上是总书记的大幅照片：身穿一件灰蓝衬衣，双手叉腰，笑容满面。这使我记起二十多年前，在北京郊区的高尔夫球场上，总书记带着微笑和我合影的情景……在左侧的半个屋子，有儿女的那幅挽联和几幅国画和写在宣纸上的悼诗；其中一首是：

一年又到冻寒鸦，未见蓝天少日华。

不恨轻抛五斗米，惟惜大业戟沉沙。

擦乾青史撕心泪，留取白绢曜眼花。

细雨滴滴亲沃土，春风起处看新芽。

妞妞向我们介绍：“这是爸爸的书房。他常常坐在这张书桌前的椅子上，读书看报，思考问题。现在，我们把它作为纪念他的场所。上面这首诗是一位朋友写的。五斗米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爸爸的一句口头禅……”

回忆一九五四年胡耀邦接见

妞妞从内屋找来《紫阳千古》一书送给我们。在这本厚厚的纪念文集里，辑录了许多革命老人和海内外人士对总书记的怀念和景仰：有文章、诗词，还有图片；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翻开书页，几段文字深深地吸引着我。

原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写道：

“有一种说法，胡耀邦是党的‘灵魂’，赵紫阳是党的‘大脑’。耀邦同志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大无畏的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奠定了中国改革的政治基础，从而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赵紫阳卓有成效从探索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开始，结束人民公社这个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实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而整体设计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淡化党无所不在的权力入手，初步奠定了今天的市场经济格局。紫阳和耀邦合作同行，都主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关节上，他们两人超越了前辈邓小平。’”

原胡耀邦的秘书林牧的文章则为中共中央指控赵紫阳犯了“分裂党”的错误，作了有力的驳斥，指是强加的“莫须有”罪名。

我记起了一九五四年十月，也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经同我和江明同志有过一次谈话，耀邦同志阐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无产阶级也讲人道主义……也讲爱心，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怀和爱护”。这是中共所有领袖人物中很少有人提及的。正是胡耀邦有这样一颗仁爱之心的高尚灵魂，他复出后，敢于蔑视一切权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又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慨，平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同样，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期间，敢于打破禁区，推行“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八九民运”中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投票反对镇压学生群众，为此毅然离职；还亲自到天安门去慰问和劝说学生；“六四”风波后，一直拒绝作任何检讨，成为陈独秀之后，中共党内最有骨气的第二位总书记。没有一个高洁的灵魂，能够做到这一切吗？！

胡赵是名副其实党内民主派

妞妞告诉我：“爸爸在这里会见老朋友，和他们一起聊天叙旧，那是舒心的时刻。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国家大事，现在香港出了书，想必你们看到了。”

我说：“是的，我看了根据你爸爸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还有《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了解到总书记晚年的许多思考，和幽居期间的一些生活情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带来了许多思索。”

这两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多次谈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赵紫阳说：

“邓小平的基本思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这种不配套的体制是矛盾的，维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不改革政治体制，体制不贤不公不明，很可能使反贪污变为内部派系相互倾轧、斗争的一种工具。谁有权，谁就用反贪污这根棍子打击对方。双方的人，屁股上都有屎。对方都可以捉住打你。”

“二十世纪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些见解，何等精辟，何等有气魄啊！

其实，不仅仅赵紫阳，胡耀邦也有着同样的思考。一九八○年，胡耀邦在同义大利贝林格的谈话中，特别强调“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想办法，一定要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不许一个人说了算，不许搞干部终身制。”

一九八五年，在胡耀邦亲自主持和制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也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指出中国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赵紫阳说：“从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说明两位总书记既是坚定不移、彻底的“改革派”，也是中共党内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派”。

赵紫阳反思说；“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这是一个历经沧桑风雨耄耋老人的坦诚自白和远见卓识。

胡赵工作上的分歧是正常现象

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赵紫阳对胡耀邦的下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赵紫阳曾写信给邓小平状告胡耀邦；二是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没有坚决与胡站一起”，也批了胡耀邦，等等。对此，我曾经感到困惑。

《改革历程》、《杜导正日记》两书披露了事实的详细过程和背景，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

赵紫阳承认，他在八四年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没有公开，因而引起了人们的误会。《改革历程》书中公开了这封信，主要内容是：建议党政分开，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趁邓、陈在世时，处理好中央的领导制度等；信中并没有“状告胡耀邦”之事。赵紫阳还谈到了经济工作中和耀邦的一些不同思路：耀邦强调的是加快速度，“提前翻番”；紫阳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分追求产值和速度；两人曾在邓小平面前交流过，邓支持赵的意见。其实，领导人之间对工作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所争论，证明党内的思想活跃，有民主风气。赵紫阳在书中谈到，“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赵多次表明，“在中央领导人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中，只有胡耀邦当总书记最适合”。俗话说，“人无完人”；但作为一个总书记来讲，有某方面的缺点或弱点，即使是小事，也值得引起注意。赵紫阳向耀邦提出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出以公心，不是恶意攻击，有利于国家大政方针的一致和彼此间的合作，是十分正常的事。

至于赵紫阳一九八六年“生活会”上“批胡”，是否对胡耀邦下台起了作用？《杜导正日记》如实地记录了赵紫阳自述的发言要点：

“我（赵紫阳）在批胡时，说了如下的话：（一）胡能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吵架亦可；（二）胡发言不够慎重，浮话甚多，大家不好办；（三）我顺便提到一九八三年我给邓、陈写的那封信，说一个领袖日常没有什么，如威信渐渐高起来，又无制度保证，便可能独断、出错。”

对赵紫阳的这个发言，有过许多“见仁见智”的议论。鄙见以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首先，赵紫阳的这个发言对胡的评价是比较全面的，说的是实际情况，没有恶意攻击和捏造；其次，还要看其动机和实践后果如何而定。

众所周知，胡耀邦下台，起决定作用的是“垂帘听政”的邓小平。由于政治思想路线上的某些分歧，邓早已对耀邦表示不满，曾多次公开批胡“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涣散”，“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热心”；特别是在胡耀邦和陆铿谈话之后，一九八六年夏季，邓小平和一些老人商量，已下决心要撤换胡耀邦；“生活会”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办事”的一道程式而已。

中国传统政治的“官场痼疾”

人们熟悉当代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历史：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为彭德怀辩护，被毛泽东无一例外地打入“反党集团”；相反，林彪对彭德怀无限上纲，刘少奇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使他们平步青云或保住了职务。在一九七四年北京的“批周（恩来）”会议上，邓小平也因尖锐地批判周恩来，说周“（当第一把手）别人可望不可即，你是可望又可即”，深得毛泽东之心。毛说：“我早知道他会出来说话的。”结果，被打倒的“走资派”邓小平“东山再起”，被毛委以重任，给当时国家经济复苏开创了新局面。由此可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博弈舞台上，高度集中、使人恐怖的权力，不得不使每个“局中人”产生自我保护的本能：绝对不能赤膊上阵，必须放眼长远，迂回曲折，灵活对待。人们说，这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形成、一时难以治愈的“官场痼疾”（或时下流行称“潜规则”）。

一九八六年批胡的“生活会”，是有领导、有目的、有组织和反常态的情况下进行的。“批胡”的目的是“倒胡”；无须任何人“推波助澜”，都是同样的结局。在当时“一边倒”的高压态势下，赵紫阳能“坚决与胡站在一起”，或者沉默不语，消极对抗吗？不能。那样做，丝毫不能改变耀邦的命运，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胡、赵双双下台。为了顾全大局和保护自己，摆在赵紫阳面前的是“华山一条路”，祗能采取“批胡”的下策，结果赵因“批胡”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继续留任。紫阳上台后，仍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思想路线，做了许多耀邦当政时没有做的事：如撤销邓力群把持多年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改换左派《红旗》杂志的人事和刊名等，从而有利于国家向前发展。众所周知，此前的邓力群在一些老人的积极支援下，一直觊觎着“总书记”的位置到处活动。如果胡赵双双下台，让极左派邓力群之流接班，中国的政治局面和路向又将是何等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