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毛泽东医疗专家组首席专家，吴洁和同事们用精湛的医术为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驾护航。他是毛泽东、周恩来眼中的“老实人”，是他们最信任的医疗保健专家。吴洁后辈撰写、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详细记述了他的一生。书中披露，毛泽东去世后，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当着医务人员的面大闹政治局，认为有人谋害了毛泽东，并与“四人帮”发生直接冲突。
许世友文革旧照
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让医生们都先退场
主席逝世后，江青也曾对医疗小组略有微词，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主动表示“大家辛苦了”，以此表达不再纠缠医疗责任。令医疗小组医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终结，险些使医疗组的医护人员陷于灭顶之灾。
9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由医疗组向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汇报主席的患病、诊治经过以及死亡原因，能不能获得通过、有没有医疗差错全凭此一锤定音。因此，这是一次关系到医疗小组全体医护人员命运的会议，包括父亲在内的医疗组医生到会。没想到的是，在汇报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
这是作为医学家的父亲，首次直接面对并见识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交锋，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头雾水”。事后他说，当时也没有听明白具体争吵的内容，包括陈锡联等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也许是因为他不了解政治争斗而没听懂，或是有意把听到的“烂在肚子里”。他只是知道，这次会议意外地出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当着医务人员的面大闹“政治局”，认为是有人谋害了毛泽东，并与“四人帮”在现场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还拍了桌子。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对主席的忠心和不明真相，或许与政治因素相关。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实际针对的是什么人，医生、护士都将可能是又一起“医生阴谋”（指1972年江青等曾为主席医疗事“大闹政治局”）最直接的无辜受害者。只是这次的危险远远小于江青的那次，因为牵扯的专家众多，并已经采取了集体负责制，且在关键的时候，都有各派政治局的常委在场拍板定夺。
由于会议争论的内容已从医学范畴转到政治领域，并僵持不下，医生已不宜留在现场，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适时出面协调，让医生们都先退场。而父亲等事先最担心的江青，这次却一反常态，还特地赶上来送别，并向医生们表示感谢，大家都深感意外。以后据说是在叶帅的劝说下才平息了这场争论。
实际上，主席的医疗工作一直是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并亲自安排，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具体指挥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又改由华国锋总理直接负责。后期主席医疗组逐步增加至十几位知名专家，包括了各相关学科，分工、分组并集体负责，而且政治局常委随时有人值班。
这次汇报会后父亲心里一直惴惴不安，直到有一天，他在家接到一个据说是“中央保健局”的电话通知：“吴院长，经证明你们对主席生前所作的诊断和用药完全正确。”表面上，这是一个常见的医疗结论，而实际上它的分量远远不止于此，表明组织上已做出结论，符合告全国人民书中所述，“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的结果，不会再追究医生的政治责任。父亲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总算圆满地完成了行医史中最重要的一次医疗任务。
主席刚去世十几天，江青召集大家去北海公园摘苹果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江青总是打着毛主席的招牌发号施令，实际上她根本不能随便见毛泽东。如果想见，必须通过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和机要秘书张玉凤安排。其他能接触毛泽东的，也就是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各种服务、警卫人员。当时有的首长想上书毛泽东而不能，就向父亲打听通过什么渠道才能直接面呈主席。
1972年毛泽东病危前后，江青更在乎的只是手中的权力，不惜拿医生当替罪羊。毛泽东逝世前后，可能是她错误地认为手中的权力已经比较稳固了，因此，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伤心与悲痛，也不再一味地找医生的麻烦了，俨然以主席继承人的姿态自居。
1976年10月4日上午，江青突然来到医疗组，让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叫上所有的医务人员跟她去北海公园摘苹果。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毛主席去世的悲痛之中，但也不敢违背她的意愿，只得随她而去。摘完苹果后，她又在仿膳组织大家一起学毛主席语录，还让陶恒乐主任诵读，又嫌他有口音读得不好。
大家都不能理解她的意图是什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亢奋。中午她在仿膳请大家吃饭，当然，所有的人也只是应付场面而已。实际上，江青是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因为当时的大众已开始对她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了，从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总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医疗组和江青都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当日下午急急忙忙返回中南海。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毛泽东医疗组的医务人员，以及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相关警卫一中队、服务科的值班人员等，对大家在主席病重期间的相关工作给予了肯定，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当时华国锋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陪同，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也在座。
张春桥：“不打针不查血，你们给治。”
两天后的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领导下，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逮捕法办，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集团。
当二子吴保祖将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开始先是一怔，还有点不大相信，随后说，前两天我们还一块儿合过影呢，是真的吗？随后不久，医院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他才不得不信。1976年10月14日，相关部门人员组织毛泽东医疗组的医师一块儿写了揭发“四人帮”的材料，全文如下：
我们愤怒揭发“四人帮”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每次主席生病治病，江青都一再干扰破坏。一九七二年主席病重时江一再干扰说：“主席没有病，医护人员谎报病情。”还说：“医务人员都是反革命特务。”气得主席停止了一切治疗，延误治疗二十多天，造成主席健康严重损害。
今年九月二日，主席病情加重，江青要去大寨，给主席写报告，主席未同意，第二次又报告，硬要主席同意。九月七日，主席的病已很危重，我们心情很沉重，而江青与医务人员每人握手，并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我们听了很气愤。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又硬再加上一座灯。江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使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要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主席病重，张春桥值班守护时，很少进主席的房门，也很少过问主席的病情。有一次他值班时，主席病情突然变化，我们到处找不到他。一次医疗组在汇报毛主席病情时，提出需要查血、打针，张春桥声色俱厉地说：“不打针不查血，你们给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后来我们查了血打了针。
签字落款人为：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
这个材料汇入了1976年12月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中发（1976）24号文件的附件，下发并传达至全国。
1976年10月24日，父亲受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邀请，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胜利的百万群众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