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大开国将军在中共建政后大多掌控着中国军队系统的各大中枢，而晚年醉心于权术的林彪是如何处理与这十名大将的关系呢?
中共开国十大将半身像拼图。排名顺序，第一排左起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第二排左起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林彪为何反常地拉了粟裕一把
1958年是粟裕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军委扩大会上，粟裕被强加以“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遭数十位将帅围攻。而此时的林彪则举动异常。他参加了几个批判粟裕的会议，但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无中生有说过粟裕一句不是，甚至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
不久，林彪专门找到粟裕这位“尽打神仙仗”的人，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在后来召开的军委会议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谈，全面论述了自己在敌情的估计、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以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几年之后，林彪在上海见到粟裕，两人又畅谈了许久。林彪叮嘱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已有多年，这时得到了可以代表军委的林彪给予能下部队的明确指令，自然异常兴奋，知无不言。谈话结束后，粟裕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扫，表达了随时准备再上疆场的豪迈之情。
有人认为，林彪此举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他揣摩了毛泽东的心思，认为并不会完全打倒粟裕。第二，既然一批将帅批判栗裕，那么粟裕已经不可能成为他获取最高权力的“绊脚石”，相反也许还有能为他所用的可能。
林彪为何唯独对黄克诚手下留情
1945年9月，黄克诚率部进军东北，从此在林彪麾下，两人并肩作战多年。
庐山会议之后，黄克诚被撤销所有职务。1967年1月，黄克诚被抓到北京，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监禁生活。他的“反党集团案”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负责，主要负责人都是林彪的嫡系。专案组采取“逼供信”，黄克诚身心俱疲。无奈之下，给当时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了一封信求救。仅仅过去三天，林彪的指示便到了。黄克诚的境遇随即开始有所改变。
有人认为，林彪在黄克诚的问题上，多少是念旧情的。两人在国共内战合作了四五年，还算是相当愉快的。林彪对黄克诚也一直是相当重用的。
林彪在东北战场上，最难堪的一仗就是四平之败。实际上，当时林彪已知四平不可守，而毛泽东命他坚守。黄克诚多次电询林彪，林彪都默不作声。到了中共建政后多年，他一直顶着个“四平之败”的帽子，但就是默不作声。在庐山上，黄克诚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动承认是自己让林彪死守的。黄克诚不顾当时的处境艰难，据理力争，算是间接给林彪“平了反”。
林彪为何对谭政“鸡蛋里挑骨头”
林彪得势后，对党内“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推波助澜，提出了一套更“左”的东西。此举受到主抓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谭政的坚决抵制。另外，由于长期主抓思想政治工作，谭政跟四野元老罗荣桓比较谈得来，两人一起抵制过林彪的错误做法。当时林彪与罗荣桓实际上已经撕破脸，这也更加重了林彪对谭政的憎恨。
1960年，在谭政外出期间，林彪直接插手总政治部，叫总政治部下发了一份《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不久，林彪又直指谭政：“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提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谭政挨整，早已列入林彪召开会议的计划之中。
9月14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在研究讨论政治思想工作时，林彪原指定谭政在会上作报告，但同时又指定总政治部另一位领导同志作另一个内容不同的报告。实际上，他是以后一个报告代替前一个报告，并企图从谭政的报告中“鸡蛋里挑骨头”，借机批判谭政，并将会议引向自己早已安排好的方向。
20日上午，谭政向大会作《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与会者认为这个报告是符合部队实际的。然而，却遭到林彪的指责。22日，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会议各组长开会，指出谭政的报告没有围绕和突出林彪的“四个关系”。明眼人不难看出，林彪开始整谭政了。23日，会议将矛头直接指向谭政以及总政治部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经过了30余天的“揭发批判”和讨论，10月20日，林彪在大会上做了总结讲话。林彪指责总政治部对上级的指示，“闻风也不动，打雷也不动”，“不传达，也不布置，历次运动，总是落在后头”。谭政“这个人没有动力，缺乏精神上的动力”。军委会议后，总政治部进行“整风”，撤销了谭政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职务。谭政蒙冤之后，很快就从军界消失了。
林彪为何用李作鹏取代肖劲光
中共建政后担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在东北战场上曾与林彪合作三年多。肖劲光到海军任职虽非林彪推荐，却也是经他同意的。按说，这应该算“自己人”了。但林彪清楚，肖劲光很有自己的见解，不轻易听命于人。加之，肖劲光年龄比他大，资历比他深，且与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指挥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林彪于是把听话的李作鹏安插进海军，欲取而代之，并随时准备“收拾”肖劲光。1965年12月，林彪在捏造事实陷害打击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同时，就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袭击，宣布“肖劲光是罗瑞卿分子”。
1966年秋，林彪以看大字报为名，先后两次到海军大院支持李作鹏，公开宣布海军党委要以李作鹏等人为核心。继而，他将李作鹏提升为海军第一政委，接替肖劲光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并且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作鹏与另外几个人一起不遗余力地排挤打击肖劲光。由于毛泽东讲了话，肖劲光虽然仍保留着海军司令员职务，实际上已经“靠边站”，无法参与领导工作了。
1969年4月28日，中共举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已逐步形成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以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都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字赫然印在选票上。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演，使肖劲光真切感受到，他们漂亮的口号下面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不够当政治局委员的条件”。
在李作鹏的指使下，肖劲光被造反派劫持到了天津进行批斗。几天之后，肖劲光又被带回北京，正赶上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海军万人大会。这次万人大会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在海军开创了残酷迫害干部的恶劣先例。
在这个非常时刻，毛泽东特别召见了肖劲光。在例行的嘘寒问暖后，毛泽东结论式地说：“海军的问题与罗瑞卿的问题是两回事，不要相提并论。”正是这句话，让肖劲光躲过一劫。
林彪为何整王树声是“隔山打牛”
说到林彪与王树声的关系，就不能不先提林彪与叶剑英的关系。
“文革”中，叶剑英成了为数不多的手上仍然握有实权的元帅。他以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成了林彪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由于叶剑英的正确领导，军事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比较晚。当王树声从“支左”岗位返回时，整个领导班子都靠边站了，叶剑英也受到了所谓“反二月逆流”的冲击，不再主管事务。暂时没有被林彪抓着“小辫”的王树声开始主持工作。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保护叶剑英。而当时，林彪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已经开始不择手段。
王树声对造反派头头们说：“你们外出调查我王树声，我马上让机关给你们写介绍信。你们外出调查叶剑英，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批准。”
林彪对王树声如此保护叶剑英，非常气愤，决心先搞掉这个“障碍”。
1968年5月10日，王树声刚回到家中，就被造反派架回学院，接着，批斗大会连夜召开。当王树声听到“走资派”、“反革命”时，大声反驳。造反派见在这个问题上没找到突破口，便拿出一份叶剑英的材料，要王树声揭发内幕。王树声这才明白，斗争的焦点原来是这个。于是，不管造反派是如何逼问，甚至拳打脚踢，他都不再说话。
后来周恩来打来电话，要求停止对王树声进行武斗，让他回家休息，王树声于凌晨四点，终于回到了家中。由于王树声受到保护，又实在整不出什么材料，林彪对王树声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同时，由于王树声对叶剑英拼死保护，叶帅也得以幸免于林彪的进一步迫害。
林彪为何总是与陈赓的意见不同
林彪和陈赓是黄埔的师兄弟，曾一同参加过南昌起义，在历史上也有渊源，却很少合作过。陈赓早年曾经当过林彪的上级。南昌起义时，林彪是连长，陈赓则是营长。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发途中，遭到国军钱大钧部阻击，陈赓带领全营掩护主力撤退。敌军人多火力强，起义军伤亡惨重。林彪建议撤退，陈赓厉声说：“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并命令林彪带领连队往上冲。林彪争辩说人太少，陈赓大喝道：“你再说我就枪毙你!”此后，两人长期分属不同的军队序列。
时间流转到了国共内战。1948年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转入长达半年的休整。当时逐鹿中原的三支大军与国军杀得难解难分。陈赓一看东野休整那么久，一纸电报发给毛泽东：全国是一盘棋，不能我们这儿打某些地方不打。毛泽东把这个电报转给了全军看。林彪率部提前入关。
在共军南下进军的征途中，陈赓所在的二野四兵团被配属给林彪统辖的第四野战军，一起围歼白崇禧的桂系集团。陈赓成了林彪的下级，两人有了难得的合作机会，但是这段合作经历却很不愉快。
林彪身为一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在东野时期就常常越过纵队首长，直接指挥到师。在东野，没人敢说什么。于是在指挥陈赓兵团的时候，也如此这般。但是陈赓很反对，没有给他师一级的密码和联络文件，让他指挥不了。这点让林彪很不高兴。南下追击中，林彪和陈赓发生了三次争议，主要是战术上的。毛泽东最终审时度势，都支持了陈赓，这让林彪脸上相当挂不住。
尽管两人之间恩怨的“前奏”铺垫得很多，不过，由于中共建政后陈赓的过早离世，林彪与陈赓的恩怨纠葛也就戛然而止……
林彪为何第一个要整罗瑞卿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从1930年2月就开始共事。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师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建议的。但是，仅仅经过一年，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
1961年春天，罗荣桓和林彪对如何学习毛著产生分歧，并在4月30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发生争论。林彪恨罗瑞卿没有支持他，并在一次接见罗瑞卿时冲他发了一通火。1965年2月，林彪托刘亚楼转话给罗瑞卿说，那次冲他发火是针对其他人的，是“迁怒”。
1962年秋，林彪生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这也引起林的不满。有一次，他在同罗谈话时，突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肖华对他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触得太少啊!”这一期间，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进行旁敲侧击：“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牌，你还是多来些吧。”
林彪写了一条仅供自己阅读的备忘录：“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如果说1961年林彪对罗瑞卿是“迁怒”的话，到1962年，他不满的主要对象已经是罗瑞卿了。
1964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1月下旬，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毛泽东在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时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这让林彪彻底下定决心整倒罗瑞卿。林彪给罗瑞卿罗织的种种罪名是罗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绝望的罗瑞卿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他后来回忆：“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但最终他并没有死，这一切只是他苦难的开始。
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罗瑞卿被红卫兵押进会场。他因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进来。罗瑞卿拖着残腿，被两个红卫兵扭曲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一个，口号声此起彼伏。每一个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人便被押着绕场一周。罗瑞卿拖着伤腿，面色灰白，痛苦不堪。不但是腿上的伤在折磨着他，人们误解他的口号声也刺激着他的神经。他并不知道，最终也正是这条腿，让他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林彪为何对许光达下手最狠
许光达中共建政后曾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手握兵权，又是林彪“死对头”贺龙的心腹爱将。最关键的是他非常不听林彪的话。这三点让林彪欲整死他而后快。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抵制过林彪、江青一伙。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论点，被当作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
1964年春天，林彪在空军召开打扫卫生现场会，要司令员亲自带队参加。许光达悖逆其意，厌烦地说：“我们部队准备大比武，训练这么紧张，要我动员大家一天到晚去抠暖气片缝，我不干。”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叶群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作，作风不正，自然就借口逃会，贯彻不力。当然，这就又成了许光达的一个“罪证”。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光达是林彪处心积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拉不过来就打倒，这是林彪惯用的手法。于是就有了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许光达被非法关押。
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找来两名1.8米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踢之职。在严刑拷打和连续不断的批斗下，许光达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专案组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许光达经常被罚站、弯腰、请罪，多次大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许光达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过来后继续审讯，专案人员还用皮带直接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许光达口流鲜血。
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咳嗽严重，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直到许光达逝世前三天，还要被迫请罪。在忍受了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摧残折磨后，许光达悲惨死去。
林彪为何整死“老病号”徐海东
“文革”前徐海东一直卧病在床，远离权力中枢，按理不会成为林彪的“绊脚石”，但是他最终还是活活被逼死了。
“文革”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徐海东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趁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一定要把埋藏在中央的“定时炸弹”挖出来，以防后患。
这封信击中了林彪、江青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仇视。林彪、江青集团开始造谣说徐海东写信给毛泽东，是“逼毛主席下台”，“让毛主席交权给刘少奇”。
1967年7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指使一群打手抄了徐海东的家，抄走了给毛泽东信的底稿。接着，他们强加给徐海东的罪名一个接一个，什么“参加‘二月兵变’”，什么“张国焘的黑干将”、“彭、黄的黑干将”、“刘少奇的黑干将”，什么“反对毛主席”等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持续，徐海东受到的迫害也一天甚于一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大楼上和他家的院墙上，出现了“打倒徐海东”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在他的名字上还打上了叉。他的存款被冻结，勤务员被撤走，药品供应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也不给供应了。徐海东痛心地对夫人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了。”
1969年10月25日，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徐海东被强迫“遣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这里住房潮湿，没有暖气，没有药品，连酵母片也不给。后来据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代：林彪要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要置徐海东于死地。这一切导致徐海东患了重感冒，引起肺炎，又由肺炎引起肺气肿。家属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被拒绝;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对方又推说找不到合适的抗菌素。郑州铁路医院一名医生提出正确的治疗方案，立即被赶走了。
1970年3月25日，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就如此含冤离开了人世。
林彪为何对张云逸无可奈何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张云逸已经74岁，而且从中共建政后就一直体弱多病，不再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夺权不构成障碍，因此他没有像其他开国元勋一样被流放、坐牢，没有被立专案审查，也没有遭到毒手，侥幸得以保全。但是，这并不能确保他不会受到冲击。
当时，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了解某些高级领导人的“问题”与“错误”，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阴谋家当然急切地需要这些资料，但是张云逸坚决顶住不给。他们又强迫秘书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也被拒绝了。于是，造反派就要造张云逸的反了。
一天，几个自称为“中央监委造反派”的人，突然闯进他的家里。他们的头头气势汹汹地说：“张云逸，老实交代你的历史问题。”见张没有回答，一个红卫兵言词激烈地大声说：“据查证，你在家中宴请过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还不赶快低头认罪!”另一个红卫兵随即打开“红宝书”，大声念着：“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仅公然与真理对抗，而且跟敌人同流合污，难道还要顽固到底吗?要知道，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张云逸听了只有一阵苦笑，这些革命小将根本不懂历史，当他告诉他们是党中央、毛主席让他去的时候，造反派们无话可说了。
当张云逸看到一些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吹捧林彪、江青集团的大字报后，就气愤地说：“胡说八道!天下都是你们打的?”还对身边的人说：“江青算个什么东西，到处讲话发指示，在延安我就看她不成才，不成器，不是个东西。”“陈伯达从没带兵打过仗，写文章还可以，当中央领导人不合适。”“黄永胜到了北京就变了，与林彪搞到了一起，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
但是，林彪对这个“倔老头”却一直无可奈何，也打消了从他身上搞材料的最后一点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