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6日，两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重走长征路，他们从瑞金出发，2003年11月3日抵达吴起。在结束了长征路后，他们将重走长征路的过程写了出来，出版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其中重走红军“飞夺泸定桥”之路的内容，颠覆了人们这段历史的认识。
1985年5月，杨成武重返泸定桥
石棉县城2003年7月25日
我以前到过大渡河，但爱德是第一次看见，他特别激动，盯着河水看了足足半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
大渡河显然没有辜负爱德的期待，甚至还让他感到惊奇。我们进入河谷，景色并不壮观，但十分险峻，摄人心魄。大渡河咆哮而过，与山壁搅动形成阵阵漩流，在这一段，大渡河与金沙江差不多宽。到了安顺场乡，水面变宽，水流变缓，可以渡船过河。
红军到这儿之前70年，有另外一支起义队伍经过这里。就在红军宣传共产主义的地方，当年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队伍也带来了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福音，这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往事。太平天国的首领认为自己是天父之子，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洪秀全把自己的追随者组织成一支军队，占领了南京并把它定为天国的首都。之后太平天国向北进军，想推翻大清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平天国是红军的先驱者。他们解放了妇女的双脚，重新分配土地。
北征失败，洪秀全与起义军其他将领也决裂了。其中石达开率领一支军队向西出走，那是最后一支被清军清剿的太平天国军队。1863年6月初，石达开的队伍在大渡河边庆祝他的儿子出生。政府军队逼近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时间过河了。有种说法是，石达开向清军投降，希望用自己一条命换取其他人的生还。但清军将领不为之所动。太平军遭到大屠杀，他们的血染红了大渡河，几天几夜都不褪色。如果红军里有人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国民党军队就要用各种方式让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形。国民党的飞机撒下传单，称朱德和毛泽东就是“新石达开”，谁要是不想被杀头，葬尸大渡河底，就最好立即投降。
今天的安顺场充满了新旧碰撞带来的难解的魅力。主街两侧的建筑物完全保持着长征时期的原貌，这样的景象爱德自打离开湘江上的界首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环境优雅的纪念馆位于1935年红军曾经住过的房子里，但很快就要移到江边一个更大的处所。村子的另一边是许多现代化的砖房，有游泳池、饭馆、卡拉OK。红军当年在安顺场渡江的一条小船停放在旁边，船首悬下一块牌子，歪歪扭扭地写着“红军船”。
红军先遣队占领安顺场的时候，只找到一条船，可以装十几个战士和六个划船的人。
“我住在对岸，”78岁的于凤颖说，“我们跑出来看红军是怎么过河的。”
“国民党当时做了什么？”爱德问。
“他们向船开火，后来就离开了。红军过河后，他们才又回来。”
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次渡河是又一个渲染着英雄主义色彩的伟大历史传奇，而国民党只表现出极端的无能和懦弱。一船红军士兵前赴后继渡过湍急的河流，击退敌人的防守，控制了渡口。这就好比二战期间，十几个盟军战士乘着舢板占领了诺曼底海滩一样。
他们又找到两条船，毛泽东希望所有战士都能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当初在水流不太急的金沙江，全部队伍渡河也用了七条船和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样算来，红军用三条船过大渡河的时间，足够蒋介石军队从成都到安顺场打一个来回了。
毛泽东只好采取第二种方案，这项看似不可能的方案导致了长征途中最著名、最惊心动魄的事件。
另外一处可以渡过大渡河的地点在北方120公里的泸定，那里有一条铁索桥，建于1705年，当初用以沟通成都到西藏的贸易通道。红军部队所在的这一侧河岸没有路通往泸定，毛泽东便命令杨成武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先遣队找出一条路，击退守桥的国民党士兵。
毛泽东只给了杨成武三天时间。
杨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当然应该以杨成武军队的速度赶到泸定。
杨成武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第一天（5月27日）：清晨离开安顺场，在田湾扎营；第二天（5月28日）：下午2点到达磨西，然后连夜行军；第三天（5月29日）：凌晨到达泸定以南5公里的上田坝。下午4点开始攻打泸定桥。
我们的出发时间正好晚了两个月，7月27日。天下着雨，但我们精神不错，因为马普安的病因终于找到了，他给爱德打电话报喜。
“我得的是‘腐烂性胃炎及反流性食管炎’。”他说。
“那是什么病？”
“简单说，就是我的胃和喉咙正被酸液慢慢腐蚀。还记得我一直咳嗽吗？那全是胃液。医生说我应该休息六个月。”
“那你怎么办呢？”
“六天后咱们在泸定见。”
一些当地人说我们的计划不可能实现，老路已经被冲坏了。这样令人失望的话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往往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人们说的通常只是自己的猜测，他们不愿承认“我不知道”。在地图上我们没有看到把大渡河西岸星罗棋布的村庄连接起来的公路。“这说明那儿肯定有小路。”爱德对杨肖说。
7月27日是我们“飞夺泸定桥”的第一天，黄昏时我们爬上了田湾上方的万岗山。我们没有仗可打，没有临时搭桥，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步枪、子弹或者手榴弹什么的，但我们还是累得精疲力尽。
天黑后，我们挣扎着下了山，进入田湾，那里刚停了两天电。除了面条和煮鸡蛋，没有其他吃的。
“这些对红军来说就够奢侈的了。”杨肖开玩笑说。
爱德眨着眼，他没有情绪去听英国式的黑色幽默。
总的来说，这一天还算比较轻松的。
从田湾到上田坝还有78公里。红军第一方面军先遣部队一口气赶到那里，中途没有休息。
第二天到达磨西的时候，我们走了一半的路程，比计划晚四个小时，太阳已经西斜。爱德问一个当地人往泸定去的路。
“红军走过的路？”他转了转眼睛，“全都冲没了，没人再走了。你们必须走另外一边的路。”
爱德又向友谊旅馆的老板打听情况。
“没有问题。”他说，一边用手指着磨杠岭山上的断崖，那断崖将磨西与大渡河谷割裂开来。“红军走的是那条路，你们沿着它一直走就可以到泸定。”
天色逐渐阴沉下来，磨杠岭上的景物影影绰绰。谁说的话可信呢？我们更愿意相信旅馆老板，但我们能在黑暗中找到路吗？这时，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帮助犹犹豫豫的我们打定了主意——吃完饭便去睡觉！和杨成武一比高低的计划泡汤了。
第三天早上有了阳光，这让我们很高兴。磨西的老村子非常有特色，有一座迷人的天主教堂，这教堂1935年就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毛泽东在教堂隔壁的牧师家住过一晚上，牧师的房子是一座坚固的欧式建筑，现在还保留着。老城区的中心现在成了长征途中最大的旅游开发区。磨西是通往四川最高的山———贡嘎山的门户，整个村子周边矗立着许多高级饭店，接待来参观贡嘎山美丽景色和壮观冰川的游人。距离我们住的旅店50米，有一块三星级长征饭店的广告牌，上面是一幅饭店员工———女性居多———穿着红军军装的合影。爱德不禁慨叹新长征者的拮据，“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在这个饭店里呢？”
翻越磨杠岭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回头看，磨西的景色十分壮观。我们已经站在薄云之上，透过云层看磨西县城和大渡河谷，郁郁葱葱的山坡上的景物时隐时现。
旅店老板完全正确。从磨杠岭山顶走到泸定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前提是40多公里的路程对你来说不算什么。我们晚上9点才到上田坝，晚了大约13个小时。
“现在我知道了，”杨肖说，“飞夺泸定桥不是开玩笑。不是吹牛。”
历史书没有夸张。书上说“飞夺泸定桥”战役按时间赶过去全程经过120公里，跟我们的测量差不多。
我们还多走了1公里，那就是7月29日从泸定县城境内的大渡河到我们住处之间的距离。从田湾到上田坝，杨成武的军队共走了73至78公里，用了25个小时。
但到泸定这段路程还是相对轻松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传奇。
泸定2003年8月7日
今天早上，我的胃还在咯咯作响，身体像散了架，没一点精神。我这副身板儿打乒乓球都没有力气，现在又要回去吃苦，再去面对我一生中最大的体能挑战，我不敢往下想。
马普安回来了，还赶上为杨肖回北京送行。杨肖是被老板叫回去工作的，但他希望能回来爬雪山，我们很难说清谁最希望杨肖能回来。马普安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虽然在北京休养的三个礼拜里他长了4公斤，但就算这样，他也才60公斤。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白天过泸定桥。桥的主体是13根长度100米的铁索，每根都有拳头那么粗，连接着两个粉刷一新的木岗楼。
其中九条铁链在脚底下，上面铺着木板，左右两侧还各有两条充当护栏，但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中间的人行道有1米宽，木板铺得很密。人行道两边的木板就稀松多了，两片之间有大约8厘米的间隙，透过去可以看到脚下湍急的水流。当农民挑着担子从爱德身边一颠一颠经过时，爱德必须紧紧抓住最上面的铁链来保持平衡。威廉·林塞10年前经过这里时曾亲眼看见一个妇女掉进水里淹死了。
但是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失望，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座铁桥悬在高高的两山之间，离河面至少有100米高，下面的水流湍急汹涌，桥上几乎没有木板。实际上，这桥距水面最多只有5米的距离。当地人说如果发洪水，站在桥上伸脚下去就能碰到水面。但只有傻子才这么做，因为河里的水流变幻无常，一不小心人就可能被卷走。
当年红军先遣队到达泸定的时候，桥上的木板已经全被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铁链。
这全是国民党守军干的。
杨成武在他的文集里对“泸定桥传奇”有这样的描写：“当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22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去。”
“……我忽地从桥头一跃而起，带着三连在22个勇士后面一边铺桥板，一边向桥东冲去。”
“……我们的突击队爬完最后一节铁索，几乎就要接近敌人的桥头了。突然，西城门燃起熊熊烈火，火光冲天……他们为了防止我们攻进城去，把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在城外，然后浇上煤油，一旦用水挡不住我们，就用火来拦阻我们。”
“……廖大珠同志突然一跃而起，在同志们的口号声中，带头冲进火海。他头上的帽子着火了，身上衣服着火了，然而，他仍旧不顾一切地向火里扑去。”在杨成武的描述中，22名红军突击队员都活了下来。但根据桥上纪念匾的官方记载，只有18个人成功冲破了封锁线，另外4个牺牲了。
“我跑到后面的山上。”86岁的李国秀站在桥上指着西边说，“他们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们躲在山头，看见22个红军过桥，前面带路的七八个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枪毙了，几个被击中的老百姓掉进了河里。”
爱德问她：“红军有22个过泸定桥，你看到他们怎么过的了吗？”
“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只挂着铁链。过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枪毙了。”
李国秀就住在大渡河的西岸，一直没有搬过家。现在的房子已经整修过，是砖和水泥结构。1935年时她家的房子全是木头做的，但拆下很多木板给红军做新的桥板。
假如李国秀的回忆没有失实，“飞夺泸定桥”这一事件就少了些传奇色彩——在当时的环境下，红军伤亡如此之少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书籍和电影都没有提到这些带路的村民，恐怕是不愿让红军的英雄形象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