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在政治斗争中落败的他为保全身家性命，先是投奔国民党，而后避居香港，最后客死在加拿大。
张国焘在加拿大的墓地
既生瑜，何生亮，走为上计
据现今可查阅的文献，早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出身豪门望族的学生领袖张国焘便在北大教授陈独秀的介绍下，与图书馆员工毛泽东握过手。多年后，毛还曾为此感叹道“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由此结下梁子。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同会，张国焘被选为大会主席。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今四川小金县的懋功会师，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重大政治斗争。张深谙毛的作为，既是同党，又是棋逢对手，逐鹿争雄，一山不容二虎，最后必有一场输赢。
历史真相，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张国焘最后决定逃离延安，走为上计，对他自己来说确实是迫不得已。尽管贵为红军总政委，驰骋沙场的一代红色枭雄，人性中仍有软弱的一面，那就是死到临头，不能坐以待毙，要保全性命。遥想当年，张国焘有过关乎一生荣辱生死的两次出逃。
第一次是告别延安，并非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作为，而是当时的延安已经容不下他，杯酒释兵权，突遭贬黜，大将军失去了军权，虚位文职，叨陪末座，奈何以堪？延安已经没有了他的人生大舞台，被彻底边缘化了。他领导的红军主力在西进途中几乎全军覆没，葬身在彪悍马壮的马步芳骑兵部队屠刀下，血染昆仑，侥幸逃生的部分红军将领，又相继被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污指为“托派”，下令一个又一个被处决，遭到清算，所剩不多，如旧部陈昌浩、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等，则幸存了下来。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写道：“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由此可见，当时张国焘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8年，张国焘借道去西安祭黄帝陵大典之机，告别延安，投奔设在汉口的民国政府，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共赴国难，抗日救亡”，真实的原因是王明给他带来死亡恐惧感。目前解密的党史文献记录着：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第一领袖自居。张国焘曾多次挨过王明的整肃，对他表示冷淡，然而仍躲不过王明对他的继续刁难。当王明约张国焘单独谈话时，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这里指的李特曾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曾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其实，王明这次大开杀戒，因“杀无赦”死在他的刀下的冤魂还有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三位红军高级将领，共计五人。他们皆为当年张国焘留学莫斯科列宁学院，那年那月“中央党校”的同届同学，风华正茂的红军精英。
中共党史文献中记载，张国焘听到他最信任的红军将领们竟被处决惨死，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面对如此信口开河，草菅人命，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谴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当时的延安，红色政权刚刚安营扎寨，粮草未齐，已在酝酿筹备公审张国焘等人的党内斗争大会。
张国焘的这最后一次与王明之间的延安对话，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多舛，由于自己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两千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加上同毛泽东的内斗，部下误将毛的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夫）杀掉，因果相报，知道毛也不会放过他，大祸即将临头，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只有最后下决心出逃，走为上计。他在《我的回忆》里说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
但他这一走，导致他的众多红军部下受到极大的牵累，或被革职，或长期受到审查，株连甚广，确实非英雄所为。这让我想起了稼轩词中的名句：“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谁共我，醉明月？”简直就是古人为今人的写照！倘若张国焘不逃离当时的困境，而是忍辱负重，虚心认错，偃旗息鼓，韬光养晦，留在延安，以及1949年后的北京，不知是否还能逃得过后来历次党内斗争与整风运动的整肃？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这位老者会去经历怎样的颠沛流离和历史清算。是否还能逃得过他在世时文革浩劫的最后一次灾难？
告别香港，避乱于天涯海角
第二次是告别香港，远走天涯海角。1949年以后张国焘为避灾祸，从国内举家逃难到了香港，从此息影香江，住了整整16年，没想到在1966年世事又发生了沧桑巨变。当时，文革浪潮已波及到香港，追杀张国焘的红卫兵大字报已贴满了中环、旺角一带的市中区街道，遂引得这块飞地也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知道明晨天亮还会发生什么大事？以当年发达的信息传播，张国焘应该得知京城里的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陈昌浩、李先念、徐向前、陶铸等一大批红军旧部与朋党已惨死囹圄或沦为阶下囚的遭遇，再次感到了灭顶之灾即将临头，死亡的恐怖之感陡然而起，香港也已非安全之地，呆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决然出走，举家飞往加拿大。
回望现代中国历史，中共早期领袖人物大多命运不济，劫难频频，几乎无一人幸免。在红色话语中更是毁誉掺半，先后在异常惨烈的“窝里斗”中因言获罪，为信仰而殉道，被踢出了局，断送了一生，从此成为了边缘人，不得已而败走麦城，流落他乡而后终。无独有偶，例如陈独秀死在了抗战时期的长江边城江津，毛泽东在延安坐大后，已消灭了党内潜在对手的威胁，息事宁人，借《七大报告》称颂其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王明死在了遥远的前苏联莫斯科郊外，毛曾评介其为“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张国焘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最后一次延安会面，毛告诫张：“我们之间彼此都要留有余地”，祘作临别赠言。中共早期领袖们的人生结局如此，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是啊，长征几万里，孤魂不到关山难。张国焘们曾经都是热血青年，立志高远，救国救民于水火，策马扬鞭，统帅大军，捭阖天下，老来壮志未酬，望长空悲叹，泪洒异国他乡。古往今来，再旷世绝代的英雄，当凌云壮志在时光中消磨成灰烬，才会不得不醒悟到，原来自己也是一个稀松平常之人，妻儿老小才是亲人，坐在自家门槛上，回首沙场逐鹿争雄，远望雁阵飞过，我负江山，江山负我，也不唯于此了。
从现在的个人结局看来，张国焘应该是不幸之中之万幸，避乱于海外，最终寻找到了他一生最佳的栖身之地，身后也有一块宁静的土地供他安息长眠，远胜于连骨灰都不敢留下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李先念、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袖，深谙党内政治斗争的残酷，最后交由家人将骨灰撒向大海，一了百了，或魂归故里，迁回家乡入土为安，这或许也有感于在文革中瞿秋白被突然扣上“叛徒”的帽子，遭到了掘墓之祸。当年的京畿重地八宝山公墓，被掘坟的红色先烈何止成百上千？让世人都看呆了。
目前，已解密的党史文献记载着周恩来临终前，从昏迷中醒过来，最后发出了微弱而颤抖的呼喊声：“我不是叛徒！”在真实的政治高压与惊怵不安中溘然离去，与张国焘晚年平平静静的人生结局形成鲜明对照，正应了先哲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地悠悠，安知祸福，诚如斯言。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进入人生暮年，张国焘客居异国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正值文革浩劫，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这时的加拿大却如同国际舞台斗争的台风眼，风平浪静，是一处绝佳的生存环境。在得天独厚的空间，张国焘开始了写作自己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
这部书稿，逾九十万字，详述中共创建经过及作者和中共诸政要的交往。写到了苏区的爱恨悲欢，延安的风云变幻，书中国共两党要人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等人的言行个性，跃然纸上，可说是关于中共党史的第一手史料，而历年来中共和苏联党要之间的斗争冲突过程，共产国际的对华内幕，书中更详细说明来龙去脉。更有不少历史事实，以此书首次公开解密。比如西安事变的“和解”，竟非当时中共和张学良等始料所及，亦非来自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斯大林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形势所发出之指令，周恩来领命从中斡旋成功的例子，言之凿凿，完全符合当时国共两党所处的国际大境遇。
在这本书中，张国焘将亲历亲见亲闻一一梳理，娓娓道来，那种人世沧桑、历史苍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因此，尽管这本书以“体制内”的话语或可褒可贬，但其史料价值，无疑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珍品。
其实，张国焘晚年反省，说他和毛泽东本是同路人，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都曾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但历验了许多人事后，都想做老大，必有一败。最近载于国内《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开国将军许世友的话语：“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这一推断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能统帅红军主力，拥兵自重的唯有张国焘。那时还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人物，因此也没有功高镇主一说，红军各路人马大致平起平坐，不分伯仲。而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与张国焘的内斗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自己也曾被革职反省，几起几落，既生毛，何生焘？任何一部中共党史版本，应该都绕不过张国焘这个名字，用毁誉掺半解读他的一生，或许不无道理。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张国焘与他的同辈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等一道，曾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篇历史画卷。他们文才傲世，拥有诸多第一：陈独秀在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协助下，创办了《新青年》，瞿秋白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并是第一位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于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他们的历史功过，如果不是加以一边倒的政治丑化，本来还有人性呈善的许多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但相信后世终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张国焘的笔下，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一家三父子，同为中共中央委员，同为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连任前五届中共总书记，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两个儿子均有出息，官拜中共省部级要职，相继被害于上海龙华监狱，临刑前均即席赋七步诗，留下绝笔，浩气冲天，视死如归，其中乔年拒不下跪，被乱刀砍死，壮烈牺牲。他们的高尚情操及学养，英气逼人，旷世绝代，今天的官二官三代们在酒酣欲足之际，焉能望其项背，习得真经于万一？何来又是持续多年的“叛徒”之说？当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父子仨组合出了一曲独特的中国红色历史悲歌，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其中，儿子们的悲剧是正值风华正茂的岁月，却为虚无缥缈的信仰而殉道，而父亲的悲剧则超出了这一信仰的内涵，具有更为醒世的意义。
在《我的回忆》里，张国焘对瞿秋白的“变节”有过扣问，预言瞿秋白的问题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因为他们两人曾经同为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朝夕相处，相知甚深。如今，瞿秋白背了大半个世纪“叛徒”黑锅的疑案，已经得到了“平反”，罪名被官方认定为又是搞错了。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共领袖人物在异常惨烈的党内斗争中，大多成为了信仰的殉道者，死后竟也背负一生骂名。稍可欣慰的是，他们先后留下了各自的长篇遗著，可供后世解读，了解真相。例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等，当代读者尚可从中窥见他们那年那月的心路历程，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殉道的主义与信仰。
在远离故国的加拿大，张国焘书写下这样的家国情怀：“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情，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如此空谷足音，让人读之闻之，似有“五四”书生尚未消褪的万丈豪情，似有跨越时空的凄美与悲壮，似有对当代历史的无奈感喟！
1920年夏，张国焘参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策划，发起组织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其实就是中共前身，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1921年夏，张国焘参会中共一大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仅有的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国焘开创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刘少奇、李立三、毛泽东、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国焘主持职工运动时的同道。1921年岁末，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多年以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沉痛地感喟道：“在中国的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这句话说得实在醒世，其中蕴涵了历尽惊涛骇浪的一个过来人对民族未来太多太多的人生感悟。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皆如烟云散去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降，两岸华人社会还没有编修出一部完整客观，真实信篤的中国现代百年断代史，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这一重大学术工程在两岸一直遭受旷日持久的政治影响，至今没有完成，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古往今来，历代官修的史书，御用学者以官权利益为价值取向，政治介入历史研究，从而确立自己的历史观，而解读历史，很难超越官权制约的话语框架，实际上难免产生误读，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从严谨的治学视角来看，可以说这类为权贵所需，任意阉割历史的文本均系伪作，不为史书。
因此，诚实面对历史，直言历史，而非随意曲解历史，编造历史，隐瞒历史，乃是一个民族反省，进步的出发点。时至今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之后，曾是两岸学者研究禁区的许多当代史实，如今开始了逐步解冻，是令人鼓舞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说过，“时间是最公正的老师”！寄望于今后的几代普罗大众，终会等到对那一段历史作出公正评价的那一天！还原更多的历史真相，其实也是对历史的尊重，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
目前，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四川巴中县南郊的南龛风景区，有一座红军烈士陵园，那里矗立着一座张国焘塑像，碑文上刻：“共一大代表，军总政委”，位于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之中。以供人们凭吊与瞻仰。这正如林彪的巨幅画像，近年来又再次登堂入室，重新挂进了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与其他九大元帅并列。然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以毛为首的几位红军领导人朝北而座，高大挺拔；张国焘的塑像则被刻意分开，在群像对面，孤独朝南而立，形象猥琐矮小，位置也较低，看得出此乃御用艺人的精心丑化之作，将本来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红军统帅张国焘塑造成了一个面呈苦命像的侏儒，据说是意指当年张与毛的南北之争，一败一成。
那年那月党内的残酷权斗，波诡云谲，你死我活，孰对孰错，见仁见智，早已淮橘为枳。但张国焘塑像的这种处理方式，令人联想到杭州岳飞墓碑前的秦侩塑像，把创建中共的老祖宗糟蹋成这样，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后代子孙若见此又有何脸面？用艺术来曲解历史，不能不说是作为艺术家的自贱与人格耻辱，也是整个红军烈士陵园里的败笔！其实，为人为事，本应善待，何苦要继续做鲁迅笔下所鞭挞的麻木不仁的“看客”呢？难道我们的民族根性里永远摒弃不掉如此的冷漠吗？是啊，张国焘一生也曾轰轰烈烈，也曾卑躬弃节，老来客死他乡，遥看秦关汉月。不以成败论英雄，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是当代人应有的理性与价值取向，将永为后世称道。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撒手人寰，溘然去逝。他的一生功过虽已如烟云飘散，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他曾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为中共的产生而奠基，作为创始人之一，担任过中共一大主席，中共组织部长，经历了中国革命早期的许多紧要关头、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继而统帅了红军主力，万里长征，戎马倥偬，大起大落，有过太多的台前幕后故事，有过太多的毁誉掺半，需要史家去政治化，揭箧探囊，去伪存真，不为尊者讳，秉直书写春秋，方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张国焘无疑是一位发挥过重大作用，绕不过去的人物，因此，他将永存史册。若干年以后，即使过往的政治老人，以及当今的官二代、官三代所传承的杯葛，恩怨与情仇都已如神马浮云，烟消云散，善良的中国人还会继续寻找几近凐灭的历史记忆，用善意去解读他，追思他，因为他留给了我们不仅仅是一部泣血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更有需要多年才能消化完的历史沧桑。
为此，我谨写下此文，作为一朵白色鲜花，敬献在张公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地碑前，以期表达上世纪文革浩劫后考上大学的七七级学子，一名后辈读书人对张国焘，这位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人物的追思与心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