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和林彪5月18日讲话，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元首。绕开宪法，绕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军队支持的群众运动废黜国家元首，这本身就是一场政变。毛泽东和林彪是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在1966年4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被扩大进来的人都有表决权。毛是想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左”派干将弄到会上示威。刘少奇强调党内人事变动必须经中央全会通过。如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不一定能取得多数的支持。毛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坚持不开中央全会。不让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毛紧紧抓住林彪，抓住军队，决心必要时“枪指挥党”挽回颓势。抓军队主要是拉林彪，建立毛林联盟，以压住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三个多数。但毛对林彪也防着一手，并不用林彪的亲信部队。最高奖的一颗棋子毛抓住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并不是林彪的亲信，在战争年代杨林有过龃龉。第63、65军是杨成武指挥过的华北部队。全面代替罗瑞卿，跻身于党、政府和军队重要领导人行列的希望吸引着杨成武，杨成武这时是绝对忠于毛泽东的。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叶剑英和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与国防军统一编组。盖因罗瑞卿当过多年的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月15日毛决定设立首都工作组，以叶剑英为组长，以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成员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付崇碧、万里、苏谦益等，这十一个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第一副组长杨成武。杨推荐第63军政委丁莱夫为广播事业局第一书记，第63军参谋长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5月14日周恩来指示北京广播电台脱离北京市领导，由广播事业局代管。这样就牢牢地把对外发言的喉舌控制起来了。杨又建议调第63军驻石家庄的第189师和第65军驻张家口的第193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由付崇碧任卫戍死了，均获毛泽东批准。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或期间完成了部署。毛以自己枪杆子的优势成功地压住了常委的多数，孤立了刘少奇，挫败了刘少奇召开中央全会的企图。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76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指定会议仍由刘少奇主持，但由康生保持和毛泽东的联系指导会议的开法，这样一来刘少奇只起一个司仪的作用。
5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康生以传达“圣旨”的神秘身份在会上讲了8个钟头。康生其人，战场上披坚执锐，和平时期治国安民，他百无一能，唯独有搞阴谋权术的天赋。从延安整风他背弃王明投靠毛泽东，只是在促成毛江婚姻上起了一点作用，其他方面寸功未立。毛泽东豢养着他，八大给安排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无任何实职，1962年让他进书记处，作为牵制邓小平、彭真的一颗棋子。在这次会上，康生挑大梁，起了沟通南北。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是得意非凡。康生传达了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毛泽东批评彭真、陆定一，要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等历次谈话，又着重炫耀1966年3月与他个人的两次谈话和一次集体谈话。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没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这次会议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伯达、春桥等同志起草的。一开始主席就指出，这个通知不应该是技术性的，而应该是理论性的。主席亲自做过多处修改和增补，比较重要的地方有：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康生停顿几秒钟，叫与会者体会这些话的含义和分量，然后说：“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党内这么重要过，透过近视镜片，一双小眼睛扫视全场。
此时此处，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的，知道毛泽东决心要搞倒刘少奇的，据陈伯达后来在狱中回忆称，“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几位常委就像听天书一样不得要领。一般地讲反修防修，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又不便于反对，。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既要打倒（或半打倒）又要叫他们举手通过。
毛泽东在杭州秘密地会见林彪时，嘱其“像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再讲一篇。5月18日，林彪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叠打”。
毛主席最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说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直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少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详细去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注：陆夫人严慰冰因为给叶群写匿名信成为轰动一时的反革命案件），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者，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林彪说这一番话的背景是所谓“窃听器案”。
1961年2月，毛泽东乘专列南巡，来到湖南长沙，车停北站一条支线上。毛的专列由11节车厢组成，有毛的卧室、办公室、书房兼会客室、餐室、医疗室等，其他为工作人员车厢。
毛正在会客室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都到月台上去散步。
一个专管无线电设备的工作人员突然心血来潮，对毛身边的一位漂亮女服务员开了个玩笑：“我听到你在主席卧室里的声音了。”
女服务员大惊失色，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睡房里有人窃听！”
毛泽东挥走张平化，把随行的杨尚昆和罗瑞卿找来，查问：“你们在专列上安装了什么机关？谁叫你们这么干的？”
杨罗面面相盱，只好说实话：“大跃进以来，主席经常在列车上接见各地负责同志，即席发表讲话，秘书记录不全，许多重要指示遗漏了或失真了。为了能够跟上主席的思想，中央书记处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列车上安装一套设备……”
毛泽东控制情绪的能力是惊人的，他知道这个时候----全国到处饿死人，自己众叛亲离，正是统治权最薄弱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发作，不能摊牌的，但是要把情况问清楚，遂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是一番苦心喽。我不责怪你们。设备是哪里产的？是老大哥提供的？”
杨尚昆说：“是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过有关渠道，从海外进口的。”
“很先进啰。什么时候装上去的？”
“1959年1月。”
毛泽东又是一惊，但依旧平和地说：“哦，哦，整两年了，你们还真能够保密。我的那些工作人员知道吗？”
罗瑞卿说：“秘书们是知道的。但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保守机密。”
毛泽东哈哈大笑着说：“既然大家都知道，还算什么机密？也算不上阴谋喽，顶多算个阳谋。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阳谋，自己也搞过几次阳谋。”
罗瑞卿补充报告：“只有进出主席房间的服务员不知道。他们经常轮换。流动性大。”
毛泽东像是漫不经心地交谈：“这么说少奇、小平同志也是事先都知道的？”
杨尚昆说：“经他们同意的，中央书记处有个内部决议。”
“恩来呢？还有汪东兴，他们都知道吗？”毛泽东要弄清楚每个关键人物对此事的态度。
杨尚昆答道：“总理知道，还指示过：‘既然是从全党利益出发，就一定不要闹出误会来才好。’汪东兴同志曾有过保留意见，后来书记处做了说明，他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笑着说：“还是恩来虑事周全。现在本人已经不误会了，前嫌尽释，如何？”
谈话一结束，杨尚昆带着一身冷汗赶紧给刘少奇打了个电话。
刘少奇马上飞抵广州，向已到广州的毛泽东负荆请罪。他交上了1958年12月中央书记处关于在毛主席卧车上安装录音设备的决议文件，上面确有书记处成员的签名，还有周恩来画过的圆圈。刘少奇想以此证明，此举确是阳谋，目的是为了紧跟主席，学习主席，绝无别的意思。刘少奇还提出。由汪东兴负责清查、检视、销毁存放在中央办公厅保密室的所有录音带及其文字整理资料。刘少奇说，此事最初虽是书记处的主意，但是经过了他点头的，应由他个人负责，向主席检讨、道歉，并请求纪律处分。
毛泽东深藏不露，面带笑容地说：“少奇呀，你知道广州有个六榕寺吗？在弥勒佛大殿有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我就喜欢那个大肚弥勒佛。明天我们拉上罗长子，还有尚昆，一起去游六榕寺。你们是好心办了件不太好的事。事情讲清楚了，就算了结了。你放心好了，那件事就按你讲的办，今后在党内任何人都不准再提。我也不会提请中央处分任何人。法不责众嘛。目前最重要的是全党团结，一心一德，稳定军心党心，共渡难关。少奇呀，历代的农民起义，多因饥荒而起。千万不要闹到陕北出李自成，四川出张献忠，洞庭出杨幺；蒋委员长再从南边一攻，苏修从北边一压，我们就霸王别姬了。当然，我不会去自刎乌江的，至多上山重新拉队伍……”一席话稳住了刘少奇。
杨尚昆一直强调是录音不是窃听，是中央工作需要，不是个人阴谋活动。他自己也没有对此作出检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从此，毛泽东对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整个失去了信任，是毛刘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
林彪继续说：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够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无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了。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16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会就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也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实现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64岁，恩格斯活了75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过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54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也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任务。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是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的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和林彪5月18日讲话，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元首。绕开宪法，绕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军队支持的群众运动废黜国家元首，这本身就是一场政变。毛泽东和林彪是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这篇讲话真像是一颗政治原子弹，把全党炸懵了，炸服了；把全国人民炸懵了，炸服了。使毛泽东彻底摆脱了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尴尬和被动，把他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终身领袖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众神殿里，他被摆在了马、恩、列、斯之上，极大地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没有人敢再追究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连想都不敢再想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潜意识地感觉到只有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自己才会有人身安全，家庭才有安全，这个政治上的队非站不可。一个全民性的个人崇拜高潮，既是被逼的也是自愿的，像滔天洪水一样席卷了神州大地。
对林彪这篇讲话及其在党和人民中的震慑作用，毛泽东是相当满意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先说行踪：“自从6月2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
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武林是指的杭州，“西方的一个山洞”指韶山滴水洞别墅，“白云黄鹤的地方”是说又到了武昌。接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的“518讲话”。这里没有责备林彪讲政变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妥，是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吹得太高、太离谱了。既然“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只能违心地同意，先吹上一阵子再说。毛把这封信给周恩来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作为见证人。
毛作为权谋家，他当然知道林彪那样吹他是别有用心的，是要用这篇讲话换取毛泽东手中的“神器”，换取他的“江山社稷”，换取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不知道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中说了那么多的昏话，走了那么多的臭棋，犯了那么多的错误。这种鼓吹作为打败刘少奇的一个攻势，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是有用的，也是有效的，但作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能长久的，将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写这封信是要预先挂上先见之明的“号”，在他充分享受个人崇拜的丰硕成果的时候，挂上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号”，以便将来从反对个人崇拜中得到另外一份好处。这是一层意思。
毛把写给老婆的私信给周恩来看，是用不经意的形式告诉周：我和林彪之间是有嫌隙、有距离的，作为执掌大权的总理，你心中要有数，不可与林彪走得太近。这是第二层意思。周恩来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立刻领悟到，在毛泽东已经是众叛亲离，只剩下林彪一个“亲密战友”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比林彪还要“亲密”的战友，这就是江青。周恩来一方面不露声色地、分寸适度地与副统帅拉开了距离，绝不犯陈伯达那样的错误；另一方面，施出浑身解数与江青曲意周旋，绝不硬碰硬顶，但又绝不允许江青成为吕后，坚决阻止毛泽东世袭传家的图谋。毛泽东晚年，党内斗争出现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政治局面，盖源于此。
毛泽东在个江青写信之前，即1966年6月，还有七律一首，题为《有所思》：
正当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园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洒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江青先是拿这首诗向叶群炫耀，又说：“主席在武汉还给我写了一首诗，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可以作为这首诗的注解。”叶群赶紧把诗抄下来，回家拿给林彪看。林彪仔细琢磨后说：“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有所思。他到底怎么想的，我们得搞清楚。一定要找江青把信要来看一看，这点面子她会给的。“叶群找到江青说：“林彪同志想看主席写给你的那封信，好跟上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江青说：“这事得请示主席。”过了些日子，毛泽东当作一件大事，派周恩来拿上那封信的原件送给林彪看。那时正是伏天，林彪在大连休养，周恩来为此事专门上了一趟大连。林彪看得很仔细，半天才说话：“伟大领袖出于谦虚，不让我们那样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能够因为主席谦虚，就不树立毛主席的权威吗？我认为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越是这样讲，我们就越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请总理向主席转达我的一点意见，这封信销毁为好，落到右派手里，对大局不利。我们知道主席的意思，以后在讲话中适当注意就是了。”
“好吧，我就这样告诉主席。”周恩来说。
周向毛泽东报告后，毛同意把原件烧掉以安抚林彪，但留下了一份经毛亲自校阅的抄件存档。这里就潜伏着毛林分手的危险。
近年海外学者对1966年7月6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是913事件后康生、张春桥伪造的，也提出了一些言之成理的理由。2004年戚本禹接受学者余汝信访问时说：
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了这封信，觉得应该在党内高层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在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抄了一份。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么，在江青处的抄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个人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时，叶才离开。“
查《周恩来年谱》下卷第四十页，有这样的记录：
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同志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戚本禹的证言和《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是可信的。就是说，7月8日这封信是有的。问题出在，印发全党的信件和烧毁的原件上不同的。因为没了原件，根据秘书的抄件印发这封信，这就留下了增删修改的可能性。康生、张春桥作伪不是无中生有造了一封信，而是修改了信的某些关键字句、段落。
康生在1971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说：“为了维护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在一些材料上作出补救、增加，是革命事业、对敌斗争的需要。”
据张玉凤在16大前夕披露的材料说：“1972年12月26日……主席又提及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
毛泽东说“在信中做了文章”和康生说的“补救、增加”刚好吻合，精神是一致的，是先有一封信，在信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至于“补救、增加”了哪些内容，只消把下发件和抄存件对照就清楚了。这有待中央档案馆公布那个抄存件。
我听到关键是要弄清楚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打“接班人”这张牌的深意。准确地说，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接班人”的说法，是个诱饵，是个烟幕，他实际要找的是辅佐“皇后”的辅政大臣。他意中的接班人是江青，但深藏不露。要一步一步地过渡，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江青。没有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也要找别的理由把林彪废掉。不是毛泽东真要把班交给林彪，林彪出了事情，毛选错了接班人下不了台，才造出这么封信来，而是林彪在发表“518”讲话时（这时林彪对毛的支持是真诚的），毛就对林留下了一手。在树立林彪的时候，预留了打倒林彪的底牌。毛泽东是把林彪当作打鬼的钟馗使用的，刘少奇被打倒了，林彪的使用价值就没有了，就成为毛泽东实现既定目标的障碍了。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林彪被毛泽东耍了。有这封信是顺理成章的事。
1966年9月（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林彪被封为“接班人”不久）的一天，林彪秘书张云生在人民大会堂亲眼见到毛泽东把两本线装书《郭嘉传》、《范晔传》推荐给林彪看。郭嘉是曹操的谋臣，履立奇功，38岁英年早逝，范晔为南朝宋国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詹事”的职责是“掌皇后太子家”，因谋反被诛，时年48岁。毛泽东以古喻今，告诉林彪，要学郭嘉，忠于主公；不要做范晔，要忠于皇太子，否则小心你的脑袋。林彪看后口述了感谢主席的信。从事后林彪对行动来看，他拒绝扮演“太子詹事”的角色。从未接见过毛远新，对江青的扶持也是在毛威逼之下的敷衍。
就在毛泽东和林彪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术语制定《516通知》和发表《518讲话》，导演文化大革命这一幕历史大戏的时候，江青和叶群的一次私下谈话说出了她们对她们的丈夫那些闪闪发光、道貌岸然的理论的理解。
那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来到了毛家湾，叶群奉为上宾，迎入自己的卧室。那里门窗隔音，是个说私房话的好地方。二人嘻嘻哈哈一阵，江青忽然正色道：“你说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叶群一时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谦虚地望着江青。
“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的仇人统统打倒。”江青咬着牙，绷着嘴，看叶群的反映。
叶群连连点头，表示心领神会。
江青接着说：“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去整他们。我的仇人，告诉你，你要想办法帮我去打倒。”
叶群想了想说：“我倒没什么事，只是在反高岗的斗争中，高岗说过一些不利于林彪同志的话，全是他的诬陷，林彪同志一贯反对串门子，是个守纪律的人。那些个材料不知存放在哪里？”
江青说：“这个你放心，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调谁的档案都能调出来。”
叶群说：“您有什么事叫我办，尽管吩咐就是了。”
江青仰在沙发上，眼睛里露出凶光，咬着牙说：“有个叫严朴的（注：严朴，江苏无锡人，生于1898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是中共六大代表），这个人也是你的敌人，他是严慰冰的父亲，1938年他从上海写信到延安，阻止主席跟我结婚。这个人死了，葬在万安公墓里，要把他的坟扒掉。还有孙维世，她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在延安夺走了我心爱的人……”
叶群插话：“你说的孙维世是不是孙炳文的女儿？”“正是她。”江青说。
叶群接着说：“她也是我的仇人。她在苏联追过林彪同志，后来林彪同志跟我结婚好几年，都有了豆豆和老虎了，打四平时她从苏联回国，专门到司令部去找林彪同志。我一看两人谈话的神色就不对。林彪同志还想把她留着东北，我找了政治部（注：她不说找了高岗），坚决不能留她。”
江青大感兴趣：“还有这事，我也为你出这口气。”
江青接着说，叶群很注意地听着。
“当前比较急迫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海公安局处长王济普，他保存了我的历史材料。1935年我在上海被捕，那次是误捕，我叫他把这份材料清出来给我。他卖关子，不办，不过此事张春桥可以帮我办。另一个人是郑君里，他手里有我一封信，很重要，你要想办法给我追回来。”
“是封什么信呢？有个目标好查。”叶群问。
“你不要管什么内容，他家里要是有我的信，都弄回来就是了，还有些30年代的杂志、书报、海报什么的，我那一段挺红，演戏比较多，现在我们身份不一样了，那些东西散落在民间不好。”
叶群连连点头。
送走江青，叶群把江青说的一些人和事告诉了林彪，但她没说孙维世的事情。
江青要追回的是封什么信呢？1957年5月，曾是杨开慧的同学，时在长沙第十中学任教的李淑一（他的丈夫柳直荀追随毛泽东搞农运，任湖南农民协会秘书长，1932年终洪湖牺牲），给毛泽东写信，附赠怀念柳直荀的词一首，并索要毛泽东年轻时写给杨开慧的一首词。5月11日，毛泽东填词《蝶恋花》随信赠李淑一。李淑一接到毛主席的信和词，如获至宝，同事相互传抄。后征得毛泽东同意，在报刊上发表，还影印了毛泽东《蝶恋花》手迹，在文坛是引起很大反响。
江青读报至此，醋海波澜，闹了个天翻地覆。她跟毛泽东摊牌：“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怀念我的唐纳呢１毛泽东说他”胡闹“骂她”混“，她说：“你怀念前面的老婆写诗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载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什么呀１
一怒之下，江青真的写了一封信，不过不是给唐纳-她不知道唐纳在何处-而是给唐纳的好友，名导演郑君里，请郑君里帮忙找唐纳的下落。这封信由一位可靠的密使送到了，在大上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今要爆炸了。
1966年10月上旬的一天，原上海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应召来京。他是林彪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寒暄过后，叶群说：“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搞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一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凡是书信、笔记本、三十年代的书报杂志都拿来。”
“是！”江腾蛟说。
叶群补充：“关于一封信的话，到你这为止，怎么向下交代任务，你再想别的词儿。”
“是！”江腾蛟俯首帖耳，一片忠心。
“就按我刚才说的五个人的顺序，把他们编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抄家的时候，用这个代号把抄来的东西分别装起来。行动要绝密，慎之又慎。”
“请要求停止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江腾蛟懂规矩，上边说多少记多少，再不多问一句。
回到上海，他挑选了空军机关一些年轻干部、战士和干部子弟，分成五个组，每组都有处长一级干部带领。带队人佩戴手枪。编组完毕，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打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叫大家假扮成红卫兵去抄那五个人的家，江腾蛟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坐镇指挥，并挑选了一个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帮他听电话。
11月9日夜11时，抄家小分队集中在上海空军大院图书馆，又进行了临战动员，检查了着装。戴好红卫兵袖标，分乘五辆大卡车，于12时15分离开营门，按照姓名和地址，分头奔向各家。
郑君里就是妇孺皆知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因与江青的特殊关系，文革兴起之后日子很不好过。张春桥亲自找他谈话三次，暗示他交出江青那封信来。郑君里当时收到那封信，就像收到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不知如何是好。真帮助找唐纳，他不敢；把信给江青寄回去，万一落到别人手里后果严重，他也不敢；亲自给江青送回去，见面说什么？怎么说呢？他更不敢。过来好长时间，左思右想之后，一根火柴把这封信烧了。所以他告诉张春桥：“那封信我随手烧了，没有保存下来。请江青同志放心，运动过后，我们都搬到农村去落户。在乡下搞文化馆的工作，了此残生。”等于私下保证不再提这件事情，但张春桥、江青就是不信。
在劫难逃。9日深夜，一队“红卫兵”闯入郑君里的家。领队的是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他们封锁楼道，砸开了房门。郑妻黄晨问道：“你们属于哪个单位？通过电影厂的关系没有？”
刘世英回答：“不准问东问西，”命令带来的人：“抄吧，动作要轻。”
赵丹家被抄过好几次了，上一批红卫兵在箱柜上贴了封条，见又来一批，幽默地说：“欢迎红卫兵来抄我的家，帮我破四旧。”“敢不欢迎！”带队的人说着，就去扯封条，黄宗英大叫：“来人哪！有人撕革命组织的封条了！”
“不许嚷，再嚷毙了你！”带队的人拍了一下腰间的手枪。
等这批“红卫兵”走后，赵丹对黄宗英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的一套，像当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搞我们一样。”……
抄来的东西经过筛选，装了五个麻袋，编上号，由江腾蛟乘飞机押送北京，先存放在空军司令部保密室。后来江青在谢富治陪同下来到毛家湾。叶群叫赵秘书把材料从空军司令部保密室取来。三人一同来到后院的开水房，叶群令赵秘书把锅炉捅开，把火拨旺，由谢富治拆封，由叶群一份一份地送入炉门，江青离着十几步远，走来走去，亲眼看着将这些材料变成一堆灰烬。
过了两天，江青告诉叶群：“高岗诬蔑林副主席那些材料，我调出来，一根火柴，烧了，为这事还跟陶铸吵了一架。”
为了感谢江青，林彪亲自下条子，把江青的级别由行政9级提为5级。当时中共的女干部，级别最高的是蔡畅，是四级；周恩来压低邓颖超级别，给定了个六级。江青的级别比邓颖超还高了一级。
两个女人的行为给两个男人的理论作了绝妙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