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网络图片)
题记：我的朋友纪一，原是《中国社会保障报》总编室主任，一生喜欢舞文弄墨，十大气功师他就写了七位。不知因何事惹怒江泽民，在那年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他被判了十九年有期徒刑，服刑前我去秦城看望他一次……
秦城，用眼下时兴的商业用语，堪称中国顶尖世界一流的“品牌”，不亚于可口可乐或麦当劳，论其“商标”价值，至少能卖五六百亿美元。可惜，它只是共产党的专政工具，用以禁锢人自由的监狱。为什么它有这样大的名气，倒不是它构筑坚固，防护一流，而是它囚禁过不少政要名流。远的不说，仅“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一大批元老和显赫一时的高官，都在这岗哨林立，电网密布，剑影刀光的铁窗里度过一个一个春天，诸如薄一波、彭真、罗瑞卿、杨成武、傅崇碧、刘仁、崔月犁；尔后又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邱会作，黄永胜、陈伯达，近年的陈希同、铁英、程克杰等莫不在这里敛色销金，还其人之原体，品尝折磨与凌辱的滋味。凡来到这里的人，有几个是活着出去的，除非改朝换代，江山更迭。想不到我的朋友纪一，竟有这“福份”，享受到这皇恩浩荡的“殊荣”。
其中崔月犁（以簿一波为首的六十二人叛徒集团之一）“平反”后出任了卫生部部长，因工作关系我们成为了朋友。在1997年2月他和他夫人徐书麟送了我一幅共墨书画“铁骨铮铮斗风雪，寒香阵阵报春来”。一天我们相聚品茗闲聊监狱，他说“铁流，共产党监狱我坐过，囯民党监狱也坐过，但是共产党监狱比国民党监狱残酷十倍。我在秦城关了八年，有四年戴着手铐，有両年还是反铐哩！吃饭、解便都不打开，有时还挨打，我至今手臂都痛。”说到这里他感慨良久地叹息一声：“我们国家不能再搞整人的事了，一定要按法冶办事啊！”
我在北京呆了近20年，只闻其名未见其形。只知它在昌平一座山沟里，重兵守卫，飞鸟难越。朋友纪一申诉被驳回，很快就要离开秦城，去到不知什么地方服刑。出于人道，监狱看守通知家属准许在他离开监狱前，可与家人朋友聚午餐。我们已有三年未语，决定同太太一道伴他的妻子去秦城监狱与他送别。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和一位专程从成都赶来的老战友。我们五人分乘两辆车，穿出亚运村，向西行驶。随着汽车的颠簸，我的思绪不停跳动起来，想着我和他十多年的友谊，想着他不平凡的人生……
纪一，当兵出身，共产党员，原是某中央国家部委机关报社总编室主任，“6·4”事件第一个贴出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他在退党书中写到：“我不能容忍一个声称为人民服务，却又动用机枪、战车来贱踏民主，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政党。我感到羞耻和悲愤……”。当时就凭这封公开张贴出来的“退党信”也能判他三年两载。由于他人缘好，上下无怨，组织上叫他以“病退”为由而“光荣”地离开了毕生所钟爱的新闻事业。
他酷爱写作，文采横溢，有不少成名之作，加之年轻貌美的妻子也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女，倒也不为生活发愁。可偏他是个不做事就难以活命，不攥笔手就痒的人，这也叫“活该”。谁叫他不写“劳模”不写“英雄”却写起“气功”来了。“气功”，当时在中国热得很，不少政要与科学家都为之鼓吹。年轻不经事的他也加入了这个鼓吹行列。全国“十大气功大师”他就写了七位。（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是《大气功师出山》，被写的人竟将它拿到美国作申请“政治避难”的证据。）本本走红，册册畅销，不但赚了大笔稿费，也使这些被写的“气功师”声名大振，誉满海内。因他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闲暇也练起气功来。你说，邪不邪？身体竟然好了起来。有时我们见面聊天，他也向我大讲特讲“气功”。说气功是人体科学，是人类至今未发现之密，很值得研究。又说，他的心脏病就因每天练气功得到了大大的缓解，建议我也练练气功。可对气功不是那么感兴趣，我所关注的是生意能否赚钱，儿女能否出国上大学，于是笑笑说：“你练吧，待你成仙后我再来追尾。”
“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不两年他也办起公司来，专门经营一种经国家卫生部批准的保健食品“一通茶”。一炮走红，生意做得比我还大。四川大学出版社用2000万元买断他十年著作版权。我心里为他叫好，真鬼，转得快。2001年3月中旬一天我做东，请了几位好友在北京太阳宫“乡老坎”相聚。彼此都是文人，算得上京城方方面面“大腕”，谈笑风生，妙语如珠，好不快意。一位朋友说“纪一，气功在你身上，真大大发挥了功能，又养身又赚钱，还能文采飞扬书稿盈市，也教咱们几招吧？”另一位朋友说“纪一，你越活越年轻，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眼像个活佛。”他眉飞色舞道：“我现在不言气功，专做茶叶生意，攻人体生命科学。我发现人体生命科学奥妙无穷，学问无限，准备把它推向世界。”中国有句古语“在劫难逃”。谁也没有想到，2001年4月17日夜11点他突然失踪了。早晨8点他妻子来电话向我说：“纪一昨晚10点在亚运村一家美式快餐店吃完饭后，回家途中，被三辆警车夹击后，被押进警车带走了。”据纪一的司机说，“有两个彪形大汉叫我把车留下，另找工作去。”我一听就知是国安局办的案，凶多吉少，麻烦大了。我在电话上只能宽慰他妻；“别着急，找着人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
黄鹤渺渺，一去无音。他妻问遍了公安局都说不知道。后来我打听到那夜参加此一行动的X区公安局朋友，他告诉我：“这是上面压下来的案子，有红头文件，你最好少问少管，做你的生意去。”不几天从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那晚国安局在北京抓了三个人，另两个是持美国护照和绿卡的“民运”人士。直等了三个月，也就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晚报》才披露：纪一因涉嫌偷税漏税和非法经营连同他的秘书XX，已正式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我悬着的心似乎落了下来。这下明朗了，不是政治问题。
按报纸公布的案情推断，他顶多判三至五年。我向他的妻说，问题不会太大，也许年底就会放回家。可是一直无消息，连关押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大约又隔了一年，他的妻子才正式收到北京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才知他关在秦城监狱，但家属仍不能见，只有律师经允许才能见到纪一。律师要价很高，经多次谈判以7万人民币定板。我向他妻建议先付50%，其余50%结案再付。他妻介绍，这位律师曾当过X市检察机关的检察长与上面熟，在公检法司的关系多。为对友人负责，我出面请律师吃了一餐饭。
他信誓旦旦，慷慨激昂，表示不惜全力为纪一打这场官司。他说尽管难度很大，但法律是公平的，乐观看顶多5年。我很感动，不停地向他敬酒，拜托再拜托。开庭那天我妻子去旁听，回家向我说纪一真太老实，一点经验没有，别人怎样问他，他就怎样承认，连一句推口话也没有，把一切都往自己身上揽。他的秘书更冤，写稿拿工资犯什么罪嘛？我问，律师辩的怎么样？妻说，不错，很有水平。我又问今天庭审情况，你估计他能判几年？妻子想了想，顶多五年，如能走点关系三年就能打住，或许还能争取个免于刑事处分和监外执行。大约又过10个多月，2003年9月的一天，他妻通知我，纪一将于X月X日上午X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院X厅宣判，邀我和妻子去参加。我问结果怎样？他妻回答：“不好讲，可能五六年吧？”第二天我和妻子准时去到北京市第二中院聆听宣判，结果叫人大惊失色。
法院以偷税漏税罪行判他6年，以非法经营罪判他14年，两罪相加一共为20年。合并执行19年，我的天，是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秘书以伙同参与非法经营罪也被判处8年有期徒行。所谓偷税漏税是纪一在经营中不会处理账务，把全国各地代售一通茶的款项直接进入他的长城卡；所谓非法经营系指他所撰写出版和印刷过的书籍与产品广告及说明书。唉，何罪有之啊！当宣判结束走出法庭，我向纪一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打电话告诉结果，不禁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