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被历史冤屈了23年，那是毛泽东统治时代，可现在是21世纪，光明了的中国呀！朋友在电话上告我：据法院内部消息透露，他们原定的是七年，上头批下来是20年。上面就是“610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专门负责打击惩办法轮功和邪教组织，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把纪一当成了“邪教头目”，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非民主与法律能左右。在街上无人处，律师征求他妻意见：上诉还是不上诉？我和他妻异口同声：“上诉！太不公正了。”律师环顾左右，静静地说：“上诉没有一点作用”。我不死心，为了商量对策，邀请律师在近处茶楼坐一坐，律师推口说，他太忙，然后开上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中国有句俗话“死马当成活马医”。我和他妻明知上诉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仍不放弃希望，仍然花钱找律师上诉。新找的这位律师血气方刚，好打不平，东北汉子，有大侠风骨。他说，他已经研究了案情，认为判得太离谱，现在他要重新取证，推翻原判。我感动至极当即赋诗送他：“权力山压顶，今遇侠义人；民族有希望，挥笔唱豪情。”半月后他妻来电诉告我：上面打了招呼，律师泄气了，表示无能为力。五天后他妻通过手机发来短信：“明天开庭，我很害怕。”当天我有事脱不开身，未去聆听，夜去电话探问，他妻回答：“一字未改，维持原判”。我道：“你作为妻子，我作为朋友尽够了一切力量，只能静观其变，听天由命了”。后来透出消息，说管他案的审判长是个女的50多岁，是高院刑二庭的副庭长。宣判后，她单独又提讯了纪一，说了一番安慰话。纪一这样回答她：“今天是你职涯中最耻辱的一天，因为你代表的法律有失公正。”
车行约一小时，再向西一拐，便到了秦城监狱。出现在眼前的是座豪宅大院，一溜青砖墙，门前旗杆上飘着五星红旗，没有监狱的感觉，倒像一个旅游景点。纪一妻下车问门卫，指点我们沿墙前行1000米，才是接见犯人的地方。这地方不气派，却门岗森严，看不透的庭园透出一股阴凉的气氛。门前已有几辆小车，大约也是来吃送别饭的人。渐次，等候的人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
我在人丛和车丛中搜索，寻找纪一的另外一位好友。他在职，地位蛮高，妻看出我心意，淡谈说：“他不来是情理中事，应该理解。”我应着，记得1957年我被毛泽东御笔亲点列为“极右分子”，一夜之间亲朋反目，后连相亲相爱的妻子也“划清界线”，不是“反戈一击”，便是写文“公开揭发”。在那漫长的23年凄风苦雨中，除胞姐一人，谁来看过我？谁又赐过我一分温暖？阶级斗争，可怕的阶级斗争？今天他蒙冤，身负重刑，亲人朋友前来探亲，人性在洗涤残暴，善良在感化仇恨，就连监狱看管囚犯的狱警的脸上也少了昔日的冷酷与无情。
沉思中，一辆黑色的轿车从另外一个方向驶来，车门开处一个矮矮敦敦的人走了出来，这正是我们企盼的朋友。在任何情况环境下他的脸上都是带着那种特有的安静、善意、宽厚的微笑，似乎告诉人们：人生苦短，相聚勿争，亲善相处，和睦共事。我向他走去，他远远地伸出手来。我笑着说：“没想到你能来。”他含蓄一笑：“我也没想到你能来。”他接着说：“上午开会，我坐了下，请假先走一步，下午还得开会。”他叹口气，说：“纪一的事，我也算尽心，回天无力啊！”
我们坐在车上闲聊，不多一会儿他妻来叫我们说到点该进去了。铁门前拥着很多人，一位年轻的穿着警察制服的女狱警在入口处核实会见犯人的家属姓名。她尽管婧丽貌美，但职业养成的习惯，那张俊秀的鹅蛋脸上没一丝笑意，冷冰冰的好似块石头。进去探监的人不像过去那样，除要看证件还逐个核实身份问这问那，现在很宽松没一点为难之处。进得大院仍不见监狱的样子，仅在远处的墙上有电网隐现。
我们等候在院里，见几个不知是囚犯还是打杂的工人，不停地向一排长房送菜送饭，另有几个提着警棍的狱警在长房四周巡游，大概那儿就是吃送别饭的地方吧？待菜上齐后，忽见十多位狱警分列而行，中间走着一队上穿绿色体恤衫背上印有一行白字“北京市看守所”的囚徒，排着长队走了过来，纪一走在最后显得特有精神。
我们拥进长房，在一张指定的木方桌前坐下来。桌上已摆好十几味菜，有鱼有鸡有虾，煎、炒、蒸、炖倒也齐全。我问纪一妻：付费么？他妻回答“要付，一桌400元人民币。”我“哦”了声，这是“人道”下的“生财之道”，一个很好的策划。我们和纪一坐在一起有吃有笑，没什么拘束，看管的狱警老远地站在入口处，不监视我们，似乎让我们纵情放言。
纪一还是和以前一样，说话仍然幽默风趣。他一边吸着烟一边笑嘻嘻地说：“过去我老觉得我冤，进去了一问才知道比我冤的人更多。有个律师，是北京的‘名嘴’，去帮人辩护一件案子，官司胜了，可自己被抓进来了。因为那个案子是上面定的，叫他不要去辩，他不听。”
后到的朋友由于身份关系，不愿把话题扯远，笑着风趣地插一句：“和你关在一起的都是些名人吧？”纪一不假思索地回道：“司局级的三个，总经理一级的四个，还有书记和董事长。说来也许你们不相信，当年我们成都军区的几个文艺尖子又凑在一起了，我楼上是刘晓庆（刘晓庆因偷税一案被抓），隔壁是亚视总裁靳树增（电视剧《杨闇公》的制片人），他们都比我有名，按《易经》推断这也是一劫。”
他说着转头问儿子：“读书怎样？”他的儿子道：“明年就考大学了，我准备报考政法大学，毕业后当律师。”纪一咧嘴嘿嘿一笑道：“妈是良种，老头是良种，生下的娃娃一定是良种，没错，有志气。”大家忙着说话，满桌佳肴几乎未动，其它桌也近似如此。眼看就要到点了，狱警催着回去。纪一一边抹嘴一边说：“把桌上的东西全打包，带回监舍大家吃。”
我们那位当官朋友趁机掏出有摄像功能的彩屏手机为纪一全家合影，荧光晃动了狱警的眼睛，他们便大声呵斥：“不准照相！不准照相！”朋友动作很快，即将手机藏在包里，可我不识相，把头伸过去，求他再来一张。他碍于情面，只好再按按手机快门，一个当头的狱警参前三步，抓住他的手机凶暴暴地道：“给我暴光，要不没收你的手机。”全场陡然气氛紧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终于显现出来，方才那种和谐愉快的环境氛围立即消失。他顺从地把摄下的镜头暴了光，连赔了不是，才告结束这场意外的纷争。
各桌犯人均站立起来，经狱警逐个清点数目，然后列队押解走出接见餐厅，向监舍的大墙内走去。纪一走在这长长的列队中不断回头探视，好像在说：“朋友们，放心吧，我很快会回来的。”他的妻默默地望着丈夫背影，眼里渐渐地渗出星星点点的泪花。我若有所失，久久地木然站着，不知在想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