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前空军司令，开国中将。在通常人眼中，他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甚至纵容林立果在空军为所欲为，间接造成了林立果有机会进行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说实话，从前我对“黄吴李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是这个看法。在和吴法宪的大儿子吴新潮约定了采访时间后，我仔细阅读了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对这个吴法宪多少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
2010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吴新潮在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厅里接受了本刊专访。他的身材和他父亲一样都有些发胖，看上去很随和。对于这次采访，吴新潮多少有些顾虑。“父亲是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般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的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都是完美的。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但是世间应该说对他有太多的误解。这些误解反而给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吴法宪之子称，支撑周恩来工作的就是“黄吴李邱”们。图为1970年9月6日，林彪下山回京前与四大金刚在九江机场所摄。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文革期间和周恩来并肩作战
“文革”时期，政府机构都没了，就剩下军队的机构还可以运转，所以从三支两军，到全国山河一片红都“黄吴李邱”们在工作，都说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苦撑大局才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可是周恩来总不能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情的吧！许多具体的工作还要靠军队系统的人执行，也就是“黄吴李邱”们去执行。所有的部长都被打倒了，“黄吴李邱”兼任了国务院各部的工作，直到“九大”之后才慢慢正常化。当时支撑周总理工作的就是“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在当时手头上也只有“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和“黄吴李邱”是一回事。那个时候，不仅是周总理，大家都很艰难。
自从“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基本上见不到父亲，他早上天不亮就走了，晚上天黑才会来，我记忆中就没几次在一起吃过饭。那时候，大家都跟着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转。他喜欢半夜十二点开会，大家都得过去开会。父亲既要负责空军的工作，又要参与军委的工作、又要参与全国的工作，每天下午2、3点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之后有中央碰头会或者中央常委办公会，又开会开到凌晨，回来就抓紧时间睡觉。早上9点起床，抓紧时间搞一点点空军工作的“自留地”，赶紧又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空军的工作才逐渐混乱起来，才有了周宇驰、林立果他们的“小舰队”。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确实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在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他接见空政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的矛盾问题。到了晚上11点就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便在第一时间第二次打电话严厉的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果然有一飞机飞了山海关。这架飞机是林立粟直接打电话给空军34师副参谋长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就打电话问胡萍情况，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这时候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查，周恩来也派了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一直跟着我父亲。从这时开始，父亲就在周恩来的直接监视下，也是直接领导下了。
到了西郊机场，父亲立刻打电话给胡萍和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并且不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最后一次父亲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耍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在飞机没有起飞前，父亲还提出在跑道上放障碍物，周恩来没有采纳，他不能表态，只能选择沉默。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就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也是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周恩来。飞机飞了，父亲就知道，他完了……当时，父亲的想法还比较简单，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上工作。没有想到是后来的下场：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判刑。
父亲不是草包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开国将领，但是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戴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帽子，这不是我们评价的范畴。今天我想说到的是另一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说父亲和戏剧里的胡传魁一样不学无术。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是很苍白的。历史上的“坏人”就是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生活上的一举一动，都是反面的。好人就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光环。这是一个并不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标准。关于父亲是不是草包，张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草包。”刘震将军说：“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险上摸黑吗？”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共产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军政工作分工不分家，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有很多政委都担任军政一把手。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难道都不会打仗吗？
在东北抢仓库发了洋财
辽沈战役中，2纵最先进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小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70000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当时，2纵上下是“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我有一件风衣、还有一件美国的毛衣都是那时缴获的，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扣子都拽不掉，当时产品的质量真好。一直用到“文革”期间。
父亲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追究，于是在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时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好。东总司令部后来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其它纵队司令员政委们全砸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有，大家都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也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要交“东总”军事法庭，在押解的路上遇到了父亲。父亲就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就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便官复原职。这个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上世纪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当时，刘银夏已经病重，听说是吴政委来的电话，坚持站起身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说“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就改口：“听候老妈妈指示”，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2纵的人都知道他关心战士。可以说，父亲在2纵里的威望是大家都服气的。
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一点不冤枉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山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父亲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一军团，受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一方面军就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一军团就是“黄埔军校”。解放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这支部队走出来的，例如：杨成武、刘亚楼、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等。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去，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予照顾。林立果则更是叶群直接找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是要分清，这个话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是私下里说的。当然这话不对，说过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实，即使说了“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立果也不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要不然“九一三”的时候，为什么林立果只能偷偷调了一架飞机，弄了党办几个人？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回去。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界就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父亲就是个受气包，两个人不太和睦。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的父亲当政委，就是因为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调过来坐镇。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原来的空军政委是肖华，肖华不久就到了总政，空军没了政委，刘就把吴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他的职务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就是二把手，肖华走之后，刘亚楼就给总政打报告，要求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同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到空军后，父亲跟刘亚楼配合得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父亲就接替了司令，他挑了个政委，是余立金。大家又说现在是“余政委”，多余的政委。这些都是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陈绥圻在民航工作，刘亚楼都是亲自给民航领导打电话，给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都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回国带的各种玩具，只要是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喝酒，刘亚楼喝的厉害，所以家里的酒父亲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就经常抱着酒到刘亚楼家。不过，我们孩子还是很害怕刘伯伯，他那种威严叫我们孩子见了他都躲着走。
庐山会议上的国家主席问题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能用的人，一边是林彪和“黄吴李邱”们，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四人帮”。庐山会议就是斗争的一个爆发。从深层的背景看，这个斗争是对“文革”的不同看法，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由头而已。林彪是希望恢复国家的秩序，结束“文革”，所以有必要设国家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林彪、陈伯达3个常委都是支持的。汪东兴传出话来，也是这个意思。上世纪80年代，我问过父亲：“你反对江青，她是毛主席夫人啊，你这不是犯错误么？”，父亲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敢么？”父亲还特意问过汪东兴，“江青的这些东西，代表不代表毛主席”，汪东兴说：“两回事，毛主席不喜欢他们（指四人帮）”。大家都在揣测毛主席想不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误导了父亲，父亲误导了林彪。
父亲在得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便和张春桥“吵架”，这个事情当时就报到北戴河，我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家里，叶群把我叫到卧室，说你爸爸来电话了，说和那个眼镜（指张春桥）干仗了，你林伯伯说：“你爸爸放了一炮，放的好”。之后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内容也是事先和毛泽东通了气的，毛泽东只是说：“就不要点张春桥的名了”。讲话之后，周恩来提出放两遍录音（本来是准备只放一遍），还提出学习林彪的讲话。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林彪走了，而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边倒。
庐山会议之后，父亲的压力很大。从1970年8月，下了庐山，到1971年9月13日这段时间，父亲一直都在检讨。那时，他对毛泽东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是保他们的”，毛泽东也跟他说过“你们和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的区别，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检讨一定能过关”这样的话。
写在最后
采访结束后，吴新潮对我说：“只说吴法宪的事情，是说不清楚那段复杂的历史的，吴法宪就是一个小角色”。关于“文革”、关于林彪，我们又聊了好久。
“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没有预料到林彪会走这样一步棋。但实际上，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走了这步棋。没有林立果的参与林彪也不会走。我说过，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一军团就是“黄埔军校”。“文革”到了这一步，毛泽东是把自己最核心的红一军团也搞掉了，他明白林彪事件标志着文革的破产。之后，他身边真是无人可用了，最后只剩下“四人帮”，棋下到这儿已经很险了，翻盘的可能性很大。最终毛泽东输掉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吴新潮如此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