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早年就与黄永胜相识，1971年毛泽东曾问他：“丁盛、刘兴元，你俩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对此，丁盛认为事实上这是毛泽东在将用人失察的罪责嫁祸于他，他在《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一书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不满，称：你毛泽东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那么我们怎么听指挥呀？他是革命的，我们当然要听。以后你说他们不对了，是反革命了，我们就不听。这是界限嘛。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责怪我们，把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你怎么不讲你用错了人啊？“九一三”以后，打击了多少人啊！
从1944年我认识黄永胜，到黄永胜从广州调到北京，这段过程，我前面都讲过了。1971年8月，在长沙，毛泽东指着我：“丁盛、刘兴元，你俩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毛泽东说这话就不对。我们又不是为黄永胜革命。我们干工作又不是靠黄永胜起家的。我们当什么是毛泽东、周恩来你们的命令，不是黄永胜的命令。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们怎么啦？我们不是照样活着吗？照样干革命工作吗？怎么能够这样说话。我认为，毛泽东当时对广州军区这个考虑是不公道的。你说我们跟他的关系密切。那你跟他的关系不密切啊？你们从井冈山一起下来。他当总长是我们让他当的吗？不是你毛泽东、周恩来，你们中央叫他当的？丁盛、刘兴元有这个权利说“黄永胜，你去当总参谋长”吗？这不讲理嘛。你毛泽东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那么我们怎么听指挥呀？他是革命的，我们当然要听。以后你说他们不对了，是反革命了，我们就不听。这是界限嘛。你们叫他当总参谋长，反而责怪我们，把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你怎么不讲你用错了人啊？“九一三”以后，打击了多少人啊！
我回忆，我们1940年到延安的。传说1939年，原四方面军的一个指导员讲，“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是他在庆阳步兵学校这样讲的。这个话三传两传就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去了。毛泽东知道了，开会就讲了：“是啊，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毛泽东呢？人家为什么讲这个话呢？我不对嘛，我处理得不公。张国焘逃跑了，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嘛。”1938年，部队呼呼往前线开，四方面军一大批干部留在延安，留在学校。他们就说：你毛泽东不应当这样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张国焘跑了，他一个人都没带走嘛。证明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是为张国焘革命，是为劳苦大众革命。后来毛泽东把这些人统统派到前方去，证明你是对的嘛。应当记住这个教训。那么林彪逃跑以后，你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道理嘛。怎么能这样搞法呢？你说这能怪谁呀，怪别人哪？你毛泽东不点头，不说话，谁敢搞啊？为什么在广州军区这样搞呢？我们和黄永胜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他是总参谋长，过去在广州军区当司令。他的官是上面封的，底下人不听行吗？每一件事情都要你毛泽东下命令能行吗？这样的话在广州打击了多少人？后来就搞啊，三番五次地搞，不都是这样来的吗？
实际上，我和黄永胜的关系如何？1944年是聂老总点名把我调到教导二旅一团当政委。
1945年日本鬼子打败了，我们要到东北。有一年时间跟黄永胜一起。1947年组织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黄永胜当司令。秋季攻势之后不久，大概是1948年初，黄永胜走了。他在八纵队不到半年，就这么多时间。辽沈战役之后，部队进关，黄永胜又回来了。这时八纵改称四十五军，他任军长，指挥打天津。这是你们中央叫他来的呀，不是我们叫他来的，关我们什么事？天津打完了，他调走了。黄永胜后来先后担任十三兵团、十五兵团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司令员。那时，四野机关在武汉，华南军区司令员是叶剑英。我们1951年到广州，1952年走了，就这样一年多，工作关系啊。我们跟他关系怎么好？我承认很尊重黄永胜。我们在第八纵队接触的时候，他对部队管得很严，要求很严。特别是杨杖子战斗，在前线很佩服他。在广州军区，我是副司令。他当司令的时候，我还没有来，我在北京。他是1968年3月份“杨余傅事件”时离开广州的。他走了以后，我才到广州，根本就没有交接班。我们怎么了？这是历史事实嘛。根据这事实查一下：我们哪一点不对？哪一件是反革命的？
“九一三”之后，说他们搞反革命活动了，我们和他们划清了界限。当时我们怎么讲的，这个有电报可查。当时海军南海舰队政委段德彰在湛江。我说：“总理呀，怎么办呢，他们那么远。”“不能讲，打电话叫他们来。到广州来专门告诉他这个事情。”我们一举一动都是按照总理指示来办的。9月16日，总理又给我打电话，说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了。在这次电话中，我说：“总理，我们还有个事给您说一下。”“什么事？”我说，“‘九大’开完后，黄永胜、吴法宪交待给我，我又告诉刘兴元：黄的一个秘书李必达用飞机送到广州，由我们看管。这个人还在这里。我们没管他，没审他，这个可以查。”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把他送到北京来。”我们把李必达送回起了。这可以问李必达，李必达还在。我们也没虐待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黄永胜交待的，我们不办能行吗？这事情是我们不对。当时给黄永胜提了，吴法宪他们都在。我说，“这样大的事，你应当向毛主席报告。”黄永胜说：“刚开过九大，毛主席很高兴，不要干扰他。”这是原话。我们能不接受吗？如果不接受，当时我没这个水平，也没这个胆量，也没理由。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李必达陷害他，偷听他的电话。“你们不要管，把他看管起来，不要跑就行了。”就是这样交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