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前一天晚上，陈伯达来到林彪住处，希望他就有关问题讲一次话。陈认为在毛泽东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不能碰，碰碰张是可以的，而且肯定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张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危害实在太大。林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毛主席报告一下。。这次见面促成了林彪下手的决心。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讲完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宣布散会。但人们并未退场，整个会场仍十分热闹，就像打了一场胜仗。吴法宪回忆：“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
1966年，江青与林彪在天安门
第三次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命运的转折点。
对林彪这次在庐山的失利，官方媒体的说法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篡党夺权，被毛泽东识破，并遭到他有力的打击。
这一说法当时曾使正经历文革动乱的人们为之困惑：确立了副统帅地位，将名字写进了党章的林彪会在意一个没有实权的国家主席名分？已经做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不是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打倒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原林彪集团几位主要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笼罩这一事件的迷雾渐渐散开。
据吴法宪（“九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时任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回忆，“九大”以后，以政治局内部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成员另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为一方，以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为另一方，这两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日趋激烈和公开化。江青等人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将矛头对准林彪。有一次会上，江、张、姚三人指责林彪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另一次会上江青旧账重翻，提出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不突出政治，贬低了文化大革命，要拿出来批判，肃清流毒；江青并把此事提到政治局，由于多数政治局委员反对，才未得逞。（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0-731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林彪对江青一伙的挑战没有妥协，并采取了防范与反击的举措。他亲自交代黄永胜说：“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18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1969年林彪获悉，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他立即去面见毛泽东，推荐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获得毛的同意，阻止了张春桥的上位（以上见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402页）。林彪对文革中靠着笔杆子起家的张、姚等人十分瞧不起，他曾对黄永胜等人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59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失意的张春桥事后曾对江青说：“林彪就是不要让我们插手军队。”（同上书，第558页）他并放出话：“打了两次战争，出力的人不同，打败蒋介石，他们没甚么功劳。打败刘少奇靠谁？总不是拿枪的人打的吧。”（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201页）就在此事前后不久，林彪将手中掌握的张春桥的叛徒材料交給了毛泽东（此事见《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传》第55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林彪扔出的这颗重磅炸弹，显示出他要把江青这位“狗头军师”拿下的决心。林江双方的对抗围绕着筹备召开的四届人大迅速发展，不断加剧。
吴法宪回忆，1970年8月14日下午（距庐山会议开幕仅九天）宪法修改小组在怀仁堂开会。到会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四人；陈伯达到会以后出去长时间没回来，实际参加讨论的只有康、张、吴三人。当讨论到国家机构这一章的时候，吴提出应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康生、张春桥以重复为由表示反对，张春桥反驳的几句话点燃了吴法宪积压在胸中的怒火。一句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挂”，另一句是“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吴清楚张春桥是在讽刺林彪，认为他太嚣张了，于是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吴并出示了张修改宪法删去原词的影印件，拍着桌子骂了张春桥一顿（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81-782页；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420页）。当天吴法宪在电话中把这件事通过叶群转告林彪以后，获得了林彪的表态支持（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83页）。
吴、张这场激烈争吵，将林彪逼到了前台。作为副统帅和把那几个副词正式写进《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当事人，他必须就这场争论的关键问题表明态度。实际上林彪当时应该明白，张春桥之所以这样嚣张，是得到最高领袖同意甚至直接授意的，张本人决不能有这样的胆量。但取得了接班人地位的他不愿就此低头，他必须向最高领袖讨个说法；何况他自认目前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是稳定的。于是他考虑在庐山会议上对张春桥下手，看看各方的反应，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
就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晚上，作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陈伯达来到林彪住处，希望他就有关问题讲一次话。陈认为在毛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不能碰，碰碰张是可以的，而且肯定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张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危害实在太大。林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毛主席报告一下（见《邱会作回忆录》第69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这次见面促成了林彪下手的决心。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在康生作了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之后，林彪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肯定了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称赞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林彪说，毛泽东领袖的地位是除国内外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彪的整篇讲话没有点名，但据邱会作回忆，当林讲到后面的内容时，坐在他旁边的张春桥十分紧张，面色苍白，脸上冒汗，抓起笔来迅速记录；林彪讲话一结束，“张春桥放下笔，拿出一只烟，刚要递到自己嘴上，想了一下，又转过身来，恭恭敬敬递给了我……划火点烟竟然划了两三根（火柴）没点着”（《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第439页）。
林彪讲完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宣布散会。但人们并未退场，整个会场仍十分热闹，就像打了一场胜仗。吴法宪回忆：“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9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开幕式结束后，吴法宪等人见到叶群，叶群说，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主席是知道的，而且也表态同意了的（同上书793页）。在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安排再次收听林彪讲话录音（同上书794页）。
第二天（24日）分大组两次聆听林彪讲话录音后展开讨论。与会中央委员群情激愤，掀起了批判高潮，尤以华北组最热烈，陈伯达等人指出，党内阴谋家想否定毛主席是天才，这种人是帝、修、反的走狗。表示要抓出坏人，矛头直指张春桥。见到这个形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相当紧张。汪东兴说，当晚他们没有经过联系，跑到毛泽东的住处，“毛单独见了张、姚二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同上书800页）。当时人们都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是绑在一起的”（《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第55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林彪剑指张春桥，便威胁到江青，威胁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十分清楚，如果让目前庐山这种局面再持续下去，将会导致何等严重后果！他决心将下滑的战车扭转过来。
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责令陈作出深刻检讨。指示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29日陈伯达、吴法宪在全会作出检讨。
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并指出凡是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错误言论的人都要作出检查。
随后，毛泽东通知在京留守的黄永胜（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上山表态（事前吴法宪已将林彪的讲话内容通过电话告知了他，“黄表示完全拥护”。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808页）。黄回忆说：“我一到山上，什么人也不让我先见，没见林彪，直接去见毛泽东。”谈话持续到凌晨两三点，最后毛要他表态。他就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知道他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他大概是要我学习谢富治，跟着江青屁股后面跑。”（《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第550页）而黄永胜素来瞧不起江青、张春桥，不愿表这个态，“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你明示我？”可是毛未回答这个问题，“把话绕开了。”（同上书第551页）
对毛不回答这个问题，黄当时琢磨不透。其实，毛的潜台词是很清楚的：今天晚上就是要你就林彪的讲话表态。他对黄模棱两可的回答自然是不满意的。
在庐山这次两方交锋中，林彪一方遭到重大失败。对这次失败，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这样做说：“九大”以后，“中央委员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对立的情绪感到不安……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返正，决心把我们和林彪逐步铲除的原因。”“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822-825页）
他这番总结教训的话，对人们了解林彪一方在庐山斗争的失败有一定的帮助。联系“九大”至二中全会这几年中的斗争来看，是否设立国家主席、“天才论”这都不过是表层原因，毛泽东对“九大”以来林彪地位、声望迅速提高，军方势力的坐大以及对江青、张春桥地位的担心，对他亲手发动和苦心经营的“文化大革命”前景的担心，才是毛泽东对林彪施以重拳反击的深层原因。至于那几个拿掉的副词，早在文革初期就印在《毛主席语录》这本“红宝书”的前言上了，经历了文革的人对它都记忆犹新；至于“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之类的话，文革十年中从中央到地方，那级政府的文件不是频频出现？这时为什么毛泽东本人又反感了？是因为他对提出它们的林彪反感了，对他这个接班人不满意、不相信了。坚持删去它们和批“天才论”等，只是打击林彪的借口而已。
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的一次试探（因为毛泽东大权在握，谈不上较量）。这次试探失败。怂恿和支持林彪试探的陈伯达受到批判，失去一切职务；林彪本人及部下受到重挫。大势已去的他，经过几番挣扎，在林立果等人策划的政变破产，获悉毛泽东南巡讲话发出的警告以之后，选择了仓皇出逃。
这次庐山会议从表面上看，江青、张春桥一伙是赢家，但经过从文革最初发动到九届二中全会几年来的种种表演，他们一伙的面目已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这伙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人，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更加不得人心。林彪庐山讲话后，包括一群老帅、老将都很高兴，这种高兴并非是要迎合林彪本人，而是由衷的人心大快，因为他们都知道林彪讲话的矛头所指，它表达了他们对借文革制造动乱的江青、张春桥一伙的不满和憎恨，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能说出来的话。这些人中就包括了五年后协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叶剑英元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