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卡尔·桑德伯格说“人生就像洋葱”，“每剥下一层，就会流一次眼泪”。了解中国也像洋葱一样，很难一眼看到它的内在。中国以广阔的大地为纬度、以上下数年的岁月为经度，层层沉淀的历史中包含有太多互相矛盾的东西，很难从中拿出一部分东西就主张“这是中国”。现在，我们将通过每周三的深层论坛慢慢探讨拥有“千张脸孔”的中国，寻找我们应走的道路。
“在我看来，周本顺同志只考虑面子工程，一味重视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那么说，你的问题就是缺少听取别人意见的耐心，官僚气息太重。”
这是中国官员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面前互相指责的话语，两人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对方。这一场面发生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针对河北省常务委员会举行的“民主生活会”上。
被指责只重视面子工程的周本顺官任河北省党委书记，是河北省第一把手，被指官僚气息太重的官员则是河北省第二把手、河北省省长张庆伟。
也就是说，河北省两位最高当权官员互相进行了一通批判。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在于中国共产党员的民主生活会组织活动制度。一年一度的民主生活会上，共产党员们会针对别人和自己展开高强度的批判与自我批判。
这一制度旨在通过批判与自我批判使党员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作出反省，继而向前发展。河北省领导人便是按照这一方针，在指导视察民主生活会的习近平面前进行了毫无顾忌的互相指责。
然而，批判之后果真是毫无相干吗？后来周本顺因为受贿和作风放荡等数十项罪名被免除党委书记职务，落得了遭到逮捕的悲剧命运。
中国正在瑟瑟颤抖。因为随着习近平宣布恢复在中国人记忆中已经褪色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中国大陆正在习近平领导下展开第三次整风运动。
所谓民主生活会，是共产党员在党支部等组织下进行的思想交流活动，主要形式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批判与自我批判作为中国共产党引以为傲的三大优秀作风之一，一直备受推崇。
民主生活会的历史不算太短，从上世纪20年代就已有之，旨在反对建党初期党内一人专权的家长式领导方式。
对于深深爱恋着慈爱老母，却对暴戾的父亲心怀憎恶的毛泽东来说，这一制度与他的个性可谓一拍即合。
毛泽东从1942年延安政府时期就曾积极推崇自我批判的民主生活方式。但他没有想到，20年后的自己会成为自我批判的对象。
在打出“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大力推进的大跃进运动以失败收场、数千万人惨遭饿死的背景下，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举行的7000人大会上表示“有错误就一定要进行自我批判”，对自己做出了批判。
当时刘少奇主张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指毛泽东是人祸的罪魁祸首。这也是导致从权力一线退下来的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迫害刘少奇使其悲惨身亡的一大背景。
1981年，民主生活会首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对会议时间、内容和目标作出规定，并在1992年第14届党代会上被写入共产党党章。
但在江泽民执政后，高层党员一直对民主生活会这一提法忌讳有加。因为邓小平罢免深受中国人爱戴的胡耀邦总书记时，就是通过与几名党内元老召开民主生活会做出的决定。此后民主生活会便蒙上了“密室政治”的污名。
普通党员的民主生活会也未能切实举行。他们抱怨“招引外资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参加民主生活会”。
即使召开了民主生活会，批判的精神也早已不复存在。因为批判上司担心遭到报复、批判同事担心有伤面子、批判下属又担心失去民心，而自我批判又害怕将自己的缺点暴露于天下从而成为别人的笑柄。
然而习近平却大力呼吁恢复这样的民主生活会。事情起始于2013年6月。当时习近平宣布举行了一场“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据说这次会议的实质内容就是民主生活会。
此后河北省首先站出来宣布自主举办民主生活会。接下来在去年年末，习近平又召开了号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的“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在12月28日到29日两天里，25名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席会议，进行了一场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民主生活会。
引人瞩目的是，习近平亲自恢复了在公众视线中消失已久、以高层干部为对象的“民主生活会”这一提法。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利用15分钟详细报道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到了五个“反面教材”。
他们分别是遭到肃清的前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前任政治局常务委员周永康、前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与郭伯雄以及前任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等。
习近平缘何在这个时候恢复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呢？有看法认为此举是为了巩固权力。通过自我批判使自己的短处大白于天下，可以起到震慑官员不敢随便行动的效果。
但最重要的是，恢复民主生活会是整风运动的持续。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就任党总书记之后立刻宣布会议简朴化等整肃党纪“八项规定”是执政后的第一轮整风运动。
第二轮整风运动是从2013年6月号召党员反对奢侈等四大恶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恢复民主生活会则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第三次整风运动。
中国有句老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指一个人就任高官，所有家人亲属都会跟着飞黄腾达。中国作为一个对人情缺乏抵抗力的国家，尤其如此。
习近平的中国领导层目前最担心的主要有两点，分别是体制不稳定和经济危险。首先，他们担心在政治上发生颜色革命等民主化风潮，导致共产党的领导崩溃。因此，就要设法防止共产党腐败，保证党内健全性。
中国共产党正从自我监督中寻找这一方法。这一点从去年中国共产党纪检委书记王岐山与弗兰西斯·福山之间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端倪。王岐山当时询问福山说“宗教内部主要依靠什么进行治理”？
中国共产党常因为缺少牵制的一党专制而备受批判。对此的反驳是，如同宗教依靠自我监督进行治理一样，中国共产党也打算利用自我监督这种方法进行管理。而且，共产党的自我监督只能从共产党员的自我批判出发，这便是习近平恢复民主生活会制度的主要原因。
另外，习近平还正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最恶劣的经济情况。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就是清除依靠政府补助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中国计划在今年年内结束对钢铁、水泥、化学、造船等四大领域的结构调整。
问题在于，国有企业中寄生有大量共产党干部。只要那些沉浸于享乐主义之中的既得权力势力不肯让步，改革就会失败。这也是习近平不得不通过民主生活会亮出抽象般整风运动利剑的原因。
因此，习近平的整风运动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实现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改革。经济上要求所有人参与市场活动的同时，政治上却依然坚持一党专制的政治，习近平的这一实验究竟能否成功呢？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乃是天地间的真理，复活民主生活会之类毛泽东时代的遗产究竟能为习近平的整风运动带来多大效果，还是一个未知数。无论如何，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都将身处寒流之中瑟瑟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