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在政治秘书王仲方眼里正“意气风发”的罗瑞卿并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对他不满。作为总参谋长，罗瑞卿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工作。林彪就向罗瑞卿提出要加强通气，说他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王仲方认为：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帅，不光是林彪，当然林彪那时候对他更不满意，所以这样就找了各种理由来非难罗瑞卿。
1964年，罗瑞卿、张爱萍陪同林彪、贺龙视察军校（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工作了整整10年，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个要职，但是在“文革”前夜，他不幸蒙难，度过了10年的艰难岁月。“文革”结束之后，又是他公开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今天，曾经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王仲方老人，将向我们讲述他眼中的罗瑞卿。
1966年过年，王仲方从外地回到北京，想去看望他的老领导罗瑞卿，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看到。
王仲方（以下简称王）：因为罗瑞卿在10年公安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毛主席批评他，有时批评得很严厉，比如说，“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人揭发他，说他1951年到广州去考察工作的时候，花了很多钱，很奢侈，毛主席还点了他的名，他挺紧张的，因为那次是我跟他一道出去的，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来我就帮着罗瑞卿写了个检讨，毛主席看了很满意，就算过关了。所以这次我心里想，罗瑞卿这又出事了，是不是我再去帮他去写写检讨吧，秘书讲你千万别来，说现在情况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没有去。
后来，王仲方回到他工作的青海省，从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得知了罗瑞卿的进一步消息。1966年3月18日，面对批判无处申辩的罗瑞卿从家中的阁楼跳下，他没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从此失去了健康的左腿。
王：上海会议以后，北京就开了个军委会批判罗瑞卿。后来就上纲，越上越高，搞得罗瑞卿就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最后罗瑞卿跳楼自杀。缎库胡同三层小楼，是两层，上面一层叫做阁楼，就是放东西的，很低，他就从阁楼的窗子里爬出来跳下来的。那个楼不算高，四五层下来的话，他早就摔死了。
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王仲方了解到，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此时，王仲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判断自己难免会受到牵连。
王：罗瑞卿问题出来以后，虽然主要是军队的问题，没有牵涉到公安。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公安，而且在他的身边工作这么久，关系又比较密切，我们有这个弊病，就是哪一个人出了事以后，就要从他祖宗三代查起，而且即使他工作很有成绩，也要肃清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跑不了了。
1949年，中央筹建公安部，毛泽东电召罗瑞卿到北平，让他担任公安部部长。7月，罗瑞卿走马上任，公安部每天等他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正是在这一时期，王仲方到罗瑞卿身边，当上了他的政治秘书。
王：要找个适当的人去罗瑞卿身边工作，可是大家很踌躇，因为罗瑞卿这个人办事快捷，而且要求很严，如果要是有地方有时候搞得不对，他批评是很严的，有时候一点情面都不讲，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到他那儿去工作。拖了很久以后，文件、电报积压得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就给罗瑞卿写了封信，说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我来试一试，不合适的话，再换人。
在王仲方看来，罗瑞卿虽然以严肃闻名，但他并不是完全不讲人情。早在延安时期，王仲方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时，就曾给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提过意见。
王：罗瑞卿讲课讲了一个多月以后，征求大家意见，说同学们对我讲课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说，你讲得好，没意见。我就站起来，我说我有意见。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我说你到这里讲了一两个月的课了，从来都没看见你笑过，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大后方来的学生们有意见。罗瑞卿很动感情地说，我不是对你们有意见，看不起你们，对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我是满心高兴的，可是我笑不出来，因为我在红军作战的时候，嘴部负伤了，嘴巴张不开，所以说我想笑，我也笑不出来，还请你们大家原谅。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王仲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罗瑞卿的认可。
王：一去的时候，我说我是你的学生，抗大三期学生。罗瑞卿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
王仲方说，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着保障安全和稳定社会的重任。
王：国民党特务想要造成首都的混乱，那时他们就在有轨电车总站长辛店纵火，几十辆电车都烧掉了。那时候电车本来就不多，所以特务想造成交通混乱，人心也就不安定了。当时类似这样的破坏活动可不少。比如说有个辅华火药厂爆炸，有个翠明庄，国共和谈的时候，中调处执行部就在那里，叶剑英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住，突然起火了。当时不是这个地方冒烟，就是那里起火，搞得挺紧张。
二
罗瑞卿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建国初期，公安工作面临一团乱局，罗瑞卿在10年公安部长的任上，开展了“镇反”等运动，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机构，此外，公安部还担当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重任，秘书王仲方说：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所以才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话：“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天塌下来，有他顶着。”1951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指挥公安系统在全国开展了“镇反”运动。
王：这个事情在全国发动以后，抓了一大批人，也杀了一大批人。当时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被抓起来以后，采取杀人以前贴布告的方式，说什么人犯罪了，犯的什么罪。另外，枪毙罪犯是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就是让这些留下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敢妄动，你要是再搞破坏活动，我立刻就镇压你。所以镇反运动，搞了一年多，还是起了很大的效果的。
1951年5月，全国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开的破坏活动减少了，但隐蔽的特务活动日益增多。罗瑞卿指示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王：所以那时候就给广东省公安厅做了工作，加强他们的力量，就是做到炸弹不允许过韶关。
绝大多数特务活动被阻止在中国的南大门，但也有少数漏网的特务潜入北京。1954年6月，蒋介石派出外号“赛狸猫”的飞贼段云鹏，目标直指中央最高领导人。
王：段云鹏，国民党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据说他能翻墙入户，也善于打枪。蒋介石让他来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他也居然利用他的旧关系到了北京，几次到北京来，我们都没抓住他。
建国后，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得知段云鹏潜入大陆、伺机暗杀中央领导人的消息后，罗瑞卿认为不能消极等待，要巧设圈套让他进来。1954年国庆节前，公安系统布下罗网，活捉了飞贼段云鹏。
王：抓住他以后，罗瑞卿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挺高兴地说，这个人把他抓住挺好，说是不是他轻功很好，是不是让他飞一个，我们看一看。
经过“镇反”运动，又打赢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罗瑞卿领导下的公安工作连连告捷。1956年，这是全国发生案件最少的一年，而且那一年真正是让老百姓做到了夜不闭户，晚上不关门睡觉也放心了。路不拾遗，就是拾到东西以后，不据为己有，连小学生都会将拾到的一毛钱交给交通警。所以当时那个社会治安情况确实是最好的一年。在王仲方眼里，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护卫毛泽东的安全看成重中之重。
王：毛主席如果要到北京天桥剧场去看戏，罗瑞卿不放心，都要亲自去看一看剧场周围安全保卫怎么样，包括警卫的安置。另外就是毛主席坐的椅子，他要先去试一试。毛主席如果要是出去，都是罗瑞卿亲自陪同他。每年的5月1日、10月1日，天安门要开大会，晚上还有晚会，罗瑞卿经常都在毛主席身边，所以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当然了，其他的领导人的安全，他也关心，但是他对毛主席的安全，是觉得自己特别负了一个特别的责任。
建国初期，公安部的报告按照惯例先报到政务院，毛泽东看不到公安部的报告，就专门把罗瑞卿找去提出批评。
王：毛主席批评他，说是你们烧香找错了庙门，公安工作这么重要的部门，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找我？周总理解释说，他们报告是有的，送到我这里了，我没有转给你。把罗瑞卿搞得挺紧张，所以回来以后，赶快给我们办公厅这些人讲，以后要直接给毛主席送报告。当时规定我们每一个月要写一次综合报告。
此后，公安部很快完备了直接向毛泽东本人的请示报告制度。王仲方说，那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
王：我们知道毛主席和罗瑞卿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他也很爱护罗瑞卿，罗瑞卿如果有什么毛病，别人有什么反映，他就告诉罗瑞卿，说你要注意；如果哪一个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就让罗瑞卿亲自到那位领导人那里去说明情况。
罗瑞卿凡事求好求快，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曾经给予提醒。
王：毛主席曾经提醒过他：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当然他也比较注意了，但是他这个严肃是有名的。
三
1959年，罗瑞卿离开他工作了10年的公安战线。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后，王仲方也从公安部调到了青海省委工作。
王：1965年是他的事业的高峰，因为这个时期他是军委的秘书长，军委的常委，林彪又经常生病，实际上是由他来主持工作，虽然名义上是由贺龙来主持工作，但是实际上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当时有一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报告，是个非常重要的报告，本来由林彪来做的，林彪不能出来，所以就由他来做，这个报告真是震动全国，影响也很大。可以说那个时候罗瑞卿真是“意气风发”，而且工作从各方面来讲，又都很顺利。
1965年，王仲方眼里正“意气风发”的罗瑞卿并没有意识到，有人会对他不满。作为总参谋长，罗瑞卿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工作。林彪就向罗瑞卿提出要加强通气，说他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
王：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帅，不光是林彪，当然林彪那时候对他更不满意，所以这样就找了各种理由来非难罗瑞卿。
1965年11月，上海会议前9天，罗瑞卿到苏州向林彪汇报工作，谈话过程也相当平和。此后，罗瑞卿按计划飞往大西南察看地形。
王：我感觉他没有感觉到好像会有什么，因为他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毛主席支持他。如果他要有什么不合适了，毛泽东会提醒他。所以搞一个突然袭击，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这个突然袭击面前，他受不了了。在上海会议以前，他心里毫无准备。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是“上海紧急会议”。会前，包括刘少奇等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都不清楚会议的内容，见面的时候还互相打听。而在会议的前三天，罗瑞卿并没有到会，只是到12月11日，接周恩来的电话通知，罗瑞卿才赶到上海参加会议。当时的罗瑞卿，并没有想到，一场风暴已经来临。
王：讲到上海会议，他挨整那一次，当然这个上海会议，是一个谜，究竟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开上海会议，而且把罗瑞卿拿下来。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期间，王仲方因为健康问题正在上海治病。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到上海参加会议，王仲方到锦江饭店去见这位老朋友，因此得知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消息。但是对于王仲方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次会议与中央的其他会议有什么不同。
王：中央开会，我作为青海省委的秘书长经常出席，所以觉得一年都要开一两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王仲方事后得知，上海会议与他所参加过的其他会议，气氛大不相同。
这次的会议特别保密，所有的秘书、随员，都不能参与，文件本来都是由秘书来保管的，这次不要秘书保管，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局长，亲自把文件送到每个人口袋里，每个人发一个小的保险柜，放里头，不让任何人接触。所以这个会议开始以后，气氛就非常神秘。
12月11日，一架专机将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接到上海，但罗瑞卿夫妇并没有踏进锦江饭店的大门，被汽车直接拉到一个小院子里软禁起来。
王：上海会议半截的时候让他来的，他在云南边境上察看地形，然后被通知来开会。在飞机上的时候，他还在处理文件，等下了飞机以后，进了住的地方，周总理和邓小平告诉他，他才大吃一惊。
很快，上海会议的内容就在党内传达了，会上集中讨论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三大问题。
王：那是上海会议完了以后，上海市委的副书记就给我传达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不可想象。不久，胡耀邦到了上海，我还给胡耀邦讲：这是怎么回事？胡耀邦说：不要紧，罗瑞卿现在虽然军队的职务免了，但是他的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现在还没免嘛，毛主席跟他关系那么好，不会把他怎么样。
从罗瑞卿个人的灾难开始，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在中国蔓延。1967年4月，身在青海省的王仲方已经没有办法了解罗瑞卿的消息。正如他自己的判断，作为一名老公安，罗瑞卿曾经的秘书，在那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之下，他也没有躲避的可能。
王：周总理知道我在青海管政法，就问王仲方同志现在哪里？有人说是现在已经给隔离反省了。林彪当时在场说，王仲方，我到处找他找不到，他跟罗瑞卿的关系密切，罗瑞卿的事情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刘贤权他们回到青海，就把我抓起来了。
王仲方说，林彪的一句话决定了他6年的牢狱之灾。
王：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罗瑞卿怎么控制、指挥上海的公安机关，江青在上海的时候，怎么派人跟踪监视她，窃听她的电话。我说这个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你只要把这个交代了，我们立刻放你。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他们问了好几次，后来拍桌子说：你不交代，你就给罗瑞卿垫背吧。
5年多的牢狱生活，王仲方依靠鲁滨孙精神鼓励自己撑下去。直到有一天，凭着看守的一个举动，王仲方判断他的问题可能出现转机。
王：林彪的飞机爆炸以后，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察觉了。因为有一天突然这个看守员，把我的监房打开，把我看的书，都给收走了。过了两天，又还回来了，还回来一看，什么“老三篇”，还有什么毛主席语录，凡是林彪在上面写了字的，都撕掉了。根据我在党里面这么多年的经验，到了这种地步，林彪一定出了大事，不然不会把他的语录什么的都撕掉。
四
在监狱里，王仲方每天还能读到《青海日报》。1971年，他发现报纸上突然看不到有关林彪的任何消息，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判断：林彪出事了。王仲方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1972年，王仲方结束了6年的监禁生活。而第二年，时隔10年之后，他重新见到了罗瑞卿。
王：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他一下子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跟我握手，半天都没说话。后来我就讲起了我的情况，说是我的老父亲，他认识，也被饿死、整死了。他挺难过，说是想不到怎么会牵涉到你的父亲。
1977年，罗瑞卿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已经70多岁的他自我激励要做“拼命三郎”，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1978年，胡耀邦审阅定稿，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罗瑞卿用行动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王：这个事情弄出来以后，结果华国锋不赞成，另外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不赞成，后来还有一些人也都不赞成。紧接着还有一篇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再一次地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党校来组织，胡耀邦不好出面了，就交给罗瑞卿。罗瑞卿说行，我来搞。结果就把这个稿子发给解放军报社，罗瑞卿亲自看了好几次，改了好几次，这篇文章的影响对“解放思想”所起的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
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依然盛行，罗瑞卿的举动在旁人看来要冒一定风险。王仲方说，1978年6月下旬，罗瑞卿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决心非常坚定。
王：有人对罗瑞卿讲，这篇文章最好你不要管了，不要发表。罗瑞卿说，不要紧，《人民日报》不能发表，《解放军报》发表，他不是那时候管军队工作嘛。如果要打板子，打我，你们发表吧。所以那篇文章一发表，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力量就更大了，小平同志也出来说话了，后来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思想先导。
恢复工作以后，罗瑞卿深感自己的行动不便，无法像从前一样到各地视察和调研，他急切地希望能够甩掉轮椅，行动自如。
王：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你的腿可以治好。最好是去西德。当时的卫生部长是罗瑞卿的老战友，说到西德去，我肯定帮你，给你治好。罗瑞卿当时希望能够自由行动、工作，他就去了。
罗瑞卿临行前，王仲方到西山去看望他。当时罗瑞卿除了腿脚不便之外，他的身体状况良好。王仲方说，他当时并不赞同罗瑞卿去德国治疗。
王：到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医生突然病倒不能去了，就临时换了个医生，这个医生不熟悉他的身体状况。到了西德，手术非常成功，关节也换得很好，外国医生告诉他说，第二天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他还挺高兴的。可是到了半夜，他的心脏支持不了了，因为全身麻醉影响心脏，所以他也觉得不行了，赶快就说：心口不舒服。等到夫人郝治平赶来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在德国波恩逝世，享年72岁。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