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对臃肿的国有企业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重组，关闭钢厂，削减过剩产能，在几年的时间内下岗职工最多达3,500万人，最终扫除了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带来了持续数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
华尔街日报评论称，然而，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近20年后，中国发现自己再度面临国有企业臃肿、债务上升以及产能过剩掣肘经济增长的难题。行业专家称，尽管近来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在五年内削减钢铁和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预计将裁员180万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自然减员，而且最终可能只会清理目前困扰这两个行业的一小部分过剩产能。
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八倍多，并且社会财富也大幅增加，能够承受有效改革所带来的失业以及换岗的冲击。
那么中国的行动为何如此迟缓？评论认为，1997年至2004年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的黄育川说，一个很大的因素是领导人。他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熔基是一个强硬派，敢于冒险的人，而眼下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掌控了许多关键的经济委员会，但却没有大胆地推进经济改革。
黄育川表示，在安全和政治方面，习近平将冒险一试，比如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运动。黄育川称，但经济方面并不是如此明朗，习近平不愿冒险，似乎对改革将给经济带来的好处不那么确信。
黄育川还称，如今，中国政府更愿意引导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以期打造出一些全球领先企业，相比之下，此前政府更相信市场力量会决出赢家和输家。黄育川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在周三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记者表示，到2020年前中国经济将至少保持6.5%的年均增速，并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经济学家称，维持这一较高的增长目标可能是以改革为代价，令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制造业转向消费和服务业的转型努力受挫。
另外，大陆经济学家们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严峻的基本面形势也阻碍了中国政府推行改革的意愿。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日趋成熟，这使得年长一些的钢铁工人向正在需要劳动力的服务业和高科技岗位转型更为困难，相比之下，早前钢铁厂工人向组装厂岗位转型则要容易一些。
IHS Global Insight经济学家Brian Jackson表示，许多轻松的改革已经完成，而全球需求依然不振，这使得外界越发质疑中国能否解决问题。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是农民涌入工厂，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外国消费者大量购买廉价的中国产品。
黄育川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决定改革国企，这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当时全球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面临来自世界银行和其他方面要求其改革脆弱金融系统的强大压力。
但是黄育川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认为银行改革太过于困难，转而把注意力放到改革政府掌控的几百家大型国有企业上。地方官员所获得的指示就是通过私有化、出售、关厂或其他方式使地方政府从当地的国有企业中脱离出来。
黄育川说，那时出现了大规模工人抗议活动，但朱熔基坚持其立场不变，同时改革启动的速度快于预期。政府各部委对旗下研究机构进行了分拆，助推了中国服务业的起步。制造业获得蓬勃发展。同时，政府开始进行带来就业机会和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此举也引发了一些怀疑的声音。
黄育川回忆称，中国政府曾提出让世界银行为在上海建设一座连接浦西和浦东的桥梁融资，但世界银行予以拒绝，认为车流量不足以支持该项目的建设。最终，中国政府从亚洲开发银行获得了资金。黄育川说，但在三、四年内，这座桥的车流量就达到了让人们难以置信的高水平，事实证明他们此前的看法错了。
他表示，朱熔基的优点是做事坚定不移，敢于冒险同时又坚持一定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