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当国人回眸中国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立即便会想到西南联大。的确，聚集在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许多知名学者更易于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从这所学府走出、日后荣膺国际顶级大奖的佼佼者也为其母校增添了耀眼的光环。但是，人们却常常忽视了如下事实：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即统一招生的几年中，当时全国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报考的第一志愿。截止到1941年中期（即罗家伦离校时），中央大学设有七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一个研究院，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一个专科学校，一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有专职正、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学生3153人，全校开设课程共829种。而上溯到抗战开始时，上述最后两个数字却分别为1072人和524种。显然，这不仅是战时，也是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门类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另外，四十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选聘若干“部聘教授”，在前两批的45名中，中央大学入选12人，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样一组数字，无可置疑地说明中央大学才是抗战时期中国高教界的龙头老大。而领导这所“超级大学”的罗家伦作为抗战期间中大的校长，其个人的战略眼光、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精神都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抗战一开始，位于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即先后四次被炸。第一次被炸后，罗家伦就开始准备迁校。其实，对迁校之事，罗早有准备，“七七事变”一年前，他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认为罗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对此，罗一本初衷，并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而罗家伦当时就清醒地看到，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最好一步到位，迁至重庆。因为重庆为战时陪都，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而且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由于未雨绸缪，所以中央大学的迁移最为顺利。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运出来了，就连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转移到了重庆。
就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罗家伦还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无法带走，不得不忍痛作出决定：放弃禽畜，员工转移。但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于是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罗家伦见到后也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罗家伦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复课。在炸弹如雨的战争年代，安定已无从谈起，但即使得不到经费的全额支持，中央大学仍然有较大的充实和长足的发展，学生人数从一千多增加到三千多，为此还开办了柏溪分校。有一次，日机轰炸沙坪坝中大校舍，炸塌了二十多座房屋，罗家伦的办公室也在其中。就在这间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里，他照旧办公，并且撰成《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掷地有声地亮出精神之剑：“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他向学生演讲“新人生观”，多达十五次，其内容包括“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1942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人生观》，罗家伦将它作为战时的精神礼物，“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他希望中国人具有“理想”、“智慧”、“人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运动家的风度”和“文化的修养”。此书出版后，五年间再版二十七次，是名副其实的畅销读物。一位重庆时期的中央大学学生忆述的一件“凡常小事”也足以展示他的责任心之重：“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着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也美极了。”
有人认为，在罗家伦的大学理念和办学实践中，他在承认大学“知识的责任”的同时，更加突出了大学对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培育服务于国家政权需要的现代国家公民，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灌输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价值观。而实际情况是，集政、学于一身的罗家伦虽然注重用“政”来统驭“学”，但在教育实践中，即使在抗日战争这一最需要实行集中统一的非常时期，也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教育独立”、“学术自由”这一世界大学教育之通则。在重庆期间，中大各院系负责人虽迭有更动。但变动并不太大。许多院长、系主任人选虽有调整，但作为知名教授仍然在学校执教，丝毫不影响学术研究和教学计划的安排。当时，各院系实行的基本上还是教授治校，一切大政方针均由教授会研究决策后执行，例如对教务、总务、训导三长的调整．均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和建议，院长、系主任人选由院系教授们磋商决定。也有的系主任是经过协商后轮流担任的，如农经系曾先后由张德粹、吴文晖、刘世超、刘庆云等教授担任；农学院长先后由薛培元、冯泽芳、罗清生等教授担任。当时的教授们都以研究学术、重视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为主要任务，对官衔名位不感什么兴趣，这种优良质朴的风气深受学生们的崇敬。
图书馆是高等学校学习的主渠道之一，也是衡量大学办学层级的主要指标之一。这一点中大得天独厚。抗战期间50余万册中外图书并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全部西迁来渝。修建在重庆松林坡顶的图书馆是一座简易的平房，不足1000平米，只能容纳500个座位，而学生超过数倍，这就产生了僧多粥少的现象。占座位、抢图书就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各系教授指定的必读原文参考书成了“抢”的重点目标。大家珍惜图书馆晚上开放的宝贵时间，每晚都要“抢座位、抢参考书、抢灯光（因电灯光微弱，要抢距电灯近的位置）”。学习条件已相当困难，而生活条件就更加艰苦了。尽管战区流亡学生可以申请贷金，吃饭不必自己掏钱．然而其他生活和学习的必需品自是不能缺少。解决的办法．有条件的可靠亲友的资助，一般则靠自力更生、勤工俭学等办法来解决。抗战中后期物价飞涨，教授们待遇菲薄，维持不了最低生活，有友邦愿意为教授们提供补助，然而中大的教授却在1942年11月12日联名发出了“致全国大学教授书”，委婉谢绝友邦给予的生活补助费，以顾全国家的体面和民族的尊严，显示了中国知识人的骨气和志气，令国人肃然起敬！
在头顶敌机炸弹，生活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中大的老师、同学们“以教育对教育”，坚持开展学术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以酬爱国抗日之志。全校427名正、副教授、85名讲师，同时开设共900余门专业课，门类之齐全，涉及专业之广泛，国内罕见，在此基础上，全校各院系的学术活动颇为频繁。当时校内常以院、系或院会、系会的名义来主办各种学术活动。也常有跨院系的讲演，如由教育系许恪士教授发起组织的“沙磁区星期学术演讲会”等，该会自1941年4月举办第一次演讲到1945年5月结束，前后长达4年，共进行了两百余次演讲，讲演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思想品德修养等等。讲演的地点或在柏溪分校，或在松林坡本部大礼堂或101教室，也有设在重大礼堂或南开中学礼堂的。在柏溪分校的学术演讲，有方东美教授主讲的《中西文化上之几个对比》、工学院院长杨家瑜教授主讲的《世界大战与工业建设》、电机系主任陈章教授主讲的《工程师与工业化》、许恪士教授主讲《从话说天下事说到我们青年当前的责任》和《太平洋战局之分析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教育系胡家健教授主讲《大学精神》、艺术系陈之佛教授讲《美育与科学》、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讲《文艺批评家所需要的学识是什么》等等。在松林坡大礼堂或其他地点的学术演讲，其涉及范围更广泛，视野更开阔，学术性更强。如罗家伦校长讲《二十二年之回忆》、顾毓琇校长讲《战时中国工业之新发现》、历史系缪风林主任讲《历史的教训与国家的前途》、机械系陈大燮主任讲《什么叫机械化》、气象系黄厦干主任讲《气象事业与国计民生》、历史系缪风林主任讲《战斗至上论——从国史证明战斗至上为历史的真理》、常任侠教授讲《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之变迁》，等等。讲演者并不限于中大的知名专家、教授。也邀请有社会各界名流主讲。如请周恩来讲《第二期抗战形势》，邓颖超、李德全讲《妇女与抗战》，孙科讲《抗战国策之再认识》。翁文灏讲《科学思想为近代进步之基础》，美国驻华大使讲《动荡中的国际形势》，实验剧院王泊生院长讲《明末戏剧在政治上的策动》，中央研究院朱家骅院长讲《国际形势的演进》，黄少谷讲《青年在现阶段应负的使命》，张伯苓讲《九一八的感想》，重大叶元龙校长讲《物价问题》，卫生署长讲《国民营养问题》，漫画家丰子恺讲《艺术与生活》，美学家朱光潜讲《谦虚与自尊》，剧作家洪深讲《历史与戏剧》，昆虫学家邹钟琳教授讲《昆虫与人生》，化学家高济宇教授讲《化学战争》，郭沫若讲《二期抗战中国青年应有之努力》，冯玉祥讲《抗战建国》等等。这些演讲内容深入浅出，既有面对世界和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又有与中大地位相称的学术的重量和理论的高度，对校内外的广大青年学生极有吸引力，所以听众踊跃．每次演讲都被师生们围挤得水泄不通。这样的学术演讲活动为中大营造了浓重的学术氛围，同时也使中大赢得了战时首都学术中心的地位。
1939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推动一批科学界的专家学者，组织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大知名教授金善宝、梁希、潘菽、涂长望、干铎等人均为座谈会的固定成员。他们交流信息、宣传科技知识，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抗战多做贡献。在周恩来等人的指导下，1945年7月1日在中大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协工作者协会”，选举竺可桢任理事长，李四光任监事长，涂长望任总干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总会设在沙坪坝。西北、西南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分会，在美、英、法等国亦设有分会。后由中国科技协会发起成立了“世界科协工作者协会”，涂长望代表中国科协参加．并被选为理事。中大在国内和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战时的中大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学术活动也极其频繁。中国画坛上的知名画家，如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吕斯百、黄君璧、张书祈、吴作人、王临乙、马铣繁等，均荟萃于中大艺术系，并组织成立了嘉陵美术会、蜀光美术会等。他们用画笔为抗日呐喊，为和平呼吁。他们在校内外公开举行画展，如徐悲鸿的马、吕斯百的风景、倪则稣的“何处是家园”，等等，异彩纷呈。徐悲鸿的《鸡鸣图》受到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来士的赞赏，徐乃以之相赠。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花鸟画大师张书旂精心绘制“百鸽图”精心绘制“百鸽图”，画长4．5米，宽2米，画面上衬相思树，下配杜鹃花，图中绘有羽毛丰满、千姿百态、丰神秀逸的和平鸽，色彩鲜艳典雅，格调和谐静逸，和平之春的意境洋溢纸上。我国以此画赠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赞誉他为促进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1941年秋，张书旂赴美举办个人画展．当场表演中国的绘画艺术，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好评，并被誉为“神笔”。
中大师生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校内课外戏剧活动颇多，校本部组织有平（京）剧社．可与专业水平比美。话剧则更为活跃。校内组织有万岁剧社、春秋剧社、风云剧社、南友剧社和戏剧学会等，先后演出的剧目有《清宫外史》、《棠棣之花》、《风雪夜归人》等．杨村彬、吴祖光、曹禺等专业戏剧作家曾亲临指导，有些剧目曾公开对外演出，颇得好评。而最为普及且经常活动的是课外音乐会。在人人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基础上，一些有一定音乐素质的同学纷纷发起组织歌咏团，如全校性的伶伦歌咏团，与重大合组的嘉陵歌咏团，与五大学合组的联合歌咏团（中大、重大、政大、音乐院、艺专），以及本校各院、系的歌咏队等。这些歌咏团队经常组织正规的音乐会，演唱形式多样：从抗战初期的齐唱曲，逐步发展到重唱曲（二重、三重、四重唱等）、合唱曲（男声、女声、混声合唱）和四部大合唱等等。曲目内容丰富多彩，既包括抗战歌曲的大合唱，如《抗敌歌》、《旗正飘飘》、《黄河大合唱》等，也有抒情性艺术合唱曲，如《垦春泥》、《长恨歌选段》；既有民歌合唱如《阿拉木图》、《半个月亮爬上来》，也有《圣母颂》、《马赛曲》等世界名曲合唱。在独唱方面，既有民歌独唱如《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也有艺术水平较高的创作曲独唱如《思乡曲》、《嘉陵江上》等。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流亡三部曲的《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从抗战初期一直传唱到抗战胜利；电影插曲的《渔光曲》、《热血》、《毕业歌》等更是从进校一直唱到毕业，历届中大的学子真正做到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中央大学当时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学是这个文化区的核心。[2]
从九一八事变起，抗日救亡之火就在中大校园内熊熊燃烧。迁渝不久，沙磁区各界成立救国会。中大学生黄天明出任总干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次年1月．中大学生自治会创办《全民抗战》周刊，更加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内容。抗战不久，敌机即开始大肆狂轰滥炸后方各大城市的和平居民，重庆、成都和四川各县也屡遭空袭，伤亡惨重。中大市中区办事处中燃烧弹被焚，学生多人被炸死；松林坡校本部也多次被敌机轰炸、骚扰。在如此艰困的条件下，全校师生一方面坚持勤奋学习．以此报效国家，同时师生们节衣缩食，甚至变卖衣物、书籍和珍贵的纪念品，以全部所得踊跃献金，支援抗战。1944年沙区各校的献金热潮中，中大献金总额名列第一。当时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事需要，抽调毕业班学生任盟军译员，中大四年级同学一致踊跃应征，当他们整队去浮图关接受入伍训练时，队伍经过沙坪坝、小龙坎，市民们“夹道欢送．盛况空前”。
三、面对大学里的学潮，教授的清高，蒋介石虽为一国领袖，但也只能“戒急用忍”，还得想办法讨好教授。请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吃年夜饭，就是他采取的拉近跟教授们关系的方法。
讲国立中央大学，不能不提蒋介石。因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身为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三军统帅的蒋介石，曾经兼任过中大校长，并因此留下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故事。
其实，蒋先生兼任中大校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此之前，中大校长已几次难产。自1932到1941年，这所国民政府时期的全国最高学府一直由罗家伦担任校长。罗任校长，使重大稳固发展了近10年。1941年，罗家伦辞任校长，受命去云南为远征军出国作战做准备工作，蒋任命原北大教务主任顾孟余为校长。1943年初．顾孟余因拒绝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再加上在办学理念上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产生了矛盾，因之愤而辞职，学校也因此闹起了学潮。在校本部的全体同学经过讨论一致决议罢课，并徒步去歌乐山林园．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愿，要求挽留顾校长，拒绝教育部另派他人来校接任的训令；并提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学校”等一系列民主要求。经过一段时期的坚持，教育部无法解决。后来陈立夫先是想调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前来任职，被中大师生集体反对，接着又想自己兼任校长，谁知学生们听说后反对之声更加激烈，在校内贴出大字报，批评陈立夫一介党棍来当校长，简直是污辱中大。中央大学的抗议影响很大，陈立夫忙向蒋介石求救。当时正值抗战，蒋为了尽快平息事端，便亲自兼任校长，并调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来任教育长，常驻校内代行校长职务。这样，一场“校长风波”被平息下去了。从此，学生自治会门前一带就形成了“民主墙”。
“校长风波”虽然平息，但蒋介石这个校长当得却并不愉快。以一国元首的身份来当大学校长，换做今天大陆的任何一所高校，都会受宠若惊而感到脸上无上荣光，可是当年中大的很多教授却不服气，认为以蒋的学历当大学校长，是不够格的，当时就有教授扬言要辞职。教授开会要点名，但是逃会不给蒋校长面子的老师也不在少数。不但教授们牛气，连学生们也清高。中大举行学生毕业典礼，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前来，准备亲手授予学生毕业证书，以示师生情谊。可是点名点了好多个，只有一个学生上来，还是代领，惹得蒋先生扔下证书，拂袖而去。
这样的尴尬事还有许多。但面对大学教授的清高和学生们的狂气，蒋介石虽为一国领袖，却并没有以势压人，以权整人，反而放下架子想办法讨好教授。请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吃年夜饭，就是他采取的拉近跟教授们关系的方法。这种习惯一直到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每年教师节或年初，蒋介石都会约请各大专院校资深教授聚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国知识分子与领袖及政府的关系。知识分子普遍还是具有独立人格，起码是在努力维持或追求这种独立人格，而政治人物也都还保留着礼贤下士的传统，并以此为政治美德，整个社会也还存在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生存空间。
蒋校长也不搞“外行领导内行”，所以基本不过问教学上的事，学校里的实际教务由教育长负责。作为校长，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巡视学校食堂和学生宿舍。他非常重视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一次他巡视到宿舍楼洗脸间时，因为天热，几个学生正在冲凉，忽然看到蒋来了，抱着盆愣在那里，和校长“赤诚”相见，也忘了行礼，蒋也并不介意，只是笑了笑说：“你们的体质还是很不错的嘛。”
蒋先生任中大校长期间，还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抗议，抗议活动是因学生伙食而起。因为抗战，即使中大这样的重点学校，伙食也急剧下降。学生们贴出大字报，抱怨“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当时学生们吃的主食米饭因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而号称是“八宝饭”，难以下咽。教育长和训导长向蒋校长反映情况时，说学生们是以伙食为借口“倒孔（祥熙）”。当时传言孔家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用飞机舱位装洋狗，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抗议，中大已经有人贴出“拥护蒋主席，反对蒋校长”的大字报。事情已经衍化为政治时间，且矛头直指最高领袖。可蒋听后只说了一句：“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
这天中午，蒋校长来到食堂，径自走到大饭桶前，盛了一碗“八宝饭”，取了一份菜开始就餐。吃了一口被硌了下，但还是咽了下去，然后又到大饭桶前盛了第二碗，一面吃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桌的学生回答：“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蒋对随行官员说：“米质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设法改进。他们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不能亏了他们。”三扒两扒又吃完了，还把下饭的青菜、萝卜份菜吃了一大半。接着，又到饭桶去盛了第三碗，把份菜倒进饭碗里，全都吃光了。时年57岁的国家元首蒋介石居然比学生还能吃，而且和学生一样，吃的是“八宝饭”，一下子把学生都给镇住了。食堂抗议最终也平息了。当然，那之后，中大学生的伙食确实有所提高。
1944年8月，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随后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接任，中央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上任时，顾毓琇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今后的中央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盖注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和培育文化的根本原则”，“学校行政方面，应以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的地位及其学术上的成就”，“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机关”。
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
蒋介石辞去中大校长职务后，一直保留着中大终身荣誉校长的名分。他对中大的最大贡献是以身示范，确认了政治与学术的平等地位，确认了教育、学术与知识阶层的独立地位，而这，正是现代大学成其为大学的根本所在，也是民国时期大学所普遍坚守的通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