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的反腐得到大部分底层民众的支持，而反腐触及到的反习势力及利益阶层则不断炒作各种说法唱衰反腐。目前，随着2016年中纪委喊出“打虎节奏不减”的口号，这些反对者的论调已经由“反腐终结论”、“反腐过头论”、“反腐自黑论”等变成了“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对此，著名学者周其仁论证了“反腐有利经济”，同时还放言：“中国不缺干部，你不干就别干了！”不过有分析认为，中共行将就木，通过反腐自我挽救徒劳无功。
近来，舆论场中关于反腐的“奇葩”论调也有所转向，“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开始抬头。官方从年初开始，在各种场合对类似的说法进行批驳，不少国家级官媒和地方官媒也在最近纷纷刊文跟进。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两会上，山西、四川两地的一把手甚至亲自上阵，用各种数据、事例来说明“反腐是对经济有利的”。
有观察者指出，官方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反复进行舆论引导，恰恰说明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反腐影响经济”的说法依然有市场。很多人只看到了不少官员在反腐高压下一味“求稳”，以前能办的事情反而在“多一事不如不出事”的心态下变的难办了，特别是各地一些涉及经济的事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至于官方宣传的反腐对经济发展的益处，很多人只是有个朦胧的概念，内心并不十分清楚。
周其仁：反腐降低“体制成本”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反腐不但不影响经济，还能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道理，在于降低了“体制成本”。
近日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环境，行政权力“过多的在市场里做事情”，就会产生腐败。用权力交换审批、用权力交换租金，各地政府那些豪华的大楼、奢华的吃喝、高昂的三公经费，都是企业的“体制成本”，最后都由企业来买单。
周其仁认为，一个社会解决任何问题总要付出一定代价，一些官员离开原来的工作模式“不会干了”，但遏制腐败最大的作用是能让中国很多企业家得到“解放”。
他通过自身的调研经历指出，中国的企业家们往往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陪官”，而不是研究顾客、研究市场、研究新技术开发。应该说，如果不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很难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不通过反腐将“风气为之一振”，不把这种“体制成本”降下来，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至于一些官员在反腐高压下不作为，周其仁提供的解决方案直截了当：“中国不会缺干部，只要能形成一套新的规则，我看还是有大把的人能干的很好。所以你不干，就把你手里的权力去掉，你就别干了。”
反腐动摇中共“执政基石”，自我挽救徒劳无功
分析认为，整肃腐败是中共自我挽救的途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造成的负面效果也已凸显出来。
目前受指摘最多的是严明纪律造成的集体性“不作为”现象，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难见起色的一大原因。
分析这种集体“不作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共“无官不贪”，高压反腐使得人人自危，只图自保，无心“作为”；另一方面，作为习近平当局“定向反腐”的主要目标——数量巨大的江派背景官员拉帮结派，消极抵抗。
与“不作为”一样危害政府工作的是，在反腐过程中，大批官员的频繁落马和调动，造成各地政府行为的不连续性，引发各方面工作的停滞，甚至前功尽弃、徒劳无功。同时，前任“遗留问题”，继任“不买旧账”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导致当局的社会管理中乱象丛生，中国访民数量激增、官民矛盾更为深重。
更加危险的是，江派势力的核心人物，利用手中的权力、资金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给中共当局制造各种事端，拼死顽抗，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让中共政权陷入一次次危机。
过去两年来出现的各种事件，包括薄周政变夺权、各地暴恐事件、马航失联、天津大爆炸、2015大股灾、海内外媒体对习近平阵营的抹黑宣传、官方说法和行为的“分裂症”，背后都有江派势力操控的阴影，让习近平当局疲于应付，也让中国民众对中共统治愈来愈丧失信心。
另一个外界不易感知而中共体制之内却深有体会的一点是，反腐毕竟是一种“室内操戈”之举，这会造成中共内部不满情绪和紧张关系，甚至互相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并进而影响中共“党内团结”。“党内团结”是中共极为看重的一项政治传统，因为它将影响到中共自身的凝聚力、执行力，乃至战斗力和执政地位。
比如，中国许多地方官场内部互相揭发举报攻击现象“惨烈”，敌对双方在反腐与阻击反腐过程中造成的席卷全国的暗杀、被自杀潮，造成中共官场混乱失控局面，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也会对中共整体造成巨大杀伤。
由此论之，中共的反腐行动确实遭遇到障碍、陷入了矛盾。一方面，腐败蛀蚀中共根基，反腐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反腐又会动摇到“经济发展”和“党内团结”，也同样关系到中共执政基石。
中共当前的处境，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中国民间“反腐亡党，不反亡国”的预言。
中共面临的重重危机，是其独裁暴政造成的恶果长期积累恶化的总爆发，靠其体制本身已经无从解决。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