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对很多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件。惟有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被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黯淡了。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伟大举动，所谓“马列主义的第三里程碑”，由于“亲密战友”的背叛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整个世界的质疑。只有毛泽东能够深刻感受到林彪集团覆灭的严重性质，深刻感受到必须承受的压力。“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这一打击毁掉了这位年近八十高龄的政治家最后的蓬勃生命风光，衰病之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本文摘自柯云路所著《极端十年》一书。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林彪陪同下接见红卫兵（图源：AFP/VCG）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将1966年6月1日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分为二：前五年，是文化大革命的上升阶段，由发动，历经一轮轮斗争，直至九大达到胜利的颠峰，这个胜利的状态一直维持到1971年的9月13日；其后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破碎和失败了，然而，毛泽东还在非常顽强地、又是勉为其难地支撑着。
“九·一三事件”对很多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件。那些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和冲击的老干部，无论是周恩来、邓小平，还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们，自然深感庆幸。及至后来，连江青、张春桥等人也都庆幸，因为林彪集团的覆灭给了他们扩张权力的更大空间。
惟有毛泽东受到了沉重打击。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被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黯淡了。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伟大举动，所谓“马列主义的第三里程碑”，由于“亲密战友”的背叛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整个世界的质疑。只有毛泽东能够深刻感受到林彪集团覆灭的严重性质，深刻感受到必须承受的压力。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这一打击毁掉了这位年近八十高龄的政治家最后的蓬勃生命风光，衰病之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然而，他的历史任务似乎还没有完成，他只能依然纵横捭阖地领导着中国革命的进程。
1971年10月3日，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人负责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同年12月11日，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民众讨论，把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告知了全社会。随后，1972年1月13日和1972年7月2日，又先后发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并由此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党政军内，清洗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及骨干分子的斗争则是从“九·一三事件”一发生就立即开始进行的。
在对林彪集团的清查过程中，毛泽东最先做出的是党政军上层人事调整及政策调整。1971年10月3日，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的同一天，毛泽东决定撤销林彪时期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第二天，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指出：林彪的“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这等于完全否定了林彪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还特别着重指出：“军队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线方面的教育。”而对“路线方面的教育”，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那就是“要批判林彪的反马列主义路线。”
对林彪路线的否定，必然率先影响到曾经和林彪有过尖锐冲突的党政军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他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毛泽东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更公开的姿态是，1972年1月10日，他亲自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讲“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对军内一批高级将领的政策调整，无疑是林彪集团覆灭后毛泽东的一项重大政策调整。
恰逢中美两国关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试探、接触，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京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至此，中美长期的对抗解冻，两国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这是毛泽东面对主要来自苏联方面的政治军事威胁所做的国际范围内的大的战略关系调整；另一方面，这个外交行动无疑汇入了1972年中国国内政策向温和方向变化的潮流之中。
有关中美关系变化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逐层传达，更松动和暖化了长期被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张的中国人的心理。中美关系的和解，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为他的民族所做的明智之举。
当1972年的温和化倾向延续到夏天时，毛泽东又做出一个看来自然而然实际上却极为重要的行动，这个行动甚至长远地影响到他去世之后的中国社会，那就是对邓小平落实政策。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林彪的问题。8月14日，毛泽东就对邓小平的信做了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这就为邓小平的逐步复出打开了大门。
这一年夏天，根据毛泽东的精神，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这个《决定》中指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以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随后，在全国“批林整风”的过程中，随着各项政策的调整，全国范围内的“三支两军”停止了。军管、军训、支左的军宣队和军事人员都撤离了地方。
这件事对全国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虽然这似乎是各级党委政权重新建设完毕自然而然的结果，然而，人们普遍地把它和“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政治形势大变化联系在一起。原来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似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松动、和缓。这给了各阶层人民以新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又做了一件自然而重要的调整，就是把更多的信赖给了周恩来，更加倚重他在全国范围内的管理作用。而周恩来也便在1972年比较充分地施展了他的才能。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意义的“贤相”，具有一流的行政才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行为都贯穿着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就这一点而言，周恩来的严谨是政治上高度警觉的毛泽东也无可挑剔的。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讲，他或许有可能犯政治错误，但是绝不会犯组织错误。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典型的从不超越党和国家正常程序而进行任何个人色彩活动的一丝不苟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恪守的第二个原则是：尽可能地保护干部，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国民经济。他在这方面做了呕心沥血、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众望所归的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中，他是毛泽东与党内很多受冲击干部之间的缓冲带。一方面，他极力化解那些受冲击干部的对抗情绪，使他们以更理智的态度接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又用适当的方法缓和毛泽东某些激烈的情绪和做法，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性。他的整个努力都做得极为细心、周到。
在文化大革命政治与现实的经济之间，周恩来也尽可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以保护国家的经济底盘少受破损。
可以说，在大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是维持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衔接了方方面面，连通了各种必要的渠道，使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有机体尽可能得以正常生存。
在周恩来看来，林彪集团的垮台无疑是极“左”路线的失败。根据共产党内历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周恩来认定，这是一个批判极“左”路线的时机。1972年，在他比较得手的操作中，中国出现了全面的温和化回潮。
在1972年的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提出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立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指出：“‘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绝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修正主义的政治。”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这篇经周恩来审查后同意发表的社论，发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时期，有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舆论，有关解放干部、正确使用干部的舆论，有关重申党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的舆论开始春风般和煦地吹过中国上空。
1972年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同程度冲击的高级干部，出席了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既是为这批人重返政坛做了最初的平反，也成为全国范围内解放干部的一个象征。
对“八一招待会”与毛泽东一月份出席陈毅追悼会这两件事的公开报导，形成了1972年整个形势温暖回潮的最有利宣传。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全社会都感受到了新的潮流。
在1972年8月1日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这是周恩来一个极为机智的提法。坚决地提出要对极“左”思潮予以批透，同时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向，对批极“左”做了保护性的理论注释：“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
温和化的回潮，继续扩展。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庆祝国庆二十三周年的社论《夺取新的胜利》，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1972年，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温和回潮的现象：关于要在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而提高原有文化程度较差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基础的措施；关于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理论教学、重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措施；关于提高大、中、小学教材质量的措施；关于在农村尽快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减少文盲的措施等等；都迎着春天的暖风，纷纷拱出冻土。
在科技领域，复苏的活动也开始露头，各种学术杂志的创刊，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的展开，都表明科学技术及知识分子队伍开始试探着活动起来。
在周恩来操作的范围内，最重要的一块自然是国民经济。各种务实的做法和政策的变化，都开始提出并实施。在农业政策方面，甚至提到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允许全面经营，不要把多种经营作为“资本主义”批判。
除了公开报导的社会政策调整，我们还看到一些并没有公开报导的事情在广泛地发生着。
在这一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大规模回城。这股潮流迅猛地刮遍城乡，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知青点几近寥落无人。当知识青年卷起行李争先恐后地寻找门路撤离农村时，在黄土高原住宿过知识青年的窑洞中，一片狼藉的场面及被油灯熏黑的土墙上那残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不过说明一段历史已经过去。这同样预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红色社会与红色理念在开始崩溃。
当“大回潮”显示出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广大力量时，他不失时机地发出了声音。1972年12月17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指示，是针对全国将“批林整风”纳入批极“左”轨道的反拨。同时，当毛泽东把林彪定为极右，并将随后的“批林整风”纳入批右轨道时，他大概并不准备改变他在1972年的政策温和化调整。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在1972年底逐渐形成的完整战略，即在政治上、思想上将林彪归为极右，从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进一步坚持和深化“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政治上巩固文化大革命已有的成果；而在干部政策以及其他有关政策上（例如取消“三支二军”），则做出较大规模的温和化调整。
前者是对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坚持；后者则是某些政策上的让步。
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12月21日）专门针对“让步政策”有过讲话。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历朝统治阶级都未对农民有过让步政策：“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这里，毛泽东对自己论点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
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处在阶级对立之中这一本质，并不妨碍它在必要时采取让步政策。统治阶级的政策是进一步还是让一步，这是策略问题。进一步或让一步，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仅在愿望，也在可能；不仅在阶级利益，也在阶级力量对比。
当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其中的一个反映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或进一步、或让一步的调整与变化。
离开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观看整个世界近代史，我们同样会看到，执政者的政策规定了它与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显示了执政者的力量与社会上各种力量的对比，政策的调整常常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反映。
在1972年，我们看到很多重大的政策性变化：“二月逆流”被平反了；陈云等一批干部被平反了；邓小平被平反了；军宣队、军管会被撤销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实际中被否定了；对工农兵学员要进行文化补课了；经济工作开始更多地务实了；冲击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均被定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这一切政策的变化，都含着一个本质，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些政策调整很多是毛泽东本人做出的，以为这是稳定局势所需要的策略，然而，他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已有成果的否定。这不是他个人自觉做出的否定，而是历史迫使他做出的否定，是整个国家阶级力量对比、各派政治力量对比迫使他做出的否定。
在林彪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不得不为“二月逆流”平反了，不得不对邓小平等人落实政策了。不这样做，大的政治格局是维持不下去的。一贯懂得顺势而为的毛泽东只能这样行动了。
经过复杂的政策位移，毛泽东似乎又处在新的政治格局的中心位置上。
然而，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权且的位移，却为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全部基础。
如果说林彪集团的垮台是历史第一次对他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那么，毛泽东为顺应形势而做出的政策调整、重整格局的全部努力，则在造成历史第二次、第三次向他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1972年的毛泽东和1972年前的毛泽东一样，他的行为是历史的规定。他同样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