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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点点回忆:父亲罗瑞卿跳楼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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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要职。在文革爆发之前的半年间,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被批“篡军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革中跳楼自杀未遂。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中,详细记述了罗瑞卿决定自杀的前前后后。

1959年国庆节,罗瑞卿大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天空已经阴云密布,“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二十五日爸爸到了上海,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告诉爸爸,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高兴。并对他们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泽东还交代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陈丕显说,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但觉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听了这个消息,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二十六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客人未到时,爸爸向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爸爸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爸爸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还说:“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爸爸赶快给彭真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认真地对彭真说:“姚文元评海瑞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大约同样的时间,周恩来也向彭真打了招呼。所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这篇文章。

爸爸做完这些事情心安理得地离开上海之前,对毛泽东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神情开朗的嘱咐爸爸:“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象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毛泽东情真意切地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爸爸说至少到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是晴空万里。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爱戴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伟人毛泽东。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爸爸。听说爸爸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爸爸象往常一样向林彪汇报了工作。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这时候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离召开整爸爸的上海会议,仅仅十天。

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这封信甚至对爸爸连名字都没有提起,但林彪让叶群带给毛泽东的随信附去的十一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原空军司令,已死于当年五月--编者注)给爸爸的信之外,全部是揭发爸爸的材料。

关于叶群带这封信,到毛泽东那里都说了些什么,由于林彪和叶群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口对口的告状方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档案。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我原以为,这会永远成为一个谜。但历史的机缘有时非常神妙。1996年九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作为当年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警卫的领导,是这一事件的准当事人。在这本书里竟然有整整一节叫做“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活画出当年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爸爸时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读:

--1965年十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

1965年十一月下旬,杨成武同志(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后接替罗瑞卿任“代总参谋长”--编者注)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护士长吴君旭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口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了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子。”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有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空军司令--编者注)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对于毛泽东下决心整罗瑞卿,是否是因为听信了林彪和叶群的这回事,我同意妈妈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心里正涌动着一个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的一个砝码。为了革命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为什么罗瑞卿就不可以?

在叶群杭州告状的第八天,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专门是为了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份。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当时云南省的党政领导人--编者注)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11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克清妈妈回忆道:

--1966年1月下旬过年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定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上海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7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20米长的通道。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后来,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过年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帅够不够尊重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着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月份会议突然来了。3月3日下午瑞卿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下午通知,3月4日上午就开会。瑞卿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不是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那三条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林彪家的猫踢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是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还讲没有三条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

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30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连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和有责任的人而得到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好充份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充份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渡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份理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

1966年3月18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的话,从他接到暂时休会的通知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的是什么?永远的安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平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窗外的平台是毫无遮拦的,爸爸踩着已经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后几米,投向一片虚空。

这一天,家里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迹已经被细心地冲洗干净。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得了感冒,住进医院了。那天晚上我们家的屋顶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妈妈通宵未眠。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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