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被调查，牵出他出售单程证牟利的问题。很多香港人很愤怒，但我却很奇怪。奇怪的原因，不是张越的贪腐，而是一些香港人的后知后觉。
1980年在广州，去一个中学同学家聚会，他父亲刚刚从香港“探亲”回来。那时大陆仍非常落后，香港对我们这批中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可是一个遥远而且神秘的地方。同学父亲大谈香港见闻，但结论是香港不如广州。他从房屋、医疗条件、工资等等比较，认为还是广州比较好。顺便一说，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广州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军官，级别虽然不高，但仍算是小小的既得利益阶层。
谁知道过了几年，那位同学全家移民香港了。但最让人吃惊，是他父亲虽然已经是“香港人”了，但每年军队干部体检他仍会参加，所有工资和政治经济福利继续享受，甚至后来（大概90年）退休之后，广州军区仍给他分配了退休住房。
当然，他到香港，并不是他喜欢香港的生活，而是组织派他来的。
每年五万赴港单程证，大部分由广东省控制，其中大概九成由公安厅、军队情报部门、国安厅、统战部等机构掌握。拿到单程证到香港的人，不管是真是假，那时候都必须接受“有关单位”的指示。当然，像我同学父亲那样的嫡系级别人物，其实并不太多，大部分是业余特务。
这种情报战线和统战工作的“人民战争”，是中共最拿手的戏码。从延安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政策计谋实施起来驾轻就熟，毫不含糊。
不过，到了九十年代之后，这种“组织需要”的情节逐渐减少，而另外的“需要”则越来越多了。后来有人明明受派遣持单程证到香港，但仍然需要付出三、五十万的金钱。譬如赖昌星，从福建以五十万元买单程证赴港，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商人，但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其实也是总参情报部登记在册的人民解放军少校情报官。
当时，中国稍有钱财的人都愿意到香港，而情报工作的重点又是“保密”，因此单程证自然很容易成为中共内部各个情报机构的摇钱树。或者更真实地说，成了某些安全官员的摇钱树。有熟悉情况的朋友肯定地说，八九十年代持单程证来港的，大部分都和这些情报、国安或者统战部门有关系。
张越从北京基层公安警察出身，后来在北京公安局的政保处长期任职，政保后来变成国保，他作了国保局的局长，再调上公安部，最后才到河北政法委。估计他出售单程证，应该是在北京国保局和公安部任职期间。
实际上，赴港单程证后来并没有越来越热、大涨其价。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和日益开放之后，有钱人可以轻易以“优秀人才”身份居住在香港，也可以移民他国然后转回香港工作。单程证对中产人士，可能反而吸引力更大。
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可以说几乎没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社会空间。这种由大陆政府发出的单程证，不是用作某种政治操作，就一定会被用来作“经济”操作，所以绝不令人吃惊。
我觉得可笑的，倒是中国社科院正儿八经地发表《旅游绿皮书》，唱衰香港的旅游业。社科院的研究结果绝对不会让人意外，香港旅游业不好，大陆游客稍微减少，当然是香港民主派“制造”社会对立的严重结果。但实际上，多少中国人可以来香港，每个人何时可以来香港，甚至来港后可以购买什么样的产品或服务，却由大陆政府严格控制。譬如“一周一行”，难道是民主派或者是本土派的决定？这和中国大陆67年断绝提供东江水是一个道理，自己关掉水龙头，却非要找别人的原因，装傻装到这种程度，令人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