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财经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会上，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骂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遗像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使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工作的不满和批评，不仅有了政治路线上的合法性依据，而且确立了他变更和调整中央权力格局的政治正当性。在组织上，毛泽东重用高岗，期望他能成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得力助手。
毛高的亲密关系，让其他领导人都感到了某种威胁。（狡猾的周恩来曾一度改变发文的顺序，把高岗放到他的前面，以试探毛、高的意图，摸摸底。）这样一来，党内协商机制就发生了畸轻畸重的非常变化：过去较为均衡的毛、刘、周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毛泽东为轴心的，刘、周、高三足鼎立的不均衡格局。毛泽东因势利导，提出了中央领导人分一线二线的体制设想。“高饶事件”的发生，是在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体制以后的事情。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对高饶的问题，“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1954年，高岗在事发后的检讨中说：在财经会议之后，他才有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说，“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两位中央领导（刘、周），“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时隔20多年后，在1980年2月26日召开的一次安排中央人事的小范围会议上，邓小平以高饶事件的历史教训告诫大家，说：高岗是在分一线二线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他要抢这个一线。”这就点出了高饶事件的实质是权争，而且是在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发生的权争。
诚然，“高饶事件”背后是毛刘之争。但毛泽东是一位精通权术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层权力斗争的底线。高岗本是毛泽东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刘、周的棋子，但这个棋子的鲁莽行动却几乎导致翻盘，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清除出局。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考虑调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如何考虑接班人问题的？对此，缺乏中央工作经验的“二杆子”高岗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糊里糊涂上马，糊里糊涂落马。这就需要进一步考察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对高岗的重用，是否意味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的地位。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调整中央权力配置。他极其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政治上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右倾”，组织上自行其事的“分散主义”，对高岗十分器重，委以重任。这是出于更换“接班人”的考虑，还是出于调整中央权力构架的考虑？他不满刘少奇，甚至考虑让刘少奇去担任虚权的国家主席，这是“贬刘”？“抑刘”？还是“倒刘”？同理，他重用高岗，是想换马，还是在备马？
以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他虽然很器重高岗，但绝不会重蹈覆辙，再把高岗摆到刘少奇的位置上。就制度而言，无论从斯大林集权体制来讲，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来讲，毛泽东都是要实现最高权威掌控下的一元格局，不会允许再出现君臣争权的二元格局。就领袖素质而言，高岗虽然精力过人，勇于任事，但心机不细，城府不深，拙于思考，长于行动。这是毛泽东能够放心委以重任的条件，但作为交班的条件就未必合适了。毛泽东重用高岗的直接目的，还是为了变更从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平衡刘少奇、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局面，以实现以他为轴心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中央权力架构。此外如果他对高岗还有更大的期许，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其次，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是未雨绸缪的体制考虑，还是储君位置上的人事更迭。共产党国家的接班人体制，历来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制度安排。接班人既没有“家天下”储君的血缘继承资格，也没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法定权威，只是出于最高领导人寿限原因的被迫“交班”安排。斯大林突然死亡，事先没有对身后事的任何安排，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在苏共领导人中开展了一场问鼎最高权力的激烈斗争，贝利亚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斯大林之死引发的混乱让中共领导人深受震动。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实现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对高岗和其他人多次提出过“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的问题。
1953年，毛泽东60岁。刘少奇和周恩来55岁，高岗48岁。对于政治家，60岁是正当盛年的岁数。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应是比较从容的长远计议，而不会有虚位以待的紧迫感。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共领导层中实行一线二线梯次安排的设想，把年富力强的人放到处理党政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前台，他则居于主持大政方针的后台。这样，毛泽东既能摆脱日常事务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权旁落出现“分散主义”的危险，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填补斯大林死后的权威空白。这是个体制性的制度安排，并非是更换接班人的走马换将。邓小平后来讲：“毛主席是从这个战略思想来考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配备的。毛主席的说法是，这样比较能够经得住风险，也就是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会影响到整个集体。”[54]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设想的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体制，应是一个在他掌控之下的“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
第三，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批评，纠正他坚持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右倾”错误，是否就要立马打倒刘少奇。建国以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上虽有多次冲突，但集中爆发还是在195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全国财经会议本是具体的工作会议。但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开成了一个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会议。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并联系到党内在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会议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会上，不但高岗“跳得”很高，其他人的发言也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李先念说薄一波是“季诺维也夫”；谭震林拍着桌子骂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饶漱石的发言也很激烈。薄一波接连两次检讨都没有过关。会后，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交由副总理邓小平兼任。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党内公开了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在8月11日的总结会议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讨了关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受到批评，在党内威望大跌。也正是由于党内高级干部们都清楚刘少奇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才会形成10月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讨安伐刘”的局面。
全国财经会议后，毛泽东提出了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设想。以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工作积累下的诸多不满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组织上削弱了刘、周的权力，实现了刘管党务、周管外交、高管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放手把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交给一线，自己安心退居二线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立即承认错误的示弱态度还是能够认可的。[55]
第四，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俄是否要实现中央高层的“集体领导”。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央实行分权体制，还是实行集权体制的问题。从制度上看，总书记制更类似于历史上的君相格局，副主席制更类似内阁格局。如果实行总书记制，刘少奇一直负责党务工作，自然是总书记非他莫属。这样，中央的权力构架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的延续。而毛泽东这几年对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有诸多不满，实际是想要变动这个权力构架的。
高岗深知毛泽东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过去说高岗要多设几个副主席是“封官许愿”，拉拢人，搞权权交易。新出版的《高岗在北京》一书则另有说法。书中说：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以高岗的资历和在党和国家担任的职务而言，他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并不能说是有僭越的野心。他的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的意思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毛泽东关于一线的制度安排无疑是实现分权制衡的“集体领导”，但具体的人事安排是不清楚的。不过从事后人们揭发批判高岗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1953年10月，高岗到南方休假期间，曾在高级干部中散布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搞政治局。他还提出要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高岗的话或有添枝加叶的私货，后来对高岗的批判也肯定有落井下石的成分，但基本内容肯定是编造不出来的。
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中央高层人事安排的方案，是对中央已经形成的刘党务、周外交、高经济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调整。高岗如接替刘少奇管党务，掌握的实际权力又将扩大；刘少奇如改为负责国家政务，其权力将更加虚化；政府体制由政务院改为部长会议制，周恩来的权力也将被进一步分解。如果再由林彪或其他人接替部长会议主席，周恩来专管外交事务。这样，中央一线可能就是一个由毛泽东驾驭的三驾马车或是四驾马车的分权把口的格局。
以毛泽东“比较能够经得住风险”的制度要求来看，在国家政府工作的中共领导人是为中央一线，由刘、周、高等分工负责，实现相互制衡的权力构架。所谓“集体领导”，实际上是要变更历史上形成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这个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历史上，储君久居生事，造成骨肉相残的悲剧比比皆是。毛泽东当然深知个中利害。另外，且不说刘少奇在党内的根基并不是轻易可以动摇的，变更太大势必引起党内冲突。就高岗在党内的资历而言，比刘、周都浅得多。当时党内老人都建在，高岗要取代刘少奇，能不能压住阵也是个问题。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方案，是出于他的个人野心膨胀的谋权动机，还是他猜度到毛泽东心理的护主动机，都可暂且不论，但源头无疑是来自毛泽东与他“个别酝酿”的私下谈话。
从这个“胎死腹中”的方案来看，在毛泽东布置的这个新棋局中，高岗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但从“法、术、势”的政治逻辑观之，毛泽东也肯定不会在制度上再给自己设置一个对立面。以高岗的党内根基和能力水平，是可以制衡刘、周，但要取代刘、周则是另一回事儿了。毛泽东在政治上贬抑刘、周，在人事上重用高岗，是要实现组织上的大权独揽。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的是制衡刘、周，并非要打倒刘、周。高岗私下散布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体现了毛泽东这时的真实意图。尽管这时的毛刘关系，已是嫌隙毕显，矛盾横生，但不能因此而将“文革”打倒刘少奇的史事倒推因果。如果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要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现有的证据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但是，由于政治道行尚浅的高岗把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问题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的问题，“倒刘”心切，四处串联，一意孤行，犯了党内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非但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权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高饶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党内裂痕，影响至深至远。从以后的历史看，这个事件划出了一道难以弥补的政治鸿沟，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每次党内斗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在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白区党人”。当然，这是另一个题目的内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