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将其亲身经历的1971年“五一节”林彪逃席事件发表成文章，无数人都在阅读、品鉴、传播，无数的媒体记者和作家都在摘引、改编、演绎，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然而对于他的说法，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文革期间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
在共识网上读了刘家驹先生的《林彪与“九一三”之谜》，受益匪浅，感触良多。文中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刘先生口述的一些故事情节，和公开发行、流传于世几十年的一些历史情节发生了冲突，让人疑云丛生，难辨真假。
现将这些发生冲突的情节一并公布，让大家分析探究，去伪存真，看谁的描述更符合真实，看能否达成共识。
一个是根据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亲身经历写的作品，如胡哲峰、于华民著《毛泽东与林彪》；王振华、周少华著《中国故事·林彪之谜》等。作品是这样描写的：
“五一节”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
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过去他有一个习惯，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老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撇上一眼。
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5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腔，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
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现在两人搁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杜修贤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候机会再拍更好的镜头。过了一会儿，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了，人不见了！
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
这件事引起记者们的种种议论：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还没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彪今天是怎么了？他来的时候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周恩来心里十分恼火，为了维护大局，有些话不好讲，便狠狠地“熊”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们：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为什么不拍摄呢？”
受批评的记者有的不服气，小声辩解道：“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周恩来实在憋不住了，一手插腰，一只手边说边在空中画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了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手快眼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等了一会，看到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内疚的样子，周恩来放缓了语气：“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与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民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烟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呆了几分钟，行吗？”……
由杜修贤转述的自己亲眼目睹的“林彪逃席”事件，再由各类作家记者据此演绎成的各种文学纪实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不仅主流媒体刊登，民间报刊也刊登；党报团报、大报小报、书籍资料都纷纷刊登；我读到的有关这一事件大同小异的作品，不下上百篇，却无一人质疑，无一人提出不同意见，无一人提出新的说法。新华社记者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自撰写的材料，谁能不相信，谁敢有怀疑？
现在，突然冒出了这么多质疑者，提出了这么多不同的说法，确实让人惊异，大惑不解。
提出新说的史学权威刘家驹先生，是这样描述“林彪逃席”事件的：
1971年“五一节”焰火晚会，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走到毛泽东面前敬了礼。毛泽东抬了头，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叶群上去紧紧抓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了句什么，主席用手指点了点叶群，叶群笑了，很激动。林彪站在一边没说话，走开了，到了离主席好几个位置（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侧着身纹丝不动地望着广场，大概不到个把小时，林彪突然起身离座，向我和李文普站立的地方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如厕，他到了我跟前，一挥手说，走，回去！我愣住了：烟火满天飞舞，主席还没有离位，不辞而别，好吗？小毕还用理性的口气惋惜地说：“他俩又拉开了距离。”4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
刘先生说的林彪的“不辞而别”的情节，同杜修贤的描述基本一样，虽然角度不同，但事实基本相同。但是，两位大家的描述还是有很大不同——
杜修贤说是林彪“姗姗来迟”，让人久等不到，到了以后，毛、林二人互不搭腔；而刘先生却没有说林彪迟到，林彪还向毛敬礼。叶群还向毛表示亲热，二人谈笑风生。毛、林此时关系似乎很亲热，和杜修贤的说法大相径庭。
杜修贤说林彪只坐了几分钟，让记者连镜头也拍不到；刘先生却说林彪坐了“个把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记者拍照肯定没问题。
两种说法都是大家亲身经历，都具有权威性，哪一种说法真实可信？
正在大费踌躇之时，忽见冯锡刚先生大作，“订正有关林彪的两则史料”，不仅完全推翻了杜修贤流传几十年的观点，也和刘家驹先生刚刚发出的观点大不一样。
冯锡刚先生认为，说林彪“姗姗来迟”“不辞而别”，均为杜修贤先生的“面壁虚构”，是“想当然”的编造。他通过观看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当时拍摄的纪录片，发现毛泽东和林彪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可又说“毛泽东登楼时，其他领导人未随从”，自相矛盾），虽然未和毛泽东交谈，但林彪“神情愉悦，满面笑容”。估计坐的时间确实不长，林彪和董必武均提前离席，多半是出于健康原因，林彪不可能“不辞而别”……
这三人的观点孰是孰非，孰真孰假？
愚以为，冯先生的观点多不可信，刘先生的观点半真半假，已经作古的杜修贤先生的观点比较可信。
冯先生的观点，完全产生于1971年5月后生产的电影纪录片。而这位先生却忘了一个起码常识：那时的所有新闻宣传工具，都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掌控，电影厂制作的纪录片和所有的报刊新闻一样，都要经过江青等的严格审查、把关；尤其是林彪“犯事”后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电影，对之恨之入骨的江青张春桥在审查时，不知要费多少心机！
此时的江青等人，和林彪集团已经成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敌。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背后磨刀霍霍，江青等人也操纵舆论工具对林陈狠揭猛批。有时为了麻痹对方，故意制造一些假象掩人耳目。如同在“九一三”事件前还发表林彪“努力学习毛著”的照片一样，5月的电影也完全可能故意嫁接一些“林彪紧跟，毛林融洽”镜头，以稳定人心，伺机下手。至于这镜头是今年“五一节”的，还是去年“五一节”的，还是从别处剪来的，只有江青等人知道。
冯先生拿着江青张春桥等人炮制的纪录片，来为林彪开脱，来树立林彪的正面形象，来推翻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的观点，岂不是南辕北辙？江青在地下有知，岂不要笑掉大牙！
刘家驹先生的“不辞而别”一说，和杜修贤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谓确论。但是，说林彪向毛“敬礼”，毛泽东和叶群笑谈，说林彪坐了“个把小时”，是否属实，因为没有佐证，连冯先生说的纪录片也无此景，只能“存疑”。
但我认为，杜修贤先生的观点至今是无可置疑，无法推翻的。作为新华社最具权威的摄影记者，经常给中央领导拍摄镜头，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大事件太多了。记者的天职就是准确、客观、真实，记录下这些大事件，让世人观察、感悟、品鉴，以获教益，以受启迪。他知道他出手的作品有多少人看，有多少人评，记者的良心，记者的责任，使他肯定不敢随意编造，胡乱虚构。
况且，杜修贤没有必要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来贬低林彪。林彪后来成了“罪大恶极”的罪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杜记者没有必要再虚构一些“小儿科”，来抹黑林彪。
更何况，杜记者的文章发表以后，无数人都在阅读、品鉴、传播，无数的媒体记者和作家都在摘引、改编、演绎，其影响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却几乎无人质疑。尤其是80年代，许多参与者、当事人、知情者都还健在，杜先生的文章他们肯定都看过，当时天安门城楼上那么多记者、警卫、秘书、服务员等人也一定看过，一些健在的中央领导也一定看过。这么多人都没有发出质疑，提出反对，反倒是过了几十年后，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杜修贤先生于2014年6月15日去世）某些人却发出质疑，说杜修贤“一派谎言”，要推翻杜先生的观点，岂非咄咄怪事！
我们重新审视杜修贤的文章，发现这种文章不好编造，也不敢编造。文中那么多故事情节，那么多活动场景，那么多大人物，具体细致，生动逼真，历历在目，谁敢这样编造？
其中有杜修贤自己的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有众多现场记者的惊诧的语言描写，更有周恩来激动的讲话。这些情节谁能编造？
为了让众人释疑，在此给有门路的好事者提两条线索——
一是查看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照片，是否如杜修贤所说的“主桌全景”，林彪是否面无笑容，和毛主席并无亲切交谈景象。如果是，便可证明杜修贤此言不谬；
二是翻看当时及后来各种媒体，是否有另外现场记者和当事人对杜修贤观点的质疑，或者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没有，便可说明杜修贤此言不虚。
在没有铁的证据和权威材料来推翻杜修贤先生的观点以前，关于1971年“五一节”焰火晚会“林彪逃席事件”的描述和定性，我还是信奉杜修贤先生的观点；对刘家驹先生的观点是半信半疑；而对冯锡刚先生的观点，我是完全不信。
附：《关于林彪两则史料的辨证》
因着杜修贤（晚年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与顾保孜合作的《红镜头》（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的畅销，由此还衍生出同一作者的诸如《聚焦红墙：1965—1989共和国红镜头》《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红镜头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一批畅销书，其中两则关于林彪的史料流传甚广。一说1971年“五一节”的天安门焰火晚会上，林彪竟姗姗来迟，让毛泽东虚席以待，入席后又视若无人，竟不与毛打招呼，不几分钟即离席一去不返。另一则说这年6月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大陆，林彪在参与毛泽东会见并谈话的过程中，竟不顾外交礼仪，独自离席去外间大厅，枯坐一角，直至谈话结束，客人辞别，终未现身。
这两则关于林彪的史料，皆因提供者“现场目击”的身份而似乎具有毋庸置疑的可信性。然而，人情世故的常识又不能不令读者生疑：这是真实的吗？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毛、林交恶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当事者都是阅历深广的政治家，林彪作为弱势的一方，敢于如此不近情理乃至“嚣张”吗？
为释心头久存之疑云，笔者近日仔细观看了当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及相关视频，得以确认，《红镜头》所说这一切，均系向壁虚构。
这部纪录片片长25分钟，其中15分钟拍摄的是天安门焰火晚会情景。镜头显示，毛泽东与林彪是从天安门西侧登上城楼的，在门口迎接的有周恩来及几位身着军装的人员，其中一人似为叶剑英，但因翻拍致影像不甚清晰，无法确认。不同于往常的是，毛泽东登楼时，其他领导人未随从，似乎是先期到达城楼中央的休息室，与外宾一起等候。毛泽东与林彪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由西侧缓步走向正中。万众欢呼雀跃之中，毛一直抬手致意，林则以左手按着未上扣的大衣，右手举着“红宝书”，神情皆甚愉悦。及至正中，在时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王海容（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后升任部长助理、副外长）的引介下，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内的诸多外宾，从休息室依次而出，与毛、林握手致意。其中有一个镜头所显示的情景颇出人意料：在毛泽东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这是当年与苏共论战时为数不多的站在中共一边支持“反修”的斗士，他与澳大利亚的希尔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屡屡访问中国大陆的贵宾）握手时，林彪在毛泽东的右侧，早已伸手待握，孰料威氏并未接应，而是面向镜头，为一背向镜头的人员所引。因镜头随即切换，无法判断威氏是否失礼。
影片接着展示以毛、林为主桌的主宾席位。“文革”中有引人注目的“名单学”，相应的还有更直观的“座次学”。1966年国庆庆典时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站位（以毛泽东为中心，西侧依次为林彪、周恩来、陶铸等中央常委，东侧依次为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1969年“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席位（毛左侧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右侧为周恩来、董必武、朱德等元老），均出自周恩来独出心裁的安排，这次焰火晚会的坐席应该也是出自他的安排罢。主桌5人，自东而西依次为：毛泽东、西哈努克、董必武（“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西哈努克夫人、林彪。毛与西哈努克交谈，由国人熟识的齐宗华女士担任法语翻译，其坐席则在董老与西哈努克之间。虽系圆桌，但南面一侧紧靠栏杆，坐者均可面向广场。毛、林非比肩而是相向而坐，虽无显示交谈的镜头，却有显示林彪入席后笑容满面的情景，并非如《红镜头》所言“拉着枯黄的脸”。至于说毛泽东入席后林彪方姗姗而来，更属虚构。林彪究竟坐了多长时间，观影片而无从得知。估计时间确实不长，盖影片所显示林彪在坐席上的情景，仅一两个镜头。至于说林彪“不辞而别”，多半也是《红镜头》作者的想当然。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以礼花璀璨的天安门广场为背景，主桌上自东而西依次坐的是周恩来、西哈努克、毛泽东（完全背向镜头）、翻译齐宗华、西哈努克夫人。这镜头显示，林彪与董必武均已离席告退，毛泽东坐在原先董必武的席位，而紧挨主桌西侧一桌的周恩来则坐在毛泽东先前的席位，与西哈努克交谈（周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通法语）。林、董的提前告退，多半是出于健康原因。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中说到林彪当时正患感冒，而董老则已86岁高龄。看来，这样的先行告退并不具有另外的政治因素，而勉力出席倒是出于政治影响的考虑。
世事实难逆料，世人对毛泽东、林彪与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庆祝1970年国庆的情景记忆犹新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泽东和林彪参加1971年五一节焰火晚会，竟成为二人同登天安门的绝唱。
一个月后，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大陆。6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宾客，参加会见的林彪果真有《红镜头》所描绘的不顾外交礼仪的反常举止吗？
在笔者的记忆中，当年齐氏访问中国大陆虽未有专门的纪录片上映，但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定期拍摄的《新闻简报》应有关于毛泽东会见的历史镜头。
笔者从网上检索到的则是配有当年罗方解说词的一段长达5分钟的视频。镜头显示，在会见大厅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与齐氏夫妇并排站立，毛不断挥动右手，说了这样一番当年见诸报端的话：“同志们，你们好！祝你们更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会见与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由齐氏挽着左臂徐徐步出，身后的林彪镜头虽短，但影像清晰。与齐氏挥手道别，固然只有毛、周的镜头，但《红镜头》所言“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毛与齐氏谈话的湖南厅，即118房间）”并非事实。林彪是参加了谈话全过程的，笔者手头有一份当年传抄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与齐奥塞斯库同志谈话记录》，最具说服力。
这份谈话记录写明，谈话时间在6月3日上午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四十分，中方参加者还有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等政治局成员。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毛和齐氏的交谈，罗方除有陪同访问中国大陆的时任总理毛雷尔与毛泽东有片言只语外，其他随员均未发声；中方则有周恩来的六七处插话（多系应答或介绍相关情况），林彪亦有两处，其余人员（包括曾经访问过罗马尼亚，与齐氏及毛雷尔熟识的康生）均未发声。
林彪虽仅两次发声，但一在开场时，一在后半段，显然是参加了谈话全过程的。
兹将这份谈话记录中涉及林彪的部分摘录如下：谈话一开始，毛询问齐氏“几年没有来啦”之后，说“这七年发生了变化”，齐氏称赞：“良好的变化”。毛回应“可以这么说啊”（转向林、周，林、周点头）。接着，齐氏称赞：“你们关心教育改革，使教育同生产，生产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这一点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毛、林有以下反应：
毛：想是这么想啊，在这里试验，旧的资产阶级教授还得利用，不然，我们没有啊。不过他们也应该听我们的话，听工人的话，听农民的话。有些人口头上听话，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已经多年了。
林：二十一年了。
谈话的后半部分，毛泽东提出“反修”要坚持“一万年”，回顾当年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中国大陆而“减少了一千年”，“你们罗马尼亚波德纳拉希来了一次，减少了一千年。我说，哎哟，一下子减少了两千年，再减非常危险啦，现在不过只剩下八千年啦”。针对齐氏提出“还可以减少一些吧”的要求，毛答以“一年都不减了”。在与毛雷尔交谈了两句后，毛、林说了这样一段话：
毛：就是说，你们顶了一下，就少了一点吗？我们不多不少，八千年。（毛伸出大拇指及食指两个指头）大家听着呀，不再减少！
林：坚决不减。
毛：你看，“军阀”说话了，他是“军阀头子”，我也是“军阀”，“军阀”又官僚。赫鲁晓夫是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那么一个“好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人。我问过柯西金，他也没有讲出一个道理来。我说，你们不要我们要，可以不可以呀？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来讲学，讲他那个“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柯西金又不干，他们说不好呀！（众笑）
毛泽东谈话纵横捭阖，由讽刺苏联不敢登载中国的“反修”文章，说到美国《纽约时报》倒刊登中国的文章，又顺势道及“你是到过美国的啊”，自嘲“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包子’”，却画龙点睛地引出“乒乓外交”的重大话题：“最近打了个乒乓球过去。”这令人想到纪录影片所展示的情景：焰火晚会结束后，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从原路退席。在欢呼声中，周恩来特意将国家乒乓球队女子主力队员郑敏之引介给毛泽东。接着，另一主力队员梁丽珍亦出列与毛泽东握手，其他队员随即一拥而上。镜头中显示的至少有张燮林、梁戈亮等人。
当年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在连续两届缺阵的情况下，依然获得男团、女单等四项冠军。这在当年，确是国人引以为豪的成就，如毛泽东在谈话中所说的，“除了兵乓球一项外，中国也没有什么好吹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目中，尤为重要的是促成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大陆，创造了一个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周恩来心领神会，无怪乎对这些乒乓国手钟爱有加，方有这等安排。当年“批林”时曾谴责林反对“乒乓外交”，反对中美改善关系，证之以本文所辨正的这两则关于林彪的史料，似亦未可轻信。
傅斯年曾说过“史学即史料学”这样极而言之的话。这两则史料固然只是细节（有时历史就是由细节构成的），只有真实才能成为信史。读了类似《红镜头》这样的由目击者所提供而辅以作家的生花妙笔铺陈的文字，不能不提醒希望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还是应当保持必须的警惕才好。以脸谱化的思维定势和小说家的描述手法为世人提供历史读物（而且事涉极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对历史缺乏敬畏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