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22日清晨，他们趁我上厕所，突然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强行将我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我顿时昏死过去，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鞋打我的脸，用脚踢我的腰，还有人揪着我的头发，搞“喷气式”。这件事，轰动了全院。在生命没有保障的危急情况下，龄松派二儿子连阳带着血衣，直奔北京，找到老首长粟裕的办公室，虽然被秘书挡驾，未能见到粟总，但他知道后，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情况。
张震上将（维基百科）
“文革”初的磨难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1966年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通知我去参加。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学院后，我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
我们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煽风点火。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发表“演说”，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我们没有理睬他。
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我说明情况。看来事情变得复杂了。
1967年1月4日晚上，军委通知，要我马上到北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林彪找部分与会同志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对彭总、贺总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土匪”。林彪还大讲历史上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所谓矛盾、斗争，点了红三军团一些干部的名，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顿时，我预感到，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将在劫难逃。
在1月19日的会议上，江青等人以保护老帅为名，把矛头指向军队。她指责总政主任萧华，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把老帅当炮灰，推到前头去，因此要他在第二天的万人大会上作检查。萧华同志当即申明没有此事，不同意到大会作检讨，并说：我14岁当红军，是坚定拥护毛主席的。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于是，江青发问：大家赞成不赞成这个意见？赞成的请举手。我看了看，坐在台下的人都举起了手，唯独许世友同志连胳膊也没抬一下。他真是有个性的人。当晚，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突然抄了萧华同志的家，拿走了一些绝密文件。萧华同志事先得到消息，跑到聂荣臻家里，由聂帅保护下来；后又转到西山，由叶剑英元帅保护起来。所以，第二天的万人大会未能开成。
后来，抄萧华同志家的事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他追问为什么要批萧华。江青一伙人也慌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几乎天天都有军事机关受到冲击的事件发生。大家怀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况，纷纷要求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满足了我们的愿望，1月22日中午12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毛主席讲：你们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像唱戏一样，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边，要站过来。他表扬了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说两派群众他都敢见，结果家里很安全。
许世友站出来，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毛主席这么多年，现在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许世友开玩笑：看你不要化装，就像个猛张飞。并且接过他的话题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你们不好讲，要中央文革讲。同样的话，我讲行，你们讲不行。
毛主席讲完话，要和大家合影。那个时候照相随便站。不像现在要排座位、贴名签。照相时，后来成为林彪死党的那几个人，拼命想往前挤。见到这种情景，许世友同志马上表露出不满，拉着我的手，大声地说：“走，我们到后面去！”这样，我俩登上照相架子的最上边。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看到它，就想起了那时的情景。
最困难的日子
那时，学院尽管没有国内学员的训练任务了，但承担的外训任务尚未结束。军委明确要求，外训教学工作不能中止。1967年的夏天，有些外国留学生也受到我们国内情况的影响，要起来“革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学院作不了主。我给叶帅打电话，请求到北京汇报、请示学院的外训工作，获得批准。叶帅嘱咐我：不要回南京，就在京西宾馆住下；京西宾馆是保存干部的“仓库”，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有病就到301医院去治，身体健康要紧；那些人是不讲理的。
我来京请示、汇报工作，一直见不到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个人。说来也巧，一天，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间里，竟然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不期而遇。过去我们都很熟，有的是老同学，有的还共过事，但此时一个个表情冷漠，形同路人。我也不主动理他们。就这样，双方相持了几十秒钟。尽管时间很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后来，总参一位副总长半夜打来电话，厉声责问：“谁要你到北京来的？赶快回去！”我也急了，用同样的语调答复他：“是叶帅要我来的，你管不着！”
1967年11月下旬，我回到学院，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看管”起来，住在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接受所谓的“审查”。
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我，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1968年5月22日清晨，他们趁我上厕所，突然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强行将我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我顿时昏死过去，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鞋打我的脸，用脚踢我的腰，还有人揪着我的头发，搞“喷气式”。这件事，轰动了全院。
在生命没有保障的危急情况下，龄松派二儿子连阳带着血衣，直奔北京，找到老首长粟裕的办公室，虽然被秘书挡驾，未能见到粟总，但他知道后，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情况。周恩来立即给许世友打了电话。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我又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生看到我脖子上深深的麻绳印记，气愤地说：“太野蛮啦！”从5月26日起，我又连续呕吐，十多天不能进食。如果没有上级的关心，我恐怕难有今天。
“文革”以来，我连遭不幸，在逆境中更使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龄松时时为我担心，经常安慰我，相信我能够渡过这一“难关”。大儿子小阳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他经常写信、打电话，表示坚信自己的父亲是革命的。在南京的几个孩子，连阳上大学，海阳在高中，宁阳、燕阳读初中。在我被“关押”时，只要条件许可，他们就陪伴着我，照顾我的起居生活。地点变化的时候，海阳经常跟在我身旁，连阳在外保持联络，把我的情况及时告诉家中。所有这一切，都增添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