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1日(己酉年九月初一)，历史学家吴晗受迫害致死。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当政者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1966年5月，吴晗被正式揪出来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当时八岁的儿子吴彰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
吴晗（左二）与周恩来（左三）等人的合影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风，瘆人。一股肃杀的气氛缠绕着古城北京某监狱。
行将归天的吴晗，苦苦挣扎着不肯离去。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他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下颚，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的热血浸泡过的干草上急剧地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灵魂在挣脱躯壳的最后时刻是那样不情愿。或许，这颗痛苦的灵魂在彻底绝望之前，还要回到清华园的绿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张明净的办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秘深邃的地宫中再走一趟，向他们一一告别、辞行。
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今天，属于他的，只有悲愤和无尽的悔恨……
复活的海瑞
就在海瑞谢世三百年后的1959年4月，他的死尸复活，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公元1587年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他的住所与世长辞。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对于他的事非功过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了三百多年。
就在海瑞谢世三百年后的1959年4月，他的死尸复活，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位海大人的出现，引起的社会震动要比他当年的进谏事件强烈得多。由此发生的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大概也是这位封建时代的正直官吏所无法预料的。
自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不少干部怕招惹是非，开始对自己的言行细加斟酌了。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使一些干部缄口无言，对许多问题报喜不报忧。毛泽东察觉了这个问题，并在1959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一次在看完家乡的湘剧《生死牌》之后，毛泽东向一位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毛泽东指示这位领导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涉及到明史，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专家的吴晗。这位领导把毛泽东的指示给吴晗讲过之后，鼓励他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施展才华很快写成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突出一个“敢”字，之后，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和驾轻就熟的技巧，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内容，仍然是着重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的精神。
翻阅当年的报刊，我们不难发现，吴晗在所写的关于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当是《论海瑞》一篇。此文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绩，对海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海瑞的历史地位”小标题下，作者谈了他研究海瑞的目的和意图：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
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显然，吴晗这一系列文章，已远不是清华园时期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了。他要按照“古为今用”的意图去描写历史、再现历史，使腐朽的历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义。出于政治和形势的需要，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吴晗甚至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加上去的一段话。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显。
1959年9月，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戏。尽管吴晗并不熟悉戏剧，但由于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势的需要，他还是答应下来，硬着头皮在京剧界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的剧本。为慎重起见，吴晗在征求了文化、戏剧界负责人及朋友的意见后，才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和其他剧本不同的是，由一位历史工作者而不是戏剧工作者写成的。这种史学家和戏剧家的协作，理所当然地在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海瑞罢官》在写海瑞同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刚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张了历史正气，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来看，这个剧本从创作意图到题材都是积极的，体现了党的文艺观点，按说不应有所异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围绕着海瑞这具复活的僵尸开始蠢动。
吹皱一池清水
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的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就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认真地看了一遍。
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不禁大吃一惊。“《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10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吴晗不会想到，江青为了炮制姚文元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面，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遭到拒绝后，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档张春桥着手组织人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
迫于当时的形势，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被迫转载此文时，在按语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定稿，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为保护吴晗的良苦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