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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杀人吃人肉羹已成一条龙产业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

昨日港媒报道,大陆器官买卖及偷盗已形成一条龙的食人肉羹产业链,但监管当局视若无睹,有些官员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大陆大小医院乘人之危,将职业道德抛之脑后,白衣天使已成为催命的恶魔。阿波罗网评论员表示,江泽民当局开始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催生了大陆器官移植业的疯狂扩张,导致官商勾结的人体器官盗取和贩卖无法无天。中国医护人员的败坏,医疗系统的乱象,源自于江泽民时期的“医疗产业化”。

5月11日,港媒东方日报刊文《趁病打劫何其多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文章揭露,“大陆器官买卖及偷盗已形成一条龙的食人肉羹产业链,但监管当局视若无睹,有些官员甚至与之狼狈为奸”。阿波罗网评论员表示,江泽民当局开始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催生了大陆器官移植业的疯狂扩张,导致官商勾结的人体器官盗取和贩卖无法无天。东方日报文章还称,大陆大小医院乘人之危,将职业道德抛之脑后,白衣天使已成为催命的恶魔。阿波罗特约评论员表示,中国医护人员的败坏,医疗系统的乱象,源自于江泽民时期的“医疗产业化”。

器官买卖“一条龙的产业链”

文章说,大陆医院见钱眼开,医护人员更是唯利是图。继“莆田系”医院害死人命,江苏一位病人做胸腔手术后,右肾不翼而飞。类似荒诞事件全球鲜闻,但在神州却层出不穷。

文章分析,肾脏在毫不相关的胸腔手术中失踪,不能不令人怀疑有人趁手术偷器官。类似事件不绝如缕,早前深圳一位女工到医院做尿道结石手术,却被摘除左肾。事后查明,原来有富商给无良医生下订单,高价求购特殊类型的肾脏,医生在手术中发现该女工肾脏刚好匹配,因此暗做手脚,没想到东窗事发。

中国器官黑市有庞大的需求,但由于近年来慎杀、少杀的推行,死刑犯器官数量愈来愈少。其中巨大的利益促使一些医生在正常手术中“偷器官”。即便被揭破,也以“误诊”为由大事化小,而当事人往往有冤难伸。

文章特别提到,“事实上,这种器官买卖及偷盗已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但监管当局视若无睹,有些官员甚至与之狼狈为奸,共分一杯人肉羹。”

对此,阿波罗特约评论员“龙啸”表示,大陆盗取和贩卖人体器官的兴起,器官买卖“一条龙的产业链”的形成,都源自于江泽民的恶政。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大陆的器官移植业正是崛起于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之时,2000年之后大陆各种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呈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爆炸式激增。正是江泽民当局开始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催生了大陆器官移植业的疯狂扩张。而当局对活摘器官的极力掩盖包庇,更是导致这些官商勾结的人体器官盗取和贩卖无法无天。

《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作者、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部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近期受邀在TEDx慕尼黑演讲大会上进行了题为“两个大卫战红魔”的联合演讲,揭秘中国器官移植疯狂现状与受迫害的法轮功群体之间的关系。

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即技术、娱乐、设计)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TED大会是一项国际性的演讲活动,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2009年,TED的组织者们推出了TEDx,将TED演讲地方化。

麦塔斯是加拿大人权律师,2008年加拿大勋章得主及2009年国际人权协会人权奖得主,2010年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乔高曾当选七届加拿大国会议员、本人也是一位律师,前皇家检察官,他于1997~2002负责加拿大政府拉美与非洲事务,2002~2003出任亚太事务的国务部长,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根据大纪元编译报导,麦塔斯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提出:“21世纪初,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飙升1万例,至世界首位。”

“对于这些器官的来源,中共的解释是:来自捐献。但是那时候,中国没有捐献系统。2006年,中共改变了说辞表示,器官主要来自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中国有多少死刑犯被枪决?中共政权不愿透露这个数字。”

“中国医院网站广告向器官移植旅游的游客承诺,等待器官的时间短。我们采访了一些到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的病人。他们说,他们可以选择手术的时间,对关键脏器亦是如此,比如心脏肝脏和肺。全世界其它国家的病人需要等待数月或数年来获得器官;而在中国,医院和监狱是在等待病人,囚犯因器官而被杀戮。”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我们估计中共每年进行1万例移植手术,需要对10万名死刑犯行刑。10万名死刑犯,这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数字。非政府机构估计高峰期中国每年处死5,000名死刑犯,这一数字已经远高于其它国家。”

“随着时间推移,死刑犯数量下降,但是器官移植数量保持不变或者甚至上升。这些器官从何而来?捐献不是答案,被执行死刑的刑事犯也不是答案,那么答案是什么?”

麦塔斯介绍,“这些器官来自囚犯,但是,不仅仅来自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的犯人。这些囚犯主要是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修炼者。在共产党镇压法轮功以前,中共官方数字显示,法轮功修炼者人数达到7千万~1亿人。”

“出于对法轮功广受欢迎程度的妒忌以及恐惧其意识形态最高地位受到威胁,中共发动镇压法轮功。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监禁。一些法轮功学员释放出狱后出国,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他们访问,发现所有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被系统地进行验血和器官检查。这些体检不是以健康为目的,因为他们都遭受酷刑以被迫放弃信仰。但是体检对器官移植是必要的,因为需要血型配型和理想的组织配型。”

“调查员假装成需要移植的病患亲属向医院打电话,问询他们是否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在电话中表示,因为他们炼法轮功所以身体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全中国范围内的医生和医院表示,他们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了就可做移植手术。这些电话有录音记录,然后听打翻译。虽然法轮功修炼者是完全无辜的,中共在媒体宣传上诋毁法轮功,将这个群体妖魔化、非人性化。拘押者认为任意杀戮法轮功学员不算什么,因为他们不把法轮功学员当人看待。这个群体解释了死刑犯所无法解释的移植数量。”

乔高表示:“过去10年来,中共强摘器官的证据已经具压倒性。我们目前有32项证据。外科医生Enver Tohti作证说,90年代,他被强迫从活着的维吾尔族政治犯身上摘取器官。器官攫取的对象很可能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家庭教会成员,然后大规模针对法轮功群体。”

“2014年,葛特曼(Ethan Gutmann)出了一本书《大屠杀》。8年间,他访问了100多人,收集了新的证据。他估计,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监狱和劳教所中至少有4万5千名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杀戮攫取器官;从2000年到2008年,约有6万5千名法轮功学员,2000~4000维吾尔人、藏人、基督教人士因器官被杀戮。他的估算和麦塔斯与我的计算相似。”

联合演讲者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表示:“10年前,我们被邀请对中共强摘器官指控进行调查。我和麦塔斯试图找寻大屠杀的教训。我们同意对这些指控进行独立的、义务的调查。调查结果非常令人不安,我们将之称作‘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见利忘义自相残杀

东方日报上述文章还称,一手拿着手术刀,一手收着红包,这便是部分大陆医生的形象。大小医院虽然打着「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招牌,实际上乘人之危,将职业道德抛之脑后。白衣天使已成为催命的恶魔,医院成为索命的阎王殿,病人则成为案板上的鱼肉,任由宰割。在不少医生眼中,红包利是才是硬道理,救死扶伤不过是口号而已。

文章提到,一位湖南患者因为没有送足红包,开罪了主治医生,做手术时医生故意留下一把钳子在患者体内,结果患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得不二次开刀。浙江一位癌症患者看到医院墙上「拒收红包」的宣传,信以为真,未给主治医生送礼,手术时主治医生存心报复,偏偏不将癌细胞切除干净,导致这名患者需不停做手术,花费巨大的钱财,最终还因癌细胞扩散而死亡。

对此,阿波罗特约评论员“龙啸”表示,中国医护人员的败坏,医疗系统的乱象,都源自于江泽民时期的“医疗产业化”。

在2014年12月13日召开的“国际临床科室管理年会”上,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发表了《做与文化相适应的医生》的主题演讲。讲演主要围绕着医生道德和社会导向两个问题,引用的很多事例引人深思。

袁钟在演讲中指出了医疗产业化的恶果,“我们几乎把医院当成一个企业,我们的领导们在一块开会最喜欢说的是“我们医院5个亿,我们医院8个亿,我们医院9个亿,我们医院12个亿,我们医院20个亿。”我们在当医生、院长、干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千万不能让我们的医生去牺牲善良才能获得正当权益。他本来该有一万块钱的工资却只他发两千,另外八千块钱让他自己去赚,这是邪恶的。”

袁钟说:“我们已经忘了什么叫医院,这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也有医生告诉我说,自己当医生就是为了赚钱。这本身没错,但我想告诉你,只想赚钱,千万别当医生。这个社会上比当医生赚钱的工作还有很多,卖房子、开矿、做金融、做IT……但是,只有两个行业又有钱又有尊严,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在日本,只有两个职业能被成为“先生”,同样是医生和教师。”

公开资料显示,江泽民执政时期,指使其姘妇陈至实行立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实现“闷声发大财”。

阿波罗网评论员今钟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提出闷声发大财作为国民的指导方针,因为这会从根本上摧毁国人的价值观。

《真实的江泽民》第八章这样总结中共对医疗体系和医疗道德的破坏摧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医疗体系和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彻底摧毁了医患之间的互信。现在在中国谈起医患关系,就好似在商场里谈买卖,医院成了企业单位,以盈利作为主要目标,病人是医院和医生挣钱的客户与财源。在一个社会道德大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大背景下,医院和医生如何利用自身的职能和权力从病人身上榨取额外经济利益的各种不道德的手段就应运而生了——医务人员违背良心开大处方、高价药、滥检查,巧立名目乱收费,索要红包,不交钱就停药,甚至于“见死不救”。

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道疾病专家锺南山曾在2014年的两会期间表示,全世界医生都靠技术吃饭,中国医生靠卖药吃饭。一个医生半天要看50个人,有什么时间和病人交流?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没有沟通就容易产生矛盾。与其说是医生道德问题,不如说是医院体制问题。抛开医生搞医疗改革是错误的,不应该用抓经济的思路,而要尊重生命。

据中国报道周刊报道,从上世纪90年代起,陈至立名为“医疗产业化”的改革席卷中国大陆。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大陆居民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那些下岗工人、工厂职工、退休职工、底层的小市民、农民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剁了。“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这些词汇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绝迹,医疗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肮脏、最缺德的产业,医院张开了血盆大口,把进去的病人连血肉带骨头全部榨干。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责任编辑: 于飞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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