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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家书:毛林交恶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通常归咎于林彪有野心。而父亲说,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着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了林彪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

林彪事件后,中共开国中将邱会作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囚禁16年。2014年是邱会作诞辰100周年,其子程光(邱承光)在香港出版《邱会作家书》以作纪念。

邱会作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图源:VCG)

2014年4月是我的父亲邱会作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日子前,我整理他留下来的文字和遗物,感慨万分。我决定以父亲1981年出狱后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为主,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亲写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迹、经他修改审定的录音记录等,以影印版的形式汇集成书,编成了一部《邱会作家书——写给儿子程光的二十三封信及其它》以作纪念。因为许多读者还没有看到书,希望了解有关书的情况,特作如下简介。

书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前几年,一批文革期间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相关史料面世了,这无疑对中共党史、国史是一个重要事情。有资深学者称:研究文革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继出版的回忆录及相关史料)。现在出版的《邱会作家书》,是“吴李邱时代”的产物,是他们回忆录的延续、扩展和深入。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更加细化、深化。而且这些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文字整理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出现的,显示了它所承载那些忆述、谈话的真实性、可信性。如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被偷带出来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审判,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父亲出狱后写的回忆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家书》98页、206页),忆述了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和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非常珍贵。而父亲的回忆稿《初到北京工作》(《家书》325页),忆述了1956年全国“肃反运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彭德怀领导批判刘伯承粟裕等人的情况。有关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非常稀少,所以它有着相当的价值。

还有,它如实记载了公审后主要当事人的真实状况。它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过去,对“反右”斗争有记述,对运动后“右派”处理、悲惨遭遇的忆述,进一步揭示了“反右”斗争的本质。而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被打倒后的遭遇,千万普通家庭苦难的记述,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对父亲他们的情况却少有触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敏感问题”。这次《家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一个历史上不应缺失的空白。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

其一、公审后把父亲安置到西安,继续让他过着艰苦、屈辱、某些条件甚至还不如监狱的生活。以至于父亲在要求改善生活无果的情况下,说吃不消这样的“保外就医”,要求回到秦城监狱去。

我当初以为那样待他,是文革恶习的延续,很快会被纠正,但没有想到一直维持着。父亲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直到快去世前,不得不让子女帮着养老(《家书》261页)。

对此父亲很感慨:原本是领袖和党的错误,他们已经代之承担了责任,被关了十年。你们认为整得够了,安置了,就是把老账结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功劳了,总不能不承认吧?应当让我生活过得去,有点做人的起码尊严吧?!那就不应当再羞辱我,在生活上难为我,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过日子。一个政治家,当权了,要豁达大度一些,不可以这样小肚鸡肠!再说,羞辱了你的政治对手,就是羞辱你自己。

其二,对家属仍然进行株连。父亲出狱后发现,我们亲属子女们都还在株连的困境中挣扎,特别是我母亲,还被加重了处罚。在父亲的家信中,有好多封都是为“营救”我母亲在设法努力。父亲说:我被扣上那么大的“反革命帽子”,才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而胡敏却变相地被判了“无期徒刑”。我都被放出来,自由了,可她还没有解脱。这不是故意整人,不是政治报复,又是什么?!

我的祖母,一个当年在中央苏区支持红军作战、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的苏维埃模范,这么一个农村老太太,居然“九一三”之后在医院里被停医停药活活饿死,而我的叔父也被迫害致死(《家书》174页)。这可是两条人命呀!却没有人过问。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株连那套东西是文革造成的,是“四人帮”搞的。可是“四人帮”早抓了,文革结束好些年了,这种整人还在搞,而且有些人搞得很起劲,变本加厉。这只能令人思考体制本身和意识形态中深层次的原因了。

父亲说了一句话很是让我记得,“维持一个冤案,比制造一个冤案祸害人更多!”他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好多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习惯。文化大革命以来,坏习惯坏风气在膨胀和扩大。就干部政策来说,整了一个领导干部,还要整他老婆,整他的父母,整他的子女,就连我们家八十岁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甚至婴儿也不放过。现在搞批判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应当纠正的东西太多了,要恢复的好传统也太多了,但是有些人只是对政治报复感兴趣,对于彻底否定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嘴上叫得很响,实际上并不想认真去做。

其三:继续对父亲他们进行监管,直到他去世前。1987年父亲有期徒刑到期之时,他本以为要解除监管恢复公民权利了,没想到对他却是“维持原状”。父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说这么干,就把所谓的“依法行事”的面纱揭下来了。这里哪还有什么真实意义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父亲进行了抗争,给中共中央赵紫阳总书记写信求救(《家书》169页)。之后,父亲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政治上并无松动。在他去世时,中纪委发文规定了“六不准”(不准发消息,不准举行任何形式悼念、不准发讣告等),甚至连父亲遗像上都不许对他有正常的称谓。对人如此严酷,去世了还要剥夺他和家属的公民权利,监查管束他的后事办理。如果不是读者从《家书》中的文字和相片看到这些,怕是难以置信。

《家书》在披露阴暗的同时,也记载着光明和善良。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的人很多,有普通老百姓,有老同志老干部。父亲的一些原来的老领导去世了,可他们的子女还在帮助他,向上反映情况,为其奔走。后来,父亲居住的西安干休所工作人员,虽然无法改变大格局,但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给予父亲好的照顾。最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前后两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在他们主政时,关心爱护父亲。胡耀邦直接批示,让我母亲结束“终生劳改”,返京复查。他还为我们子女解除株连进行了多次指示,加以催办。赵紫阳曾直接关心过我们子女,解决过因受株连而产生的生活和工作困难。父亲刑期结束,还要被继续非法监管之时,向赵总书记写了信,抗议对他“维持原状”的苛待。不久之后,父亲的“人事关系”从省公安厅监管部门转到省委老干部管理局,他住进了干休所,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坚持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力推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固然会名垂青史。而他们对父亲这些人的处理,努力想改变之前的不当,待人的宽厚坦荡,也是一种历史,应当把这些告诉人们。

书中汇集了不少对历史事件不同寻常的见解

研究历史,不仅要依据事实,而且需要对它们研究、分析、考证。其中,当事人对事件、人物的看法、理解和判断,不管是他那时的想法,还是事后的反思,也很重要。一定要记录下来,进行研究。这一点,过去有时被忽视。不是说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吴李邱”时代吗?应当对已有的和新披露的史实解读,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吴、李、邱本人自己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宝贵的历史。从目前我的了解,父亲留下这方面的东西最多,他作为当事人在历史现场,有些在别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细心观察、思考,剖析出深层次的原因。凭借它们,有时会对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人物动机的分析,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比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通常归咎于林彪有野心。而父亲说,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着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了林彪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

又如,毛主席自庐山会议后,为何对林彪步步紧逼,“亲密战友”反目为仇。传统解释是党内路线斗争,林彪要“谋反夺权”。但父亲不那样看,认为:毛对林的问题,简单来说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要”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因为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方面。(《家书》275页)。父亲的话言简意赅,却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执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历史上党内那么多“路线争斗”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是这样。后来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某一个人高居在党和国家法定的最高领导之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本是文化大革命的弊病,可是后来却继承了这个毛病。

又如,对“九一三”所谓的“军事政变”。父亲在本书里的一篇讲话《谈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说了八点不可能的理由,依据的是他在现场参加中央政治局处理该事件时的经过和观察。我相信读者看了以后会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家书》278-281页)。

“军事政变”,这个结束了父亲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审他之前居然没有正面询问过他,后来公审当庭也没审问他,却以此定了他大罪。他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81年公审的10年间,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为什么不公布呢?!如果有这个材料,这是打击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后来,我看了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论”,这个能够是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纲领吗?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见,他还是一种意见呀!“天才论”的见解,即使林彪说了100次,也还是一种见解呀!说这些就是武装政变的纲领,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书》281页)。

再如,对“九一三事件”牵涉人员的处理,毛泽东为什么在情况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要定案,打击了一大片。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为何执意如此?父亲回忆了发生“九一三事件”后一次政治局会上的场景:毛主席要汪东兴回福建厅的时候要传达一句话,就是“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大的忙”!……当时,我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他“帮了一好大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林彪头上了。这就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逻辑,也是主题思想吧!(《家书》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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