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在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和共产党个别领导人之间，就曾有解散共产党，再次改组国民党，另组第三党的酝酿。当年的组建“第三党”计划，并非秘事。但是宋庆龄参与“第三党”之筹建一事，则少有讲述。
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宋庆龄，小图为毛泽东送给宋庆龄的熊掌（图源：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网）
1927年前后，宋庆龄、邓演达、叶挺、谭平山等一批国、共人士，曾有过一次于国共之外，另组“第三党”的计划。了解该计划之成败始末，当可加深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理解。
宋庆龄、邓演达等欲撇开国共另造“第三党”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第三党”计划，并非秘事。但宋庆龄参与“第三党”之筹建一事，则少有讲述。究其原因，大概跟“第三党”当日欲取代中共之革命领导地位有关。
1、共产国际截获的书信，证实宋庆龄确实正参与谋划另造新党
宋庆龄深入参与“第三党”的筹建，现有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里的一封邓演达写给她的书信为证。1928年2月17日和2月21日，宋庆龄给身在德国的邓演达连写了两封信，内容不得而知，但邓的回信，则主要谈的是第三党。该信被共产国际截获后，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邓演达在信中说道：
“庆龄姊姊同志：接到你17/Ⅱ的信时，我打算晚几天再写信给你，方才又接到你21/Ⅱ的信，叫我不能不即刻写信给你了。……庆龄姊姊！我是赞成你回去一躺［趟］看你的亲爱的母亲的，如果她真是有病；但是我不赞成你回上海去，我盼望你能设法请你的母亲无论如何到日本去，你到日本去候她。这样子可以得着许多益处，免去许多害处。第一，日本的地方养病好些，方便妥当些；第二，可以免去国内反动关系的欺骗牵扯；第三，可以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因为一件事做成两件好事。我最近接到国内无量数的信件和请求-都是叫我转致意给你的。彭泽民最近有一封很恳切的信来，我明后天就转给你看。总合起他们的意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我已经有过一封信给你，稍稍问你现在的意见，因为你从前的意见，我已经知道的了。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不过一切纲领政策口号及组织自然要十二分具体的指出，才能免去过去国民党的招牌人人可以顶戴，国民党的说法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混淆暧昧底性格。因为这十二分重要的使命，我必然要和你详细商量；但是我现在必不能到莫斯科去，因为我如果现在就去，那党的组织必不能成功，你可以知道这个种关系的。我-以及国内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们应该到日本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趁这个机会先去日本。我现在决心三月十号出院工作，等待几个月后即到日本去做工，你应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但是我盼望你十二分的留意秘密。
“因为说话的方便及一切方略的决定，我们有亲口谈一次话的必要，望你能设法到德国来一次。一来在回国前可以借名浏览西欧景色；二来可以多得些消息。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能秘密进行这个工作罢！你的母亲即使有病，迟三五天见面不十分要紧的，望你一面有以安慰亲爱的母亲；一面更有以安慰国内无数渴望我们-尤其是你-的青年及工农同志也。各事要和你面谈的很多，恨不能插翼飞去和你立刻见面！！！
“叶挺有信给我要来德国，我前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盼你告诉我？我的病到三月十号业算完结，我不再被病了！我十二分的盼望你放心，安慰，拿着你的决心和勇气去安慰你亲爱的母亲！祝你的康健。弟演达。”
2、宋、邓创建新党的目的，是取代国共两党，另造革命中心
宋庆龄、邓演达等欲于国共之外，另组“第三党”的起因，与1927年前后国共分裂有关。一方面，宋、邓诸人不能认可蒋介石的“分共”，如宋认为“容共”是总理的既定政策，要改变总理的政策，她不能赞同。另一方面，宋、邓诸人也对中共当时的暴力土改政策存有异议，如邓认为毛泽东在湖南的做法并不值得仿效；另一参与组建“第三党”的重要人物、共产党人谭平山，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长，曾到湖南土地革命第一线考察，对运动的印象也是不佳，给斯大林写信，认为“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担心过火的没收征发，会引起秩序混乱。
宋庆龄以“国母”身份参与“第三党”之筹划，可谓该党之形象代言人。该党之理论基础，则多来自邓演达、谭平山等人。邓的理念，是要搞“平民革命”，把工人、农民、小商人和青年学生都归入“劳动平民阶级”，视作“革命群众”——这与共产党当时执行的“工农革命”大不相同。直接目标，是推翻国民政府，另建平民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至于推翻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邓演达主要寄希望于发展和拉拢国民党军队中的青年军官，以及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援助。针对中共阶级斗争式的暴力土改模式，邓演达另提出一种“和平赎买”方案，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具体操作方式是：出台法律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和最低额，最高额之外的土地由国家赎买，再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
简言之，宋、邓等筹划创建之“第三党”，有取代国共两党，另造革命领导中心之目的。如谭平山对邓演达所说的那般，以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纲领，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莫斯科为自身内斗利益计，出尔反尔抛弃宋庆龄
宋、邓等人最初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颇得莫斯科的信任和支持；但当他们抛出自己的组党计划后，却遭到了莫斯科的抛弃。莫斯科抛弃他们，并非因为不认同他们的政治理念，而仅仅因为，支持该计划，将不利于斯大林针对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
1、宋庆龄、邓演达等人一度寄望于新党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清党后，苏联在华工作人员如罗易、鲍罗廷、杰罗尼等，仍坚持斯大林拟定的“国民党左派政权”模式，努力在国民党内寻找可支持的左派力量。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遂被认为是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左派，罗易甚至说邓演达是国民党里“唯一的左派”。1927年6月底，鲍罗廷安排把邓演达送往苏联，意在培植其取代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因斯大林将重建国民党左派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邓的身上，邓抵达莫斯科时，苏联方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在邓抵达莫斯科之前1个月，宋庆龄也在武汉发表公开声明，抗议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说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并表示将不再参与国民党事务，从政坛“暂时引退”，“以待今后更贤明的政策出现”。稍后，在斯大林的过问下，宋庆龄、陈友仁一行人等也抵达莫斯科，沿途受到苏联方面的热烈欢迎。
这种欢迎，无疑使宋庆龄、邓演达等人感觉莫斯科必然会支持新成立的“第三党”。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等人发布《莫斯科宣言》，正式高举新成立的临时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并宣布将由该组织来“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换言之，宋庆龄等人已做好准备，欲取代国共两党，正式问鼎革命领导权了。
2、孰料斯大林为推卸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犯下的错误，“第三党”竟被开除革命阵营
但莫斯科的支持没有到来。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发生了变化，已不再寄望于“国民党左派政府”，而转向建立独立的苏维埃政权。1927年10月6日，斯大林指示在广东组建苏维埃，“一切政权归农会和农村”，组织工人纠察队，设立契卡和革命法庭。斯大林还提到了深度参与“第三党”组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谭平山，说他是动摇分子，一定要清除，但可以给一个名誉头衔。稍后，谭平山更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与邓演达秘密试图组建第三党，其性质是“主张取消中国共产党”，“第三党”是“统治阶级的奸细”；此外，谭平山反对过火的“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政策，也成了他的重要罪状之一。而在不久之前，当谭氏将其在农村考察发现的“过火”行为报告给莫斯科时，斯大林曾在回电中明确批示：“必须反对过火行为”、“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鲍罗廷也曾按照斯大林设定的口径，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
莫斯科和斯大林之所以出尔反尔，针对谭平山翻脸，实乃共产国际欲推卸国共分裂之责任的结果。莫斯科和斯大林坚持认为自己“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于是责任就被转嫁到了陈独秀和谭平山头上，说他们是“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但问题实际上是出在斯大林那里，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和布哈林，曾承认从中国寄到莫斯科的材料把他“弄糊涂了”，“不止是你们有点让我糊涂了，而且我……可能也把你们全都弄糊涂了。”斯大林虽然糊涂，但必须“永远正确”，对莫斯科的指示一肚子不满的陈独秀和谭平山就成了替罪羊。尤其是当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斯大林更不能容许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成为政敌的武器，故而新的指示非但不再提及对“过火”行为的纠正，反而愈演愈烈。广州起义一度喊出“两点钟内赤化广州城”、“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的口号，起义领导人叶挺即因为不能赞成这一方针，而被指责“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临阵脱逃”。
在这样一种共产国际愈来愈左的形势下，主张实施“土地赎买”政策、联合小商人阶级、城市自由职业者等共同革命的“第三党”，自然不再可能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尤其是，参与筹建第三党的一些骨干力量，如谭平山、叶挺等人，均已被共产国际定性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要莫斯科继续支持“第三党”，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大概也正是邓演达在给宋庆龄的书信中，表示“十二分的盼望你能秘密进行这个工作”的缘故。但这封信终究还是落到了莫斯科和斯大林的手中。
莫斯科作出决定：对宋庆龄应“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针”
1928年3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联共政治局会议，就邓演达信中提到的叶挺、宋庆龄等人作出处理指示。对叶挺，因其反对广州起义，应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可以让他到“疗养院住一个半月，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提高军事素养”，实际上即变相圈禁。对宋庆龄，为了破坏其与邓演达等人见面会商，“最好让她到美国去一两个月，作报告，发表演说，宣传苏俄和中国”。
次日，米夫即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名义，就宋庆龄问题提出九条处理建议。建议由“负责同志与宋庆龄谈一次话，摸清她对……（共产国际）关于第三党决议的态度”；因为“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针”。具体而言，“可以利用宋庆龄来分化国民党的军阀上层，保证把国民党左派挖出来参加与中共联络的工作”，可以“利用宋庆龄向南京、武汉和冯玉祥这三个中心施加压力，迫其恢复同苏联的关系”，并试图让宋“大义灭亲”，揭露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反苏言论”。
没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宋庆龄却并不愿就此罢手。她后来在1981年写信给爱泼斯坦，回顾当日情形：“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这个“革命小组”，就是1928年6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第三党”之失败，乃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双重压力所致
“中华革命党”的名称，明确传达了该党继承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意图。1930年9月，邓演达刊布其与宋庆龄等人两年来在海外研读土地问题的思考成果《我们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孙中山和平土改政策的翻版，对十月革命式的没收政策、阶级斗争式的暴力土改，均予以了否定。
但宋庆龄寄予厚望的“第三党”，终究未能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力。究其原因，有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双重绞杀的因素。在国民党层面，邓演达1930年回国后，一方面积极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与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阎锡山、冯玉祥，河南的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等地方军阀，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有的还参加了第三党。另一方面利用自己黄埔的旧人脉，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该会在18个省市建立了分支机构，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其中不少人参加了第三党。1931年8月，第三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前往江西指挥陈诚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在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发动已有联系的部队一齐响应。但蒋介石对危机早有预判，提前布局，逮捕了邓演达，并随后将其枪杀。第三党就此名存实亡。
共产国际层面，因邓演达、宋庆龄等屡屡批评苏维埃革命是“盲动乱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但是空想，而且是妄想”，二者亦同样形如敌国。第三党骨干当中，叶挺被长期跟踪，宋庆龄屡遭文章批判；许多“可靠的同志”被征调“去第三党中做侦探”，破坏他们在工农群众中的活动，“揭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驱逐出去。”事实上，早在1930年，宋庆龄就已经看出了自己参与筹建的“第三党”的前途是黯淡的：“我看这一团体希望不大，因为它对南京和北平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笔者注：此处所谓的“北平”，系指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组建的反蒋的“北平国民政府”）周恩来在1944年回顾说：“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此中亦可看出第三党当日之处境。
纵观宋庆龄参与组建“第三党”之前因后果，其对孙中山政治理念的坚持，尤其是在主张和平土改，反对阶级斗争式暴力土改方面，是相当虔诚的。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程之影响，终不出“利用”二字，亦可自“第三党”之兴衰中，得窥一斑。
（参考资料：李玉贞：《宋庆龄与第三党》，收录于《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阮霖：《谭平山与第三党问题的试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陈先初：《共产国际、中共与第三党》，《求索》杂志199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