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社会食品安全堪忧屡犯众怒，而中共官方则在一次次以“食品特供”体现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官民对立。7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发文揭示中共建政后食品“特供”的来龙去脉，声称当时张国宏特聘苏联专家建立香山农场，有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负责管辖，后不断扩大专供副总理以上级别以及部分老中央委员。农场甚至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号称“专供中的特供”。
报道称，中共入主北京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一个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中共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回忆：
香山农场规划图
毛泽东下令：先搞“土”的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等。
洋专家的设想蓝图，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规范化模式，非常现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对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太超前了。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等。
农场食品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金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多产多销。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等蔬菜，也是虫害少、长势好，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首长开始前往视察参观。
很快，朱德的秘书通知警卫局：总司令说，农场的同志工作时间长，文娱活动少，建议由局服务科，每月1-2次去农场放映专场电影，影片租费由首长开支。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怨气！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制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势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人员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栽种“甜心白薯”，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恩来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人员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泽东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玉泉山农场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
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权力特供由来已久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来是与权力挂钩的，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相当完备，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都对等级之分有严格的规定，食品的消费也有严格限制。《礼记·王制》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那意思分明是，珍馐美味不是你想吃就吃的。礼仪虽在不断改变，但总的原则是不变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权力比你大，就要吃得比你好。孙中山先生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登峰造极，是因为它是极权的产物。
关于特供食品争论已久，以前的领导层特供，跟普通食品差别不大，然而现在的“特供”俨然成为了权力阶层的划分。政府机关热衷于搞特供，其一是基于现实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为能最大程度的获取利益，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往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甚至还违法使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或者添加剂。此种模式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虽然具备数量和产量上的优势，但在质量上却难以得到保证，甚至危害到公众健康。正因为如此，处于对健康的考虑和对市场中农产品质量的普遍不信任，各地的政府机关才热衷于搞“特供”。
另外一方面主要源于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尽管从法制和社会伦理角度而言，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政府手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公众，所有开销似乎都应该用在服务公众上，也应该征得公众的同意。但在现实中，权力缺少制约，政府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搞一些特供，花高价采购优质农产品给自己享用。由此可见，权力有特供，借权力之手，借公共资源之力，却只给部分群体享用，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法纪和公平正义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