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独思潮未平，彭定康旋风又起，香港有办法的，早已豪宅三五，继而财产子女，一带一路，国籍归英、美加澳，然后在香港经营爱国生意，没有办法的，住劏房，才会恋逐肥彭，人心思殖。
这样的境况，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族，虽然声称强大，但人大政协，国籍偷渡，平民百姓，人心走私，GDP维系着，基本的道德却散了摊，在世界上，当然面子上很不好看。
我会归咎于一九八二年访问北京挑起香港前途问题的戴卓尔夫人。
戴卓尔夫人对共产党的认识，主要限于苏联，不幸对中国，尤其对强人邓小平，其心理性格，缺乏深入的了解。
苏联与英美的对峙，不论如何冷战，由史达林、赫鲁晓夫到戈巴卓夫，最终有理性的计算。但中国的邓小平不同。收回香港，是邓小平一个情绪化的决定：首先，他要为个人创立“洗雪国耻”的历史名誉。第二，他认为戴卓尔夫人上门谈续约，是来羞辱他的。第三，他认定“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
邓小平这三大情绪理由，以理性衡量，均十分脆弱。第一，邓小平改革开放，已经非常的威威，不必再“收回香港”，才令他的身形更高大。
第二，戴卓尔夫人上门，不是要掴邓小平一巴掌，而是以双方利益，理性来谈一盘生意的续约或改立新约。你可以注资，也可以提出入股，平等商谈。谈判不是侮辱。
第三，在人类文化之中，有许多事因文化基因有异，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做不到，例如逻辑思维、理性辩论、廉洁守法。但也有许多事，中国人做得到，英国人再过一千年也做不到的，如少林寺的武功、水墨画，以及凌迟碎割三千刀死囚还不断气的艺术。
外交学之中，领袖心理性格研究（Personality Profile）最重要，古巴飞弹危机，就几乎是一个人的性格造成的。普京和杜林普二人的性格，成为未来五年世界和平的一大因素。一个领袖有多大的自大狂、其中掩盖又有几多分自卑，加上高龄脑退化早期的偏执和顽固，这一切，铁娘子出访前没有做好功课。
演变至今日，连来香港“消独”也要由肥彭开口代劳，因为中国家长及其仆从的话，香港年轻人不听，彭定康开口，年轻人比较愿意听。此一人心外向的新“国耻”，彭定康做好心，才替你略尽绵力地加添一笔，毕竟，他在香港过了五年，对于西方以外的民族，或起了一丝绅士的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