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17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赵紫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邓小平依次发言后，会议确定了一条，即以后的经济工作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就交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付诸实施和指挥，或者由财经小组提出意见，经过政治局、书记处做出决定，交由财经小组组织实施。后来陈云讲，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经济工作决策的程序，主导权由书记处转到了中央财经小组，换言之，就是由胡的手里转到了赵的手里，帮了赵的忙。
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由左至右）在中国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图源：新华社）
经济决策程序的变化
按时间顺序，先讲第一件，经济工作里的问题和经济决策程序的重大变化。
（1）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
在1983年3月问，开了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专门谈经济工作的问题。我列席了会议。会上发言的主要是赵紫阳和陈云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讲了话。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批评胡耀邦的。
在这个会议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个部委谈话。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他还指名道姓地讲：我们这些人要多干一点，就可以为启立他们上来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包袱轻一点，好轻装上阵。他这样一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十二大以后，差不多一年时间里，国务院的计划做了向下的调整，要“保四争五”。胡对这个速度不满意。那时，生产责任制在农村普遍地推行了，确实农业情况一年比一年好，粮食产量和农产品产量都比计划规定的指标超过将近一倍。到了i983年，胡耀邦讲：现在发愁，粮食消费不了余下的怎么办。他还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将来中国很可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1982年“保四争五”，超额增加很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突破7％；1983年“保四争五”，实际结果也超出不少。邓小平找国家计委的人谈，说，“保四争五”超过很多，超过部分会不会形成积压、派不上用场，造成浪费。当然，这是他的一种担心。鼓吹高速度的主要是胡耀邦。
当时，国务院的计划刚刚颁布实施，胡就找各部委谈话，讲什么有水快流，到处发动农民开矿山。这样就使赵紫阳、姚依林很为难，宋平他们也很难，姚、宋还给邓小平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信。本来是想少数几个人谈，邓、陈、先念，加上胡耀邦和赵、乔木、姚，对胡在小范围里做些批评。邓小平说：做些批评可以，他也愿意听。但又表示担心：批评了胡耀邦，他如果表示不干了，怎么办。结果就没让胡参加，只有赵、姚、乔木到邓小平那里谈。陈云不知因为什么事，没参加。事先几人相约，由赵向邓主谈。但赵很鬼，到了邓那里，他缩在后面，把乔木推在前面，自己扮演帮腔角色。胡乔木发言时说，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小平同志认为这样说过头了。对胡乔木不高兴。几个人向邓汇报之后，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3月17日上午开会，第一个是赵讲，讲历史的经验是：每次都是这样，几年顺利发展，就坐不住了，头脑发热，高指标，浮夸，折腾，搞不下去了，再调整。他还列举了解放以后的几次这样的过程，说明1980年以后，经过调整，1981年情况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于是现在有的同志头脑发热，又想折腾一次，没点胡耀邦的名，但很明显，听得出来，是说胡耀邦的（我有一个专门的记录）。赵讲了四个问题。接着陈云同志讲了十条意见，然后是先念同志讲，然后是耀邦讲，最后是小平同志讲。这个会议确定了一条，即以后的经济工作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就交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付诸实施和指挥，或者由财经小组提出意见，经过政治局、书记处做出决定，交由财经小组组织实施。后来陈云讲，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经济工作决策的程序，主导权由书记处转到了中央财经小组，换言之，就是由胡的手里转到了赵的手里，帮了赵的忙。会议结束之后，乔木和陈云商量，把会议记录、发言整理出来，然后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有点疏忽，陈云同意之后，乔木没有向邓小平请示、报告。邓小平知道了此事之后，说：这个会不要开，已经整理的东西，全部封存存档。
（2）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生的事情
3月17日上午开的政治局扩大会，恰好当天下午，我到新华社的分社社长会上讲话。我没有请示，就做了传达。一开头，我讲：你们这个会，我本来早就要来参加，因为临时发生了一件事，遇到一点麻烦，把日程推迟了一两天。那件事办完了，正在发愁，来这里讲什么。恰好上午开了政治局扩大会，我就把会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进行了传达。当时记性好，因此可以说把上午的会议原原本本地全部传达了。会后，胡耀邦不知听什么人给他传话，说邓力群在会上传达了一些话，很多话都是很好的，但有一句话，说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麻烦。胡耀邦当天晚上就向邓小平做了报告。
3月18日上午，小平同志就把我找去了，我还以为是为了周扬的事。我说：我最近惹了点麻烦，刚处理完，正在给中央写报告做汇报。邓小平同志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听说你在新华社讲了一篇话，说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问题。我说：我没有这样讲，我说的是：出了点麻烦，指的是周扬讲了一篇话。小平同志说：胡乔木最近讲了一篇话，其中有一个说法：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这个话就讲重、讲过了嘛。我说：乔木的这个话，我确实没听到过。但中央出了点问题这个话，我没讲过。我说：我的讲话有录音，上面有我的原话。这次传达，没向中央请示，这点是我不对。但那句话我没说过。后来，请新华社根据录音把我的讲话从头到尾整理出来，把我的原话划出来，一看就是指周扬的事。另外，我写道：我没有说过最近中央出了点问题。我把上述东西送给了胡耀邦，他是否给小平同志送，我就不清楚了。上述两件东西，现在我还留着。后来我还在《红旗》的联络员会上，扼要地讲了一点精神，比新华社讲得少多了。
（3）胡赵争论
1983年之前，邓、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到了1983年，胡、赵争论，以及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到整党时，胡又采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在书记处的会上，要各部委一个一个地汇报整党情况，但实际上是汇报经济工作的情况。他后来讲，经过这个汇报和整党，要端正中央各部的业务指导思想，还是那套高速度的道理。所以说，胡、赵的矛盾一直到1986年。在1986年做精神文明的决定时，他俩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不知是什么道理。在1986年以前，在整党过程中、在反对精神污染的过程中，赵对我还是比较关照的。这主要是因为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他不能不跟、不能不维护。后来到了1985年，又出现了一次跳跃性的增长，新的折腾又来了，一直搞到后来的“闯关”。这算是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