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气焰更盛，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黄永胜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四人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高度一致。一次江青以谈工作为名，把黄、吴、李、邱等人召到她在钓鱼台的住处，对周恩来大加诋毁，希望黄、吴、李、邱等人站在她这一边。他们四个下一步该如何打算呢？
毛泽东与蓝萍（江青）(图源：AFP/VCG)
1968年3月23日，周恩来亲自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和随之派来的一架军用运输专机，把黄永胜召到北京。周恩来派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把黄直接接到人民大会堂。在车上，吴法宪对满腹狐疑的黄永胜守口如瓶。当他见到周恩来，接着又见到被押进来的垂头丧气的杨成武，得知已决定由他来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个“代”字）时，他的心里真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这位半年前还红得发紫的老战友，怎么说倒就倒而且又由他来接手呢？几任总参谋长，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像他这样直来直去的人，这个位子能坐稳吗……他不假思索地向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水平有限，难以胜任，坚辞不就。周恩来鼓励他要勇挑重担，并表示他对黄的请求无能为力。黄永胜又随叶群去见林彪，林彪拿出了毛泽东的批件，黄永胜看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再推辞就是向伟大领袖讲价钱了。他只能坚决服从命令。
上台工作不久，黄永胜就发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不只关心“样板戏”和文化大革命，他原以为军事工作与文化大革命是两条线，却不料江青对军队也很感兴趣，黄永胜尤其对她插手北京卫戍区的工作极为反感。北京卫戍区主要担负中央机关和北京地区的安全警卫任务，名义上它是北京军区的下属单位，实则很多工作都由军委和总部直接领导，其地位极为重要。黄永胜批评、制止了卫戍区个别领导人擅自向江青汇报工作的错误行动，江青心中自然不快，于是，不久便发生了江青向黄永胜示威的事件：一份关于文化工作呈报黄永胜、江青的文件，经办单位先报送黄永胜处，黄看后画了个圈，再送江青。本来送文程序未必反映官职大小，有时有拍板权的反而排在最后。江青这次主要是心气不顺，借题发挥。她看后怒气冲冲地写下批语：竟夺我的权，他已看过，再给他看看！她唯恐黄永胜还看不明白，又画了个箭头，直指“永胜”。文件又回到黄永胜手上，他看了一眼，便往桌上一丢，满不在乎地说：“我不懂文艺，也不管这事儿，夺她什么权！”
这年11月，江青又向黄永胜发动了一次猛烈进攻。11月28日是阿尔巴尼亚解放34周年纪念日。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在东欧的唯一盟友，中方很早便向阿方通报，将派以黄永胜为团长的代表团赴阿参加庆祝活动。江青却突然发难，说黄永胜没有资格当这个团长，要求换人。经过周恩来多方奔走劝说，最后又请示了毛泽东，总算维持原定人选不变。江青似乎是白闹腾了一场，但有心人都会思考：江青为什么胆敢如此无理取闹？
中共“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气焰更盛，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她的左右臂膀；而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黄永胜都是早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四人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高度一致，特别对江青飞扬跋扈的作风极为反感，因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双方壁垒分明，经常唇枪舌剑。
黄永胜应该明白，反对江青的人都没好结果。早他两年从广州进京的陶铸，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曾是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但不到半年，就因为不愿受江青摆布，并当面顶撞江青，被江青轻易拉下马来。黄永胜与陶铸关系非同一般，陶铸的倒台，曾让黄永胜受到很大震动。现在他的处境与当年的陶铸颇为相似，他理应认真思考一下照此发展下去的后果。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让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掩盖已久的矛盾公开化。黄永胜原未参加这次会议，他在军队的地位、声望又在吴、李、邱等人之上，上面仍然对他寄予希望，于是紧急召他上山，个别启发诱导，却又不肯点破、交底，而是旁敲侧击，但用意甚明，希望他反戈一击，站到“革命路线”一边。黄永胜面临着个人命运前途的重大抉择。但是，黄永胜不愿意干违心事儿。他没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样表态。他的表现让上面大失所望，自然将他纳入林彪集团。“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受池鱼之殃，也就毫不奇怪了。
1971年9月24日，周恩来以开会为名，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召到人民大会堂，然后逮捕关押。这一天距黄永胜奉召进京整三年半，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中国有句名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原是古人对诸葛亮、庞统的赞誉之辞，以后逐渐变味。在中国的旧小说中，这是最常用的一句劝降的话。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句话成了一些风派人物朝秦暮楚随风转舵出卖灵魂的遮羞布。
有些比较了解北京政坛内幕情况的人曾认为，黄永胜这人过于任性，在人屋檐下，就要能低头。到了北京，就要适应北京的形势，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你和她斗哪门子气？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你！特别是在庐山，上面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眼看大祸临头，上面给了你最后一次脱身机会，你却执拗到底，最终闹个身败名裂，何苦来哉，实在是不识时务！
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共产党应当是讲民主的，可为什么在党内却会出现反民主的霸气而且逐渐坐大？就是因为许多人放弃原则、姑息纵容。倘若错误的东西刚一露头，大家就群起抵制、反对，它或可知难而退，反之，则你让一寸，它进一尺。这种事情，历史上屡见不鲜。黄永胜同江青所代表的霸气对抗，从力量对比来讲，黄永胜处于绝对劣势，失败固在意料之中。但是，第一，评论事物的成败得失，恐怕不能只看眼前，而要从长远、全局来看。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群众运动，当时遭到镇压，是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运动，成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黄永胜的抗争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倘若人们日后回顾历史，发现当江青等人胡作非为之时，偌大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竟然万马齐喑，那就太可哀了。第二，当江青一伙施虐之时，民众动辄以言获罪，不得不三缄其口，道路以目，而黄永胜说出了一些群众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一些得知这一情况的人，是为黄永胜拍手叫好的。第三，黄永胜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性格、为人，倘若他也屈服于江青的淫威而装聋作哑，他就不是本来的黄永胜了。
受人崇敬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在一首小诗中赞颂项羽，称他为人杰、鬼雄，她“至今思项羽”。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但李清照不以成败论英雄，她敬重的是项羽的人格。项羽在全军覆没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死。李清照认为这种人是有骨气的，可敬的。黄永胜在面临绝境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不知当时他是怎样想的？这又是不识时务吗？
对黄永胜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究竟何是何非？还是让历史老人去评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