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现在站在权力的顶峰上，紧贴着凡事都少不了他的毛主席。毛泽东赞许邓小平的工作能力、组织才能和精力。毛主席在一九五○年代初期记下这段：“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从那时起，毛泽东未曾改变过他对邓小平的这份评价。
1978年3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图源：VCG）
一九五二年七月底，毛泽东将邓小平调往北京并逐渐把他带进自己的亲信圈中。毛主席愈来愈喜欢这名精力充沛，且还相当年轻的四川人（邓小平当时四十八岁）。八月七日，毛泽东指派邓小平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五个副总理之一。直到当时，其余四人中还有两人非共产党员。藉由共产党员邓小平就任副总理一职，毛泽东发出终结新民主主义的讯号。这个国家旋即进入建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毛泽东也把邓小平纳入中国二十一名最高领导人的名单中，且在预定发行的新版苏维埃百科全书中也将纳入这些人的传记，这是共产党世界中相当大的荣耀。
邓小平带着卓琳、孩子们、继母夏伯根以及同父异母的妹妹邓先群一同前往首都。他们住在一栋离高阶领导阶层居所中南海不远的舒适房舍中。只有政治局委员方能住进本为昔日皇宫一区毗邻着紫禁城的中南海，当时邓小平尚未进入政治局。
邓小平的新邻居是他的老乡兼老战友，当时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与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聂荣臻非常好客，且烧得一手好川菜。因此邓小平与家人经常上门“享受免费的美食”与畅饮邓小平喜爱的烈酒。邓小平不是酒鬼，可是养成了每天晚餐前必来一杯的规矩。
在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中，毛泽东把其他数名地区领导人调回北京，同时也指派他们担任国家和党机构的高阶职务。政治局委员高岗原先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稍早在一九五○年九月，毛泽东把习仲勋调回北京，起初担任宣传部长，之后担任政务院秘书长。除了习仲勋之外，邓小平与其他三人都很熟。在权力走廊中，邓（小平）、高、饶、邓（子恢）、习这个五重奏被称为“五马进京”；其中高岗被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因为他是五人之中拥有最大权力者。
毛主席担心过度的地方分权主义，那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他很快就废除所有的军政委员会与党的地方局。他显然偏爱将这些昔日地方领导人就近看管，藉由他们来强化中央领导。
高岗刚晋升高位，赞成迅速转换成社会主义建设；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党内当前的副手，支持渐进主义。此时他们两人在中共领导阶层中出现不和现象。周总理负责经济开发，倾向刘少奇。而毛泽东则一手是高岗另外一手是刘少奇与周恩来，在其中取得平衡。
毛泽东当然是名左派，因此高岗的观点比刘少奇的要更为贴近他自己的想法。可是毛泽东又对斯大林的实质与政治协助深感兴趣，但后者并不会允许他抛弃新民主主义并迅速转换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由衷担心，直觉地意识到工业化的共产中国会对他在共产世界中的领导造成威胁。因此这名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对他的盟邦就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援助，也有所局限，他要把毛泽东绑在自己身边。中国共产党的战术道路隶属在斯大林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到一九五○年代初期，毛泽东阳奉阴违，在自己根深柢固的左派路线以及莫斯科强加他身上的温和路线间摇摆不定。
于是毛泽东先批评高岗，接着是刘少奇，再来是周恩来。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对高岗的左派冒进主义发动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支持了刘少奇。可是两年半之后，高岗说服了毛泽东对中国国内资本家发动斗争。毛泽东也支持高岗所提倡在满洲加速农业合作运动的左派报告，高岗还尖锐地斥责刘少奇采取了相反的路线。然后到了一九五二年春，毛泽东似乎反转自己的态度，并再次确认“为了经济开发与人民福祉要进一步利用私人资本”的需求。
毛泽东一直以来都是名好演员。他现在扮演着“人民帝王”的角色，享受玩弄那些难以摸清他情绪的臣属。他假装道家智者的风范，时常说出高深莫测的哲学格言再以引经据典强化启示。毛泽东故意混淆议题，且时常声称他退休的时间已经来临。毛泽东在讨论退职时，炮制斯大林的范例。这名苏维埃独裁者反过来化身为“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假装要退休却是作为打探臣下反应的手段。同僚中当然没有人会让史达林或毛泽东退职。“伟大领袖”周遭之人迅速了解这是猫捉老鼠，可是无法预料年迈的独裁者下一步会出什麽招数。
邓小平就是在如此紧绷氛围下的北京工作。他现在几乎已经日日与毛泽东接触，抑或更精准地说是每个晚上或深夜；因为毛主席通常在下午四、五点之间起床，一直工作到清晨。毛泽东通常在中南海接见邓小平或其他“党内同志”。在毛泽东的私人住所里，有一张大床，屋里高高堆叠着书。他躺在屋内床上听取他们的报告，处理文件以及时不时发出自命不凡的话语。他有时在隔壁的厅房召开会议，边吃早餐或晚餐边听取报告。毛泽东轻蔑用字有礼和语意清楚，对各种议题都表达了隐晦的意见。
因此邓小平的首要任务是在特定的时机点参详出“大老板”真正的意图。这就是极权主义下的中国、苏联，以及各地由强人主宰国家的政治艺术。在那些对权力你争我夺的头目中除了毛泽东之外，邓小平不能把自已依附于其他人──不能依附高岗、刘少奇、周恩来，而是必须与他们维持良好的关系。邓小平必须嗅出风向并紧钉住“伟大的舵手”所指引的方向。邓小平从此刻起非常清楚这一点。从成都飞往北京的路上，他的女儿邓楠绝非偶然问他：“在四川的时候，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你是什麽呀？”邓小平回答：“脚掌。”那正是毛主席现在需要邓小平始终扮演的：强而有力、永远支撑他的双足。
一九五二年秋冬的一切让邓小平印象深切。九月，毛泽东指派刘少奇担任团长，去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届代表大会。刘少奇的任务是判断斯大林是否认为中国现在处于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机是否已经来到。刘少奇十月时带回来的答案并未让毛泽东满意。虽然斯大林最终还是同意可以开始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但他坚持要“逐步”行动。他建议毛泽东“不要急于进行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因为中国在集体化阶段处于比苏联更有利的位置。”
模棱两可的建议给予刘少奇和周恩来任由他们喜好去解释的空间，他们两人强调“逐渐”以及“不要急于”。毛泽东之后把左派的高岗调来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跟高岗抱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保守主义”，并怂恿高岗在党内对“右倾机会主义”发动斗争。
这样的时机点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党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发布了稍早于五天前，政务院会议中通过由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所草拟的一份新税制法案。该法对所有财产形式皆统一征税，因此剥夺了国家与合作企业的税率特权，并对私人资本部门的竞争提供了优惠的条件。这是要与新民主主义原则保持同调。
邓小平与薄一波相知甚深，有理由相信毛主席也支持此种温和的方式。邓小平就在不久之前还亲自跟毛主席提议要暂停针对资本阶级的“三反”与“五反”运动，且毛泽东已经表达完全支持。可是毛泽东读到草案之后，突然之间变得愤怒起来。中央委员会委员尚未批准这份文件，且他个人对此一无所悉。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写了封极其愤怒的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与薄一波，表达他反对恢复私人企业。毛泽东相信拟定草案之人展现出“资本阶级思想”，犯下“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与薄一波都没料想到毛主席竟有如此的反应，全被打乱。又有谁能料到毛泽东的心绪变化会如此突兀？身为总理的周恩来跟毛泽东输诚，并承诺处理此种局势，不过毛泽东依然气愤难消。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把他给高岗那封内容包含批评“右倾”的私人信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一九五三年夏，毛泽东开始就财政与经济工作规划全国会议，试图在此会中揭露所有“右派”的面具，其中包含最具权势的刘少奇。毛泽东指派高岗、周恩来与邓小平主持这场会议。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伟大的舵手”藉由批评刘少奇与其他党职人员，“坚定”地力拚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为此会议的总意识形态定调。在这场闭门会议中（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不仅在税制问题上，也在中共整体政治策略上讨论激烈。所有人在听取数份报告之后，包含主要报告人高岗在内，都一致批评薄一波。
高岗渴望成为毛泽东退到领导阶层“第二线”之后的共产党领导人，因此最为活跃积极。他那时已经开始说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坏话，并暗示他享有斯大林本人的支持。高岗认定自己已经取得毛泽东对他个人抱负的支持。他对薄一波发动恶毒的攻击，可是真正的目标是刘少奇（然而毛泽东已经禁止他对刘少奇直接批评）。可是包含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人都了解高岗意欲为何。高岗指控薄一波犯了与党的路线相抗的“原则性错误”，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运动中的死罪。
因为没人知道高岗是否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行事，局势持续威胁着“温和派”。七月七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批示。毛泽东意会到刘少奇和周恩来感到相当害怕，并无意要拔除他们两人的职位，便继续当他的和事佬。他只不过是要点醒他们两人，谁才是真的老大。毛泽东在清楚表态之后，现在能细细品尝他的胜利成果。毛泽东在获悉高岗的作为之后，回覆给周恩来：“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
周恩来立刻把这份“揭示”传递给薄一波、刘少奇与邓小平，他们也了解该如何行事。他们在领导小组会议中发言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周恩来就自己的部分总结了这些讨论并承认自己的“政治与组织错误”，对薄一波发出严厉又全面的谴责。
邓小平因为比其他人“犯错”较少，逃过了道歉。但他一放面尖锐地攻击已经自我批评的薄一波，又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支持他这名悔过的同志。对于邓小平能正确了解他的意思，毛泽东感到相当满意。在八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中，毛泽东甚至批评高岗。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大会中讲话，并表示会议“很成功”。对于刘少奇与和邓小平已经承认“部分错误”，毛泽东表示赞许之意并明确支持周恩来。显然毛泽东把这场会议视为中共政治意识形态发展的转折点，而非一场针对要推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论坛。他需要坚定又一贯地批评薄一波，但对手下那些操之过急的批评者如高岗之流提出警告：“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
虽然毛泽东在会中清楚表态，高岗仍坚持要把数名党内重要领导人拉到自己这边，这包括了陈云、林彪、彭德怀和黄克诚。高岗甚至许诺在党改造后的领导阶层中提供要职给他们。与此同时他还持续说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坏话。
十月，毛泽东再度表态并不想压制任何人并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过程中显现他的这项保证。组织部新部长饶漱石在会中严加谴责自己的副手，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安子文。饶漱石与高岗相同，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刘少奇是负责组织部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他身为安子文的盟友，在安子文与饶漱石数不清的冲突中总是站在安子文这边，而饶漱石相信刘少奇在破坏他的权威。此外在一九五三年初时，饶漱石估算高岗或许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便和高岗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刘少奇非常不高兴，立刻通知毛泽东，毛泽东因而雷霆大怒。饶漱石的情况相当不同于高岗，他并非依照毛主席命令行事。毛泽东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会议中揭露饶漱石的目的，可是周恩来劝退了毛泽东。“伟大的舵手”向饶漱石清楚表明，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批准了组织部的工作。朱德与邓小平显然是在毛泽东的允许下，紧接着在此会议中赞许组织部的工作。邓小平对与会者保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
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毛泽东攻击高岗和饶漱石，指控他们两人的“分裂”行为。高岗面红耳赤地坐在那儿，当毛泽东转头问这名受害者是否认同这样的指控，高岗勉强挤出：“同意。”毛泽东接着宣布他要休假，指派刘少奇担任代理主席并指示他要监管二月份的中央全会，要在会中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鉴于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在私下聊天中对由他掌管中央委员会领导一事表示犹豫。刘少奇反而建议由邓小平第三度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主任，负责例行性工作。这非常有可能是刘少奇对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支持他，表达感恩之意。毛泽东喜欢这个想法，不过延宕下来，直到他从杭州休假回来之后才下达这份任务指派。当他在西湖旁放松享受美景时，任由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把高岗和饶漱石两人给生吞活剥。
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提交主要报告，会中批评那些破坏党内团结的“同志”变得自夸并认为自己“最棒、最聪明”。刘少奇肯定是按照毛泽东的同意行事，并未提及高岗与饶漱石两人的名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人在刘少奇的领头之下，拚命自我批评。然而高岗、饶漱石两人肯定未能搞清楚状况，并未自我批评。
全会之后建立两个委员会，其中之一是“高岗事件”（由周恩来领导），另外一个是“饶漱石事件”（由邓小平、陈毅和谭震林负责）。几周之后两个委员会跟政治局递交报告，指控高饶二人“宗派情绪”、“地方主义”、在地盘内建立“独立王国”并阴谋夺权，对他们罗列成堆的指控。当委员会还在收集资料之际，高岗崩溃了。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他试图开枪自尽，可是被警卫制止住。几个月后的八月十七日，他吞下大量的安眠药成功自杀。高岗原深信拥有毛泽东的理解，岂知毛泽东已经背叛了他。
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泽东休假后返回北京，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秘书长，同时兼任饶漱石之前职务组织部部长。显然邓小平是此次“高岗饶漱石事件”的最大受惠者。他才是“五马进京”中真正的一马当先者。
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甫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选取周恩来担任新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总理，确认邓小平为副总理。毛泽东占了最高新职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主席。邓小平也成为国防委员会十五名副主席中的一员，以及中共中央军委会十二名委员之一。后两个职位是极大的荣耀，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这两个组织中唯有的文人领袖，其他人都是军中统兵将领。一年之后，这些勇将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荣衔。毛泽东原本也授予邓小平元帅的军衔，但是他谦逊地婉拒。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授权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报告高岗和饶漱石的“罪状”，以总结这个“事件”，邓小平严厉批评高、饶二人，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对他极度信任。这场支持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会议开除了分裂分子，并要求根除所有毛泽东路线的敌人。不久之后的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饶漱石被捕；一九七五年三月，他因肺炎死於狱中。
邓小平与此同时持续他快速晋升之道。一九五五年四月初在中央第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跟毛泽东的爱将林彪一起当选政治局委员。邓小平现在站在权力的顶峰上，紧贴着凡事都少不了他的毛主席。毛泽东赞许邓小平的工作能力、组织才能和精力。毛主席在一九五○年代初期记下这段：“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从那时起，毛泽东未曾改变过他对邓小平的这份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