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洋案的意义，不是一个无辜者的屈死，引起这个如一潭死水般的社会泛起了波澜，并产生出强烈的舆论反弹和众人不满。
这只是一种表象。
这么多年，屈死的无辜太多，为何并不能引起社会强烈的舆论反弹和众人不满？
因为那些屈死者，大部分都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即真正的无产阶级。
自私的社会中层（不是中产阶级）人士，基本不关心社会底层的冤情。他们的生活早已摆脱羞涩，步入小康。这些人谈笑有沙龙，出入开轿车。或聚会，或旅游，或诗酒歌舞，或书画琴棋，潇洒而自在。这些人对底层老百姓们的冤情和苦难，至多只会付出一点廉价的同情心，在聊天闲谈的时候，口头上说一声“真可怜”或“太过分了”。若想让他们为底层老百姓去仗义执言的奔走呼喊，基本上是不可能。
社会中层人士们为自身快乐与安全计，不约而同地都对眼前、身边发生的一些仗势欺人行为，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这种超然物外的冷漠和冷酷，是阶级斗争学说和实践留下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道德沦丧，正义感在快速消减的证明。
因此，这些年社会底层发生的一个个冤案，都被时间消磨和谐了。含冤上访者弱弱地哭诉，既不能感天动地，更不能打动法官，带来的是官方的截访和对维稳防范的警惕。纵有一两件典型案例，在正义律师们的努力工作下得以平反昭雪，那也是司法部门出于无奈而作的纠正，是权力机构为了脸面的美容。
这次雷洋之死，使人们，特别是引起社会中层人士的不安，是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到，威胁正在迅速逐渐逼近自己。他们出于对自身安危思考，引发出了焦虑，本能地举出正义的大旗，故对此案关注加倍。
这些人参与舆论，其力量非社会底层的弱势老百姓可比。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人手一部手机，个个一台电脑，力量是可观的。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追究雷洋之死的时候，是隔靴搔痒，甚至是横生枝节。他们对雷洋这个初为人父、匆匆出门去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父母，结果中途遇难的人，有没有嫖娼，有没有抗法，有没有疾病感兴趣。而对雷洋这个普通的健康人，为什么在警察控制之下，在短短几十分钟之内莫名其妙地死亡，不感兴趣。
这不是他们无知，而是一种自私。猎奇之心，高于正义，是因为猎奇安全。而追求正义，却很可能会陷入险地。
这也证明，政治生态的环境，已经在恐怖地恶化。
暴力执法致人死伤，已非个案，且日渐普遍，而追究执法部门暴力执法致人死伤的法律责任，难于上青天。
这才是可怕之处。
这一社会事实，说明我们离法制建设越来越远。
无情而悲哀的事实是，执法者可以胡作非为，老百姓要求司法公正，有错必纠却寸步难行。
这种只可意会的大环境，是高层对违法乱纪行为的默许、放纵。
这种默许、放纵，已成公害，成为执法部门的共同潜规则。屈死不告状，已经成为很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的常识经验。个别血性汉子的拔刀自卫，造成两败俱伤血案，受害的依然都是社会底层人士的死伤。既于事无补，又不能阻止类似案件的终止，更不会引起社会高层的关注和警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