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大屠杀100天，被害者100万，一个国家八分之一的人口消失。这就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这场屠杀的根源是卢旺达国内延绵几个世纪的种族矛盾，这让无数普通人瞬间变身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在卢旺达大屠杀中，100万人在短短100天内惨死（图源：Reuters/VCG）
发生于1994年4月6日至6月中旬，是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20%以上。大屠杀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除了军队，大量的胡图族平民也参与到了大屠杀中来。
由于在索马里进行的“黑鹰坠落”行动的失败，美国并不想介入卢旺达内战。对此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3月访问卢旺达时，在基加利机场对大屠杀幸存者发表讲话时婉转地表达了歉意。
联合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中表现消极。大屠杀发生的第四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投票，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60名维和人员，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半月后，联合国才决定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人数增加到5,500人，扩大其行动授权，并说服其他国家参与救援。
卢旺达大屠杀20周年祭
1994年4月，南非举行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一历史盛事时，几千公里外的卢旺达，却发生了一场种族大屠杀。从4月6日至6月中旬的100天里，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了种族灭绝，全国共有80-100万人死在了弯刀、锄头、棍棒和火器之下，占当时总人口的20%以上。
这是继1970年代红色高棉政权在柬埔寨大开杀戒之后，全世界最骇人听闻的屠杀，其杀人的速度数倍于纳粹用毒气残杀犹太人的速度。然而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此一直所知不多，甚至连是否发生过种族屠杀都有争议。直到2004年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卢旺达饭店》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世人才如梦初醒。
现代的心理学和政治学研究，已经证明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也会变身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除此之外，卢旺达大屠杀的发生，根源首先是卢旺达国内延绵几个世纪的种族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卢旺达一直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仅占人口10%-15%的图西族是统治阶级，88%的政府官员都是图西族人，并拥有绝大部分可耕地。而因为图西人个子较高，外貌特征比较接近西方人，无论是法国还是比利时殖民者，对他们人似乎也更为青睐。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后，政权交给了占多数人口的胡图族，胡图人为主的卢旺达政府反过来对图西族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在大屠杀前的3年里，国家控制的媒体甚至把图西族人视为国家的敌人，大力加以挞伐和煽动，甚至公开宣布须被处决的名单。
1994年4月6日，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事件至今是个谜，但胡图族高层立即将事件归咎于图西人。在《卢旺达饭店》里，主角保罗一家和邻居们一起听到了这段恐怖的广播：“我们伟大的总统，被图西族蟑螂谋杀了！算账的时候到了，优秀的卢旺达胡图族人，我们必须砍倒高树！现在就砍倒高树！”高树就是身材较高的图西人。为了达到族裔净化的目的，妖魔化、标签化对方，把他们说成是非人类的、肮脏的、带有某种疾病的，等等。这往往是政治性大屠杀之前司空见惯的意识形态洗脑。
而在长达100天的时间里，外部世界和联合国竟然没能出手制止这场悲剧，其后的国际政治博弈同样发人深思。时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罗密欧·达赖尔说，只需四五千名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能控制住大屠杀。但进行武力干涉的联合国决议迟迟不能出台，当时策划和执行屠杀的卢旺达政府本身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压根就否认有大屠杀的事情；美英则由于索马里维和行动的惨败而无力再陷泥潭。等联合国总部的外交家们辩论结束，在6月22日艰难地达成一致时，大屠杀也基本结束了。而因为没有及时出手相救产生的愧疚感，成了几年后西方在前南斯拉夫甩开联合国行动的心理根源，也让“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开始大行其道。
2003年，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并于一年后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成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人，后来有6名嫌疑犯被判25年到终身监禁。卢旺达政府则负责审判较低层级的官员或平民。
但由于该国司法体系非常薄弱，政府没有充足的法官、法庭及律师处理相关案件。幸存者指出，有些罪犯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被释放后还会报复证人。而被释放的罪犯则抱怨一些幸存者夸大了自己的损失程度。幸存者与杀戮者都对政府的做法不满，卢旺达的种族矛盾其实仍然存在和发酵。
20年前的大屠杀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爆发了针对图西族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而当时，西方媒体却将此定义为“部落斗争”，袖手旁观，其中就包括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巴斯娄马·格瑞尔。国际社会的失职，全球媒体的失语，使得这场本可避免的人间惨剧在非洲上演，100天内夺走了上百万条鲜活的生命。20年后，格瑞尔再度回看这段历史，不禁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深感悔恨
1994年4月，整个南非都笼罩在狂热兴奋的情绪当中：第一次自由选举将于月底结束。这是南非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选，所有公民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将参加。长达三百多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即将结束，划时代的盛事吸引了全球四百多名记者齐聚南非，我也在其中。
欢聚的人群不会想到惨剧正笼罩着“非洲之心”卢旺达，更不曾料到我们又将对此犯下何种罪孽。当时，我供职于德国《时代》周刊，与其他记者一样，在距离卢旺达4000公里的南非轻率地写下了报道，犯下了无可饶恕的错误。在过去20年中，我一直为此深感愧疚。
最初从卢旺达传来的消息是模糊的：两军对战、血腥动乱、种族斗争。《明镜》刊登了题为《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强化》的报道，将卢旺达的混乱视为典型的非洲式部落冲突。然而，所有人想当然以为的“部落斗争”实则是种族灭绝，是继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大屠杀之后最惨绝人寰的反人道主义暴行。
“我们被世界彻底抛弃。所有人都袖手旁观。”现年34岁的乔纳森·恩图尔说。他身形修长，身着红色皮衣和巴宝莉的牛仔裤，头戴雷朋墨镜。他希望在重访这座自己侥幸逃离的人间地狱时能保持最好的状态。
100天内100万人被杀害
平均每5分钟有一人遇害。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如此短时间内杀戮数量如此之众的惨剧
站在穆拉姆比市旁的小山头上，恩图尔告诉我们，当年他和家人，还有成千上万同样惊恐万分的图西族难民一道逃到此处。政府军承诺保护他们，因而他们对侥幸逃过大屠杀还抱有希望。当年，乔纳森才14岁。
4月6日20时20分，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专机在首都基加利机场上空被击落。事件真相至今成谜。几个小时之后，大屠杀爆发了。总统卫队和胡图族民兵在基加利街头纵火杀戮。胡图族强权派人士夺取了政权，意欲“一劳永逸”地彻底消灭占卢旺达十分之一人口的图西族。短短一周内，杀戮就席卷了整个国家。
“刚开始父亲不肯相信，”恩图尔回忆说，“直到他们开始纵火烧村子，我的3个兄弟姐妹相继遇害。我们逃离家乡，来到穆拉姆比。”4月10日下午4点左右，他们到达了被认为相对安全的穆拉姆比。
当晚10：30，罗密欧·达赖尔将军向联合国纽约指挥中心汇报了卢旺达的情况。这位加拿大官员被派驻到卢旺达。几个月来，达赖尔多次向联合国发出关于卢旺达暴力冲突的警告。1月，他在加密电报中报告了卢旺达秘密武器和敢死队的存在。
4月，达赖尔担忧的情况发生了。达赖尔申请立刻增援，他认为如果联合国派遣4000人的维和部队并采取强硬措施，就可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然而，时任维和部队行动部部长，后升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拒绝了该请求。人们不相信反人类罪行会在卢旺达发生。
之后的100天内，胡图族政权及其同伙杀害约100万图西族人和温和派的胡图族人——平均每5分钟有一人遇害。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如此短时间内杀戮数量如此之众的惨剧，罗密欧·达赖尔称之为“非洲大屠杀”。
4月21日凌晨3点，穆拉姆比化为人间地狱——士兵向人群扫射，投掷手榴弹。一小时后，民兵组织从山上冲进难民营，用砍刀、长矛、镰刀、锄头、棍棒屠杀手无寸铁的难民。在混乱中，恩图尔一家被冲散。恩图尔与一群年轻人向凶徒投掷砖头，然而他们很快寡不敌众。不过，最终他和其他100名难民奇迹般地逃脱，跑下山谷，游过穆拉姆比河。纵使全力控制，他依旧显得心慌意乱，他开始疯狂地指手划脚，讲话飞速，还不时结巴。“我始终不敢提起过去。”他说他曾因往事困扰而无数次失眠，为治疗创伤后应激性障碍尝试过许多方法，但都失败了。
至少4万人丧生于穆拉姆比，没人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20年后，这一地区仍不断有无名骸骨被发现。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的真正原因
凶手并不是恶魔附体，他们杀戮的原因如此简单——我不杀人，我就会被杀掉
事实证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恶果，而是由一群受过现代教育的所谓“精英阶层”利用国家工具犯下的滔天罪行。凶手并不是恶魔附体，他们杀戮的原因如此简单——我不杀人，我就会被杀掉。
大屠杀纪念馆建在穆拉姆比，入馆处的电子屏写着“媒体称之为部落斗争，而非种族灭绝”。显然，卢旺达人对当时全球媒体的袖手旁观耿耿于怀。
惨绝人寰的暴行与“部落斗争”毫无关系。长久以来，胡图族和图西族有共同的语言、习俗与文化，允许异族通婚，许多卢旺达人甚至无法区分胡图人和图西人。惨剧的真实原因在于人口过剩、资源稀缺给贫穷落后的国家带来的沉重压力，而殖民政策更激化了种族矛盾并激发了精英阶层对权力的渴望。
恶臭从纪念馆的一个房间传出。推开门后，一个恐怖的场景呈现在眼前：房间里密密麻麻摆满了干尸，上百具尸体被白色防腐剂严严实实包裹着，堆放在床板上。尸体残破不全，有的肢体残缺，有的孩童头颅被砍去，有的妇女腿因为强暴而被撕开……
恩图尔摘下墨镜，强忍泪水，不发一言。直到出走展厅，他才重新开始说话。他踏上一块杂草丛生的混凝土板说：“这下面是万人坑，以前法国人还曾在上面打排球。”法国曾和胡图政权关系友好，为其提供武器，帮助其训练军队和民兵。大屠杀结束后，法国还曾派出“拯救部队”到达卢旺达，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帮助杀人者和胡图族难民逃往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驶离纪念馆时，一群男孩在车后向我们挥舞着手工做的风车。“看到这里渐渐恢复正常让我觉得恐怖，”恩图尔说，“看到生命在这里萌芽，我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想象这里的生活在继续，仿佛一切并没有发生过。”
他想去伽塔巴山，他的父亲和哥哥就在那儿丧命。他们也曾设法逃离穆拉姆比，但不幸只逃到了下一个山头。恩图尔本想与杀害他父兄的凶手的妻子谈谈。然而，随着我们慢慢接近她的店铺，他却开始动摇。
“不，今天不行，”他说，“今天氛围不对。”周围确实充满了敌对的气氛，广场的人都紧盯着我们的越野车，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记者们又来了，事情也该过去了吧。对他们而言，已经20年了，过去的都该过去了。
然而，对于恩图尔而言，过去从未过去，时间永远停止在这里，停滞在那时。
“加油！继续！坟墓还没有装满！”
杀人变成了公民职责，人们烧杀抢掠，因为仇恨也因为恐惧，被杀戮欲支配，为贪欲所驱使
在返回基加利的路上，我们看到在稻田里劳作的犯人。在一群身着粉红色囚服的犯人中，穿着橙色囚服的囚犯颇为扎眼，他们就是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凶手。
“所有人都该知道他们是‘种族灭绝者’，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滔天罪行付出代价。这才是正义。”恩图尔说。
曾经14人的大家庭如今只剩下他、母亲、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曾多次受邀做穆拉姆比的导游，但都拒绝了。为了保护自己，他把心禁锢在层层高墙中，然而，一回到这里，一切都坍塌了。在过去20年里，为了不被梦魇纠缠，他努力学习、疯狂工作。他获得了布塔雷大学的商业金融管理学位，现在在一家援助组织工作。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对于丹赛尔·娜热芭容古而言，拮据的生活每天都在提醒她1994年4月发生在家附近的塔拉玛教堂中的惨剧。她在大屠杀中失去了20名家人，9个子女中5个命丧教堂，父亲也在祭坛前被活活砍死。
如今61岁的她和儿子及两个孙子，住在只有两间屋子的、狭小而黑暗的房子里，没有家具也没有水电。丹赛尔衣衫破烂，满是尘土，靠在建筑工地搬运石块谋生，每天赚不到一欧元。
塔拉玛位于布格塞拉区，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区域，蚊虫肆虐。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殖民迁移时，许多图西族人被迫定居于此。大屠杀中，胡图人像对待蚊虫一般，将这里的图西人几乎全部杀害。
1994年，成千上万的图西族人逃到塔拉玛教堂，希望教堂能庇护他们，希望同为天主教徒的凶手会对教堂有所忌惮。丹赛尔和家人也逃到这里。然而，4月15日上午8时，民兵包围了大楼。他们击穿教堂的砖墙，向里面投掷手榴弹。之后，他们强行闯入，将幸存者一一杀害。
教堂的主墙上至今仍残留着一片由被害儿童鲜血染成的巨大血污。靠墙放着一个巨大的木棍。“那个，”丹赛尔说，“是用来串烤女人的，从阴道到头顶把人串起来。”她的声音平稳，似乎没有情绪，然而她的眼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年的惨状已经永久地刻在她的眼中。
“加油！继续！坟墓还没有装满！”1994年卢旺达国家广播电台的米勒斯·科林斯曾通过广播如此煽动暴徒。杀人变成了公民职责，变成了百姓需要履行的义务。人们烧杀抢掠，因为仇恨也因为恐惧，被杀戮欲支配，为贪欲所驱使。
惨案发生时，41岁的丹赛尔正怀有8个月的身孕，她被埋在告解室的尸堆下面侥幸逃过一命。1994年6月，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埃里克，意即“大难不死之人”。
“屠杀发生时上帝何在？他在，不然我们就不会活下来，”丹赛尔说，“不过，你们在哪？你们为什么没来救我们？”
这类问题一直让我羞愧难当。卢旺达的惨剧不仅是联合国、西方国家和非洲世界的失败，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记者的失责。我们忙于关注南非的选举盛事，而对卢旺达的人间惨剧漠不关心。不是探究真相，而是不负责任地凭空想象。
4月15日，当塔拉玛的大屠杀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我所写的分析报道发表在《时代》周刊上。我说这是发生在非洲中部的“可怕的部落斗争”。最后，我写道，“外界的干预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这份报道是我职业生涯中所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1994年4月24日，塔拉玛的天主教堂坟墓般寂静。无数的尸体被堆放在教堂内外，丢弃在灌木丛中，散布在山谷沼泽。同日，距南非大选只有3天，南非里贾纳芒迪教堂内，被喜悦气氛感染的人们高唱国歌，歌颂生命、自由和未来。有的记者也被气氛感染，跟着齐声歌唱。天花板上还残存着白人士兵追捕黑人抵抗力量时留下的弹孔，种族隔离时期的暴力只剩下残存的模糊记忆。
人们在一片欢腾之中，与过去三百多年来的种族残杀告别，与未来充满希望的南非拥抱。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同一片大陆上，卢旺达境内正尸横遍野，一片末日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