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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剑指周恩来

——潘汉年冤案、胡风冤案新探

1955年的春夏之交,天子脚下的北京先后发生了两件不禁令人疑窦丛生的重大事件:一个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另一个是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而逮捕他们的命令竟然都是直接来自党和国家的主席毛泽东,一个“小开”、一个书生居然转眼间都成了钦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份子”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

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绝大多数的百姓都是文盲,知道胡风的人微乎其微,而知道潘汉年的国人恐怕就更少了,除了在上海之外,潘汉年在民间不会有什么影响力。就是在为数不多的知道胡风的人当中,把他当作诗人的要远远多于把他当作文艺理论家的。许多人知道胡风,恰恰是通过那首歌颂毛泽东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诗中,作者将他心中的毛泽东几乎比作了踏破洪荒、开创宇宙的上帝。

胡风、潘汉年这样两个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小人物到底犯有什么“可杀之罪”,居然让毛泽东这样挂怀?潘汉年的核心罪行据说是因为他隐瞒当年私自会见汪精卫一事,而这只是一件已经过去十多年的陈年旧事,当时毛泽东对此事并非毫不了解,而这个历史事件对现时的政局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况且,政治家在必要的时候和魔鬼拥抱都不在乎,对于这等小事,原本就不拘小节的毛泽东理应一笑置之。即便感觉此类事情张扬出去于党、于己不利,也应当淡化处理,充其量将潘汉年弃之不用、软禁起来也就够了。如此不念潘汉年曾经立下的汗马功劳,而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件事,反倒暴露了党的重要机密。而后又把彼此关系极不融洽的饶漱石和潘汉年搞成“集团”,就更令人望而生疑了。而胡风的被捕也非常奇怪,原本不过文人之间的一场争议而已,彼此争相标榜正统,逞一时书生意气。固然毛泽东对意识形态极端敏感,有意用延安文艺精神统一思想,仅周扬一班人就足以把胡风等人整得灵魂出窍,身为最高领袖也大可不必御驾亲征。

潘汉年被逮捕,事先毫无征兆,连为潘汉年传书的陈毅也倍感惊讶,而胡风被捕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两位钦犯的所谓罪证几乎都是在他们身陷囹圄之后才被发现的,不过是为领袖痛下辣手的正当性背书而已。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舒芜事后也多次讲到:“真没想到会搞得那么厉害!周扬他们也没想到”。当年直接操刀批判胡风的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林默涵后来也坦承:“这是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问题,我回答起来也不大容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说到:“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2]胡乔木自始至终都亲自参与处理胡风问题,加上他核心幕僚的身份,其中的内幕想必心知肚明。此人至死都在一心维护主公,于晚年说过许多大事,而胡风不过是领袖处置过的一介在野书生,胡乔木为何觉着这件事“比较麻烦”?

尽管潘汉年和胡风罪名相异、缘由不同,冤案平反后有关部门给出他们落难的原因却基本相同:“主要是当时(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罗青长),“当时,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左’的情绪。”[3]。作为一个极端冷静的政治家,毛泽东对大局的判断和把握难道真的如此脱离实际?那时,他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和最严密的组织体系,在内彻底消灭和解除了一切敌对武装,镇反又杀掉了近八十万反革命,连前朝的乡长、保甲长差不多都清除光了;在外又打败了朝鲜战争中的西方列强,毛泽东的江山简直如铁桶一般。为这么对两个小人物如此大动干戈,毛泽东显然是别有怀抱。所谓“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的说法和后来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解释是同一个逻辑,只是这些大而化之的说法似乎在有意掩盖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根本区别,以及高层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这两者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尤其淡化了政治家对权力的敏感和贪婪的本性。

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时代,据此来把握当时领袖群体的脉搏。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东方阵营如丧考妣,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一个规格并不太高的代表团参加其3月9日的葬礼,主要成员有李富春(已在苏联,正在同苏方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关问题的谈判)、罗瑞卿和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等,毛泽东是唯一一个缺席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就在周恩来还在莫斯科忙于公干的时侯,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该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确定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等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堂堂的政府总理周恩来除名义上负总责外,具体工作只分管外交,职权范围大大削减。3月26日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回北京,当天即发出《关于撤消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消,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各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它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

一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其实,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和中共依然受到斯大林的全面辖制,毛泽东头上无疑还有一个太上皇。就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在延安整风中彻底失败后,中共新的五大书记中,除毛朱二人外,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依然和苏联有很深的渊源。1930年周恩来赴莫斯科时,斯大林因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周恩来却自认为不适合当第一把手,而是扶持了其他人,王明、博古等人的上位就和周恩来有很大关系。不过后来斯大林对周恩来一直称赞不已,在1949年夏天还对为谋划新政权成立而专程觐见的刘少奇说道:“你们有周恩来这么一个现成的总理,从哪里找这么一位好总理啊!”

在中共立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总揽政务的高层权力格局心怀不满。一向主张“一元化领导”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指责当时的中央政府存在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甚至还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处),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处)”。斯大林的死亡不仅引发了毛泽东继承其衣钵的雄心,也带来了毛泽东重新调整高层权力格局的契机,其重要的步骤便是利用高岗来平衡和抑制周恩来、刘少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的多事之秋。然而,由于高岗缺乏高层政治斗争经验,不慎引发了各方反弹。为了维护了自己的权威,避免党内分裂,毛泽东只得随机应变,甩出了高岗。这场原本指向周、刘的斗争,结果却以高岗的自杀而不得不暂时做了了结。据高岗夫人披露,毛主席知道高岗死了,非常生气,对周恩来大发脾气,说:“你们把高岗问题处理的复杂化,扩大化了。你们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1955年3月底,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以这样的方式收场显然有悖于毛泽东的初衷,面对这种近乎于弄巧成拙的结局,不知道毛泽东内心里是否会有一种挫败感。也就在高饶事件落幕不久,从1955年4月初到5月中旬这一个多月时间内,潘汉年案和胡风案就接连发生。显然,中共关于高饶事件的决议并非高层斗争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此后,在高饶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邓小平被毛泽东冷落,已经做了五、六年冷板凳的康生于1956年进入北京,这显然是“五马进京”(五个大区首脑到中央工作)后的又一次重大人事布局,而康生的职权范围和周恩来恐怕有很大的重合。

潘汉年案件事发突然,落在1955年4月这个时间点固然有极大的偶然因素,如此功臣却以这等些些小事而被捕则更属偶然。而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的胡风问题,也在这个时间点陡然发生了本质性的突变,恐怕就不是偶然事件了。除了时间点敏感之外,两个案子的无厘头也极为相似。潘汉年做一个为中共事业成功起到过重大作用的情报首脑,突然变成内奸,其突兀之处令人生疑;而所谓的胡风集团,在逆境中的“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居然在革命成功后成了反革命,即便是罗瑞卿、胡乔木等人也不会相信。但是,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在这两个案件看似荒谬、不合逻辑的外表下,其中一定有它隐而不显的逻辑存在。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中,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潘汉年和胡风两位钦犯恰恰都与周恩来有极深的渊源!

胡风自1937年至1949年前后,就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左翼文学活动,深得周恩来的赞许。用某些人的话说,胡风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身边人”。而胡风对周恩来的知遇之恩也极为感戴,以至于在书信中把仅仅年长他四岁的周恩来尊称为“父周”。后来,胡风在给中央的上书(30万言书)中,还极力表白了他和周恩来的关系,以示他对中共的忠诚。做为政治家的周恩来,当然是从政治的角度和胡风交往的,可能不像胡风那样看重双方的私谊。但是,胡风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在文化人当中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潘汉年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更加不一般,早在1931年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并在顾顺章叛变后,和陈云、康生一起共同掌管特科,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之一、上海滩上的神秘“小开”。到达江西苏区后,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先后参与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由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周恩来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正如周恩来在潘汉年被捕后对情报系统官员所言:“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4]内心是否紧张,他人无法断定,但是,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却是确凿无疑的。

潘汉年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只用了一天时间,其中的演变过程过于隐秘和突然,相关档案至今还处于秘密状态。那么,让我们先对持续多年的胡风案件的演变进行一番分析,由此可以看清高层内部的较量。

胡风案件最初是由胡风和周扬等人的冲突引发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源自三十年代的“左联”时期,其中既有文艺理论上的因素,也有人事上的因素,胡风和周扬等人可谓同志加宿敌。在民国时代,大家基本上还处于平等地位,彼此的交锋只能通过文章和对话。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周扬、胡乔木为代表的“延安知识分子”成为文化的领导者,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受排挤的地位,双方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自立国之初,周扬等人就一直在部署和开展对胡风等人的整肃,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周恩来对此也有过批示,但基本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对待胡风和周扬之间的争论的。直到周扬等人最后围剿胡风的时候,周恩来还曾要求他们不要先带着谁对谁错的观念进行争论。周恩来清楚周扬与胡风在历史上结怨很深,由周扬等人主导这次批判并不恰当。不过,周恩来基本上默认了周扬等人的为所欲为。值得对比的是,在日后进行的对丁玲的批判时,周恩来却指示和安排周扬回避。盖因为,胡风是周的“身边人”,而丁玲曾经是毛的“身边人”。周恩来的为人一向如此,一旦涉及到政治斗争,越是和他有明显渊源的人越得不到他的关照。有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铁面无私,甚至还要格外严苛。

毛泽东对这场批判也早就知情,在胡风上书中央《30万言书》之后,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对胡风提出的建议和批评进行了反驳,该文就经过了毛泽东的修改。尽管文章言辞激烈,在定性上也仅仅把胡风从“同志”改为了“先生”,并没有否认“胡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其批判依然限于思想方面,或者说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的2月26日高层还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参加者除周外,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等。由此可见,胡风问题那时已经成为高层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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