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28天，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变，以政治“清洗”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语“文化革命”），被毛泽东初次提出。而刘当时是中央唯一敢于批评、反对毛的人。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回到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中，既隐藏着尘封的历史之谜，也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这一说法使我十分惊异。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倘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情况紧急时，可相机进行终结决断）。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么。”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的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便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人”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嘛，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笔者注：从未以第一夫人身份正式出访的江青，在“文革”中带着哭音咒骂王光美：我叫她出访四国不要戴项链，她偏要戴项链，一点不听我的！其实，江青那次在上海，只是劝告王光美不要别胸针，并未提及戴珍珠项链的事）。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经如何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著名左翼作家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可怕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给我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
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了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到菊香书屋去给毛送文件。小李将离去时，毛泽东问她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便在地理书的空白处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江青“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服很讲究的”。
江青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以后，江青便经常穿着崭新的军装出入中南海，并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军装上没有帽徽和领章——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限制。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由于“听了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么？王光美讲述的这个历史小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而国防部长林彪也在江青要求下，于“文革”前夕介入对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大批判。
时至1966年8月，“文革”风起云涌之际，建国后首次穿上军装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
刘少奇不留情面批评江青
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的名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作为历史亲历者的简要叙述，必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史料证明，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发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静悄悄地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如果把政治玄机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去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笔者注：王光美这样讲，大概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根据长春电影厂影片《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江青也许改了一两个字，因为她会京戏啊。”
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留下记录，如今已无案可查。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那次“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这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史称“第一个文艺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法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指控与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等有关），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早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有“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当年6月27日，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并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就要成为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
王光美对毛泽东这个批示（史称“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王光美的这一看法非常有见地。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开了打破“文革”前政治僵局的这两炮。
刘少奇不知道《评<海瑞罢官>》的秘密策划
我问王光美：你们（刘少奇和“刘办”）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
我再次提出问题：《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毛泽东、江青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虽然这个程序并不完善）。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
王光美对我说：出现《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因为“主席曾经亲自提倡海瑞精神。”“主席还说过，包公许多故事是传说的，真正的清官是海瑞，海南岛人。主席告诉胡乔木，应该写明史这一段。”“记得当时在上海或者在杭州，主席提出要看一次周信芳——上海‘麒麟童’的戏。周信芳真排了。我们和主席就在上海的锦江小礼堂，看了周信芳演的京剧《海瑞背纤》。在北京呢，乔木告诉吴晗，主席讲了提倡海瑞精神的话。乔木还告诉吴晗应该怎么写……这个事就是这么个周折。”
王光美说，当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1961年在北京上演后，毛泽东曾亲自夸奖：马连良演得好，吴晗写得好。
王光美感慨地对我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上海《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来问，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
史料披露，当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时，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批发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罢>》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简直荒唐。
何况《评<海罢>》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更重要的是，毛于《评<海罢>》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罢>》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如果彭真至此仍看不出《评<海罢>》后面站着“伟大领袖”，是不能想象的。
可以说，由于《评<海罢>》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进行着“合法”抵制。
如果彭真至此不能明白毛的态度，毛对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要转载上海地方的文章，就无必要大发雷霆，指责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
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罢>》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罢>》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上海打电话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藉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对彭德怀的批判罢官，导致两三千万人饿死，已成毛的心病），以触动“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
“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
王光美喃喃地说了两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确实不知道……”
王光美并向我强调：“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文革’的导火线。”
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也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于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罢>》，而于1966年制定的《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发给全党执行的。”
史料记载：当《评<海罢>》运用诬陷造谣，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罢>》，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彭真并因吴晗惧怕《评<海罢>》有来头，当众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被迫做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
由于毛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央名义批发此件（刘对彭掌握的《评<海罢>》背景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但由邓正式签发《二月提纲》与彭拟批语的2月12日，刘主持了在京常委会议）。正当姚文元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决心。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义：“‘文革’是怎么在1966年突然发动的，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形成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种‘文革’，确实是多种因素叠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纲》和《评<海瑞罢官>》的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问世、派工作组的争执等等。当然，阶级斗争学说是个基础。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我经历的这些事，都可以对你说一说。你要利用年轻、对党史熟，多看一些资料，深入了解那段历史。这样，你对我说的这些事，你就能看明白了。”
采访王光美之后，我看到一些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摘录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讲。彭真至死也未说出这个历史秘密。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作者注：指《评<海罢>》），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毛泽东于1966年夏也说过：“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
“文革”发动于刘少奇出国之际
王光美对我说：与彭真起草《二月提纲》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义，搞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和题目，是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是秀才。”（笔者注：《纪要》曾经毛泽东及其政治秘书陈伯达多次修改；题目则为毛定。）
王光美说：“江青搞的这个《纪要》，把全国文艺界都否定了，说建国十六年来，是一条黑线在专政，现在必须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这样，政治上的问题，就比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大多了。批《海瑞罢官》批不下去，就是因为黑线专政。”
我补充道：毛泽东还针对彭真谈党性，在《纪要》上增写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话：“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接着说：“后来，就在全党发《纪要》；又批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我们那时已经出访了。回国以后，我看到一些简报，是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少奇出访前，主席曾经在杭州对少奇、总理、彭真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到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二十八天，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变，以政治“清洗”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语“文化革命”），被毛泽东初次提出。而刘当时是中央唯一敢于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中央审批。
3月28日－30日，毛严厉批判《二月提纲》，赫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召开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刚回国的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
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七十六人（包括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补中委约一百六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紧最后机会向刘、周提出，删除“赫鲁晓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刘的话，但已无可能。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语法也被拒绝后（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个字不能动），意味深长地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
于是，“文革”由“文革”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早已觉察毛对他不满（1964年底，毛、刘就有严重争执，毛就说过中央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但毛随即又对大家说：你们今后还是要听刘的话哟！）。
刘少奇这样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他仍然以一线决策者身份出现在各处，一线机制仍然在毛泽东许可下照常运转。刘同时认为，把他定为“错误路线”的“司令”，将很难使全国保持稳定。
“对主席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当时还是毛、刘、周、朱……这样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线时，让少奇为首的。少奇做工作时，重大问题还是通过主席的。”王光美对我说，“少奇一直认为，他在一线为首时那样决策，那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反对‘文革’大乱，目的是让中国稳定和繁荣，可以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他认为，主席应该理解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说，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务实路线，随即又提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等等以来，毛、刘裂痕日益加深。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他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