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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 中国始终没有民主”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建立新的政权前不久,他回来了。他愿意回来的理由,就是“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我支持共产党”,他支持共产党的理由是:“毕竟他们答应我们,要建立民主。”然而,事实证明周有光先生当年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这一点,后来全世界也都看到了。正如周有光先生后来对采访他的媒体所言:“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说得多么痛心!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

因晚年说真话受爱戴

周有光有句名言:“上帝可能把我给忘了”。也许就因为他一再这么说,今年一月十三日刚过完一百一十一岁生日,十四日就走了,很有点上帝忽然又记起他周有光似的。

周有光老人这一走,互联网上无数不相识的人纪念哀悼,用个时髦词,也就是刷“屏了”。现在又是手机时代,微信更是转个不停。湛江一所大学有位龙教授在发给我的微信里这么说:“周有光老人走了。说走就走了,还说上帝把他忘了呢。一位经历过四个时代的老人,告诉了我们那么多道理,说了许许多多的真话,可还是离开了这个昏昏噩噩的人世间,让人心疼、痛惜。有这些老人在,总觉得还有依靠,还有奔头,有他们立言,就看得到希望,如今老人走了,前途茫然。”还有位网友在一篇文章中跟帖说:“更难得的是周先生晚年始终清醒,尤其对于这个无法言说的时代”,句子后面还跟了三朵小红花,以示对周有光先生的尊敬爱戴。

一位前半生教书、搞经济,后半生半路出家改行搞拼音、大半生都“无名”的文化老人,为什么会得到如此多人的敬慕爱戴,其学问当然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上述所言,他“说了许许多多的真话”、“晚年始终清醒”。

虽然是二十一世纪,虽然早已进入信息时代,不幸的是,中国大陆民众仍然生活在一个不能说真话或只能十分有限度说真话的国度,因此,不管什么人,在这样一个国家,只要他有勇气说真话,而这真话又公开发表了出来,人们就会尊敬他。

即使从周有光先生八十五岁才“离开办公室”真正退休后算起,三十多年,他也说了很多很多的真话。这些真话,官员不肯说,也说不出来,而很多知识分子,大多也是认识不到或认识到了又没有勇气说,只有周有光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认识到,而且还勇敢地把它们说了出来,这正是人们对晚年周有光先生之所以如此尊敬爱戴的原因。

一生只对一件事有遗憾

如果没有中共后来转向,进而挑拨,中美两国民众是极其友好的。中国人很向往美国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甚至热爱美国人的总统。胡适在一九三五年发表的《纪念“五四”》这篇文章中,就记叙了下面这样一个场景:一九一九年,“几千学生五月四日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中共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几年,同样对美国也是好极了,甚至认为美国的道路就是中共将来要走的道路,美国就是世界民主的榜样。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大陆前后,中共加强对美宣传,强调国民党独裁制度与美国民主制度的对立。六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华莱士先生》,并称赞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区域已“见诸实施”,抨击国民党“箝制舆论,统治思想”,要求“立即废止独裁、实行民主”,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尔后,《解放日报》于美国国庆日又发表社论,称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称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还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

今天读到这些,中共又该如何解释?后来的历史很残忍,也正是这些表面现象欺骗了无数单纯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共再不好,至少比国民党更民主,也正因此,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才留在了大陆,很多海外的知识分子也回到新政权统治的国家。周有光先生一百零八岁那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说他一九四六年已前往纽约为新华银行工作,而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建立新的政权前不久,他回来了。他愿意回来的理由,就是“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我支持共产党”,他支持共产党的理由是:“毕竟他们答应我们,要建立民主。”

然而,事实证明周有光先生当年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这一点,后来全世界也都看到了。正如周有光先生后来对采访他的媒体所言:“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说得多么痛心!

中国人“要死了”才敢说真话

近些年在中国出现一个近乎奇特的现象,这就是有不少比较有资格的老人都表现出了“两头真”,晚年都勇于说真话,就连周有光老人也这么认为,并作了解释:“年轻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开始探索真理”。如果将去世和在世的都算上,中国像他这样“两头真”的长者有很多很多,比如已经去世的韦君宜、李慎之、谢韬、李普等,在世的有李锐、钟沛璋等。他们都是值得世人尊敬的老者。

二〇一〇年,周有光在接受电子刊物《独立阅读》采访时这样说:“我一百零五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见二〇一〇年四月号《独立阅读》)。这当然是周有光先生的调侃,但也是实情。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大都只能等到要死了才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由此可见,他们生活的政治环境是多么恶劣!周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还说出不少对很多中国人而言算是“新思想”、“新观念”或者可叫做“真话”,比如:“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就错了。马克思说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多,所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工厂里面后来没有工人了。”比如:“凡是专制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要民主。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民主。”比如:“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

波兰团结工会领袖、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二〇一〇年十月谈到某一事件时说,“中国是一个应该受到尊重的大国,但她也必须遵守全世界共同遵守的标准和价值”。这么多年,像“普世价值”,中共是否遵守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新闻发言人只会说: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干涉。

若此说成立,中共领导人最喜欢说的“希望实现人类大同”,岂不成了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五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争鸣》2017年2月号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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