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早年任过广东区委委员长(也就是广东一把手)、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这时可能就对有许多老部下的华南广东产生了兴趣。虽然现在我们不清楚直接提议叶剑英到华南广东去是否周恩来(周一向善于“引而不发”，让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他积极支持叶回广东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说1949年开国之时，毛泽东囿于传统或迫于压力，采取了变相对功臣封侯划地的作法，但他很快看到了这一分封制的危险性，继“朝鲜战争”把彭德怀调离西北(所谓林彪称病不去朝鲜，很可能是毛泽东一计，让彭赴朝可谓一箭三雕：既拿回彭的诸侯大权，又可让美军消耗彭的嫡系部队，还可由此把各诸侯都调回京城控制)之后，又于1952年8月将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调进京，迅速解除了分封制的危险。但是这一调动所造成的权力新安排，则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各地空缺基本上由原有体系新安排，但这种新安排就留下可以争夺的机会，各体系既可进一步纯化，亦可能让外系统渗透，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林彪的改组华南分局、改组广东、调叶倒方实际上也就是进一步排除周恩来的影响。而此时叶剑英被迫调走，与周恩来在中央权力相对削弱也大有关系。高岗进京后，不仅已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又让组织了“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样一来，周恩来的政务院失去了经济管理权，实际上只成为了外交、文化部长。在这样的劣势下，周恩来自然想帮叶剑英主持广东了。根据广东近年来大量的“反地方主义”资料史料披露，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几乎都与周恩来关系密切。
1、冯白驹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
广东“地方主义”第一号人物冯白驹，因为坚守海南，领导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始终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与关怀的老部下，冯白驹与周恩来的直接联系，最早在1930年初——1930年初，冯白驹先后到香港、上海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工作。他在上海期间，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单独接见。周恩来听了冯白驹的工作汇报后，高度评价琼崖特委在土地革命运动中紧紧抓住发展红军、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根据地三项工作的正确性。周恩来鼓励琼崖特委今后要紧紧依靠群众，更高地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长期斗争以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33]1940年，当冯白驹与外来干部林李明发生矛盾时，周恩来亲自指示：“琼崖特委书记还是冯白驹同志当好”，使冯白驹在1941年2月又重任了海南党政军一号人物。此后海南工作都是冯白驹派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如1946年8月，冯白驹亲自派庄田、罗文洪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向周恩来汇报工作。[34]周恩来专门要廖承志从香港给冯白驹弄来一部电话，以便联系。1950年11月2日，冯白驹随叶剑英进京，周恩来亲自陪他向毛主席汇报。早在1939年5月，周恩来就对庄田说过：“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这次又明确告诉毛主席，琼崖23年武装斗争红旗不倒。”[35]毛主席也接着说：“陕北有刘志丹这面红旗不倒，南方就是琼崖有你冯白驹这面旗不倒。”
2、方方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广东“地方主义”分子最大的官是方方，而方方自到广东工作后，就是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接见汇报工作的广东代表庄田说：“这次电告方方同志请你们来”，这说明那时方方就直接与周恩来联系，周恩来也通过方方领导广东革命斗争。方方来广东是1946年1月，作为国、共、美三方监督停战协定的“三人委员会”的“方方少将”来粤时，对外称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北平军调处”中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而中共中央分管停战军调的是周恩来，这也就自然形成了周恩来领导叶剑英、叶剑英领导方方的历史机缘。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和主管军调谈判，自然与方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方方就和叶剑英一起作为中央指定闽粤赣边代表团主席，这一安排，应当说是周恩来早已以南方局书记的权限，布置了在华南的最高领导干部。
3、古大存早就追随周恩来
广东“地方主义”第三号人物是古大存。古大存早年追随彭湃，听说周恩来率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就专门到海陆丰去找周恩来，虽然未见到周恩来，却相遇了与周恩来一起起义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彭湃，开始了在周恩来指挥下的革命生涯。彭湃牺牲后，古大存成为红十一军军长。1938年4月，古大存在香港找到廖承志，由廖介绍，转移到武汉法租界见到了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以及叶剑英。从此，古大存与周恩来的直接联系开始了。1940年12月，古大存作为中共七大广东代表团团长到达延安，在中央党校任一部主任，1945年当选七大中央侯补委员，应当与周恩来的推荐分不开。而古大存与叶剑英同年同月生，1924年就去叶剑英任师参谋长的粤军第二师负责战地宣传，这就更使他紧随叶剑英而与周恩来联系紧密。而古大存1946年至1949年在东北工作时与林彪、高岗在土改政策上的分歧，促使他虽然一度脱离南方局，也依然心向周恩来。1949年9月底古大存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后，周恩来便要本拟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古大存回广东辅佐叶剑英工作，据其秘书杨立回忆，古大存曾写信回家，告知周恩来已找他谈话，因他是广东早期党员，故华南分局提出要他回广东工作。而华南分局也就是叶剑英当家，叶一再劝古回粤，并做好了已在广东而久与古大存有意见的方方的工作。[36]从这一细节可见，当时叶、古回广东，皆是周恩来在安排。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叶剑英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当时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正是周恩来。
4、尹林平紧跟周恩来
广东“地方主义”分子第四号人物是尹林平，尹林平系1938年就任广东省委军事部长的老南方局干部，从1936年起，他就往来于港粤之间，接受周恩来、廖承志的指挥。1941年12月7日，周恩来急电廖承志，要将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一批文化名人从香港抢救回大陆，令尹林平负责率部护送工作，建立秘密接待站。时任港九大队政委的尹林平和司令员曾生严格遵照周恩来指示，圆满完成了任务。1942年7月，周恩来以中共南方局书记名义电令尹林平暂停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并于1943年担任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43年12月2日，又奉周令成立了东江纵队。1945年3月9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尹林平秘密飞抵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在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3月18日，又参加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为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次揭露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的阴谋。3月下旬，尹林平随周恩来秘密到延安，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此后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尹林平和曾生指挥了东纵北撤山东。1947年1月，在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指示后，尹林平和方方组建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同时尹林平以中共南方代表身份在香港公开活动。[37]1949年5月，又根据周恩来指示，香港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班子不变。1949年9月，叶剑英南下，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尹要平任分局委员。1967年，尹林平以“反军”、“为地方主义翻案”罪名，被黄永胜关进监狱长达6年。由于这些“广东地方主义首领”皆是与周恩来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其部下也皆是周恩来关怀过的人，如1952年定案的海南地方主义分子、海南澄迈县县长李定南，被称为“李家皇朝”、“李氏家族自治会”，但李定南是二三十年代和周恩来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老地下党员，几年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
广东反地方主义与“毛周之争”
所有的“广东地方主义头子”皆与周恩来亲密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广东反地方主义，实质上是林彪与周恩来的矛盾?不，更深一层看去，这个表面的“林、周矛盾”，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据前交通部部长曾生回忆，1949年3月26日，他奉令在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又在八天后和中央机关一起进京，在涿县候火车去北平时，周恩来介绍他见了毛主席——
周恩来同志介绍我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见了我就问：“你就是在广东打教育厅那个曾生吗?”我回答说：“是的”。他老人家高兴地说：“打得好。”毛主席很关心两广纵队的建设。他问：“你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如何编法，要官还是要兵，还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上了火车后，毛主席又来到我的身边，和我亲切交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在广东工作，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考问我：“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吗?”我当时答不出来。毛主席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辖。[38]我很渐愧，自己是广东人，但对广东的历史知道得不多。全国解放后，我在广州市工作时，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就设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赵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时，他初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尉。汉高祖刘邦曾赞扬过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〇六年)，臣服汉朝，“奉汉约”，正式受封为南越王，因而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毛主席当时和我谈赵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解放广东后，要把广东治理好，建设好。[39]
1、防止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应当说，曾生对毛泽东这次谈赵佗的深意，并未理解。其实毛泽东这番话，分明流露了对广东能否真正紧跟以毛为核心的中央，表示出忧虑。秦始皇是何等英武帝王，但他派去广东做官的赵佗居然在秦朝末年自立为王，毛又怎么能对战争年代并非由他直接领导的广东地方党放心呢?所以就在这次谈话后，陶铸就开始接收曾生部队并入四野了。曾生回忆道——
在北平，我住在北京饭店。在那里会见了第四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他们指定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负责安排我们去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四月十四日，陶铸同志和我以及邬强、饶璜湘所带领的四百余干部，到了北平市郊黄村独立第二十四师驻地，陶铸副主任代表第四野战军，宣布了团以上干部的任职。师长和各团团长仍由原来的师长、团长担任。邬强任师政治委员，饶璜湘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派下去的团、营、连干部，不管原来担任什么职务，一律任命为政治干部。排一级，我们采取了原来东江纵队的做法，任命我们的排长为政治服务员，和排长共同领导全排。[40]从这一细节来看，由“四野”兼并两广纵队，接收华南分局，管理广东，早在广东1951年出现“和平土改”“右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只是这时一切尚在伏笔阶段而已，没有惊动周恩来、叶剑英对广东的部署。
事实上，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始终是与毛、周之间亲疏关系变化而进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么也就可以容许“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让周、叶安排广东干部，一方面让林彪中南局去牵制广东，到得1952年8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权力扩张的担忧明确表示为“中央政府有分散主义现象”时，广东的陶铸、赵紫阳也就大打出手，开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对政务院各口的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邓子恢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高岗、饶漱石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41]
其实，高、饶虽然错误地会计了形势，但是对毛泽东有意削弱周恩来的权力，对周不信任这一点并未判错，他们错判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也到了可以分手的地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历史上曾处于对立，周恩来曾位高毛泽东的情况看来，毛对周始终未能达到放心与完全信任的地步，这从后来文革中尽管周恩来立下汗马功劳，他也仍然选择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对周的不信任与防范是始终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这种不信任则出现一个高峰。所以与北京削弱政务院权力相联贯，广东反地方主义，调走叶剑英、方方，降职古大存、冯白驹等功臣，皆与防范周恩来权力基础有关。由于叶剑英有周恩来的支持，林彪这个极懂战术的常胜元帅，从未正面出来处理广东反地方主义。他的意见，或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铸、赵紫阳贯彻，或者由毛泽东直接拍板。毛泽东挺身而出亲自处理广东问题，不惜加剧与周、叶的隔阂，一方面是出于对亲信林彪的全力支持，更重要的则是他需要防止新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2、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
古大存秘书杨立(八十年代任广东省副省长)回忆说——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毛泽东直接了当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毛泽东宣布开会，并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着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42]
从这段史料来看，毛泽东处理广东地方主义是1952年6月，比撤销政务院党组要早几个月，可以推断，毛泽东采取了“去皮见骨”，首先把周恩来的地方权力体系给予摧毁，然后才直接动政务院。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掺砂子破坏其基础的老战术。后来处理刘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罗、陆、杨”;处理林彪，也是先整陈伯达，先南巡向各军区打招呼。当然，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把“高饶反党集团”处理后，为了显示团结，又重新重用了周恩来，把许多权力还给了周恩来。但是，对周恩来在军队、在地方的权力基础，依然是毫不留情地打击。叶剑英被调离广东后，周恩来成了中共中央高层人物中唯一没有地方势力的人。
3、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放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典型事例，这就是“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据杨立回忆——
1954年2月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深夜2时，周恩来召见陶铸。陶铸起身后向警卫员要了手枪，自己配带后，就一个人去了。古大存向彭真、薄一波反映了情况。彭真说古大存警惕性高，很好。并且说明昨天深夜是周总理找陶铸个别谈话。为了防备高岗一伙进行暗害，中央叫陶铸配枪以备自卫。[43]
这里的“中央”指谁呢?显然是毛泽东。这一珍贵史料说明，在高饶事件中，毛泽东开始对周恩来也是不信任的，在得到周恩来召见陶铸消息后，竟要陶带枪以防不测，显然对周有高度戒备。也许，陶铸这时才深知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伤害了周恩来的权力基础。
任仲夷的期望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86岁的任仲夷老人，与他就“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平反进行一段对话——
朱：任老，您来广东之后，“广东地方主义”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任：是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出决定的。朱：那您觉得“广东有地方主义”之类的指责，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任：那倒很难说了，但不应该再出现了。朱：您来广东20年了，有没有感觉广东人有排外思想?任：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后来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后，海南岛的人明知雷宇因汽车事件受了处分，仍然要念记他在海南的政绩，还说也要给雷宇修祠。雷宇也不是广东人。我的感觉是，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也有什么地方的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广东也有，比如说，广州说潮州人提拔得多了，为什么省里的领导尽是潮州人，说什么有“潮州帮”。但是潮州人也说，佛山尽出省长，因为有好几个副省长都是从佛山提拔上来的。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刚来的时候，个别人有这样的说法：难道广东就不能出一个第一书记?其所以这样讲，大概是因为以前广东的第一书记尽是外省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思想不大开放，但不能把这种情绪提高到“地方主义”。我认为地方观念或地方情绪可能有的，但把它称为一种“主义”就不对了。(对于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当政时不热心彻底平反广东地方主义的细节，任仲夷也有记忆。出于某种考虑，他不希望详细披露。)
“以史为镜，资治通鉴”。任仲夷的这一“不应该再出现反广东地方主义”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对“改革开放20年来又出现了新广东帮”传言的一种回击，是对“广东干部大换血”的一种质疑。由是观之，仅仅把“反广东地方主义”的源头追到毛泽东思想上，还不够，我们还得深入思考：是否由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产生新权威(新核心)，而新权威必然要不断地开展新的“反地方主义斗争”才能生存——“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其实是一种体制性的必然悲剧。只要体制不变，它就必然过去有，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1999年10月26日初稿，2000年5月26日二稿。)
注释：
[1]《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版，1969年4月辽宁第10次印刷，页58。
[2][3][5][6][28][29][30][31][36][42][43]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内部出版”，1997年4月第一版，1998年3月第2次印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印刷厂，粤准印字第1185号)，页324，59，74，115，327，321，81，123，58，115，191，18。
[4]高凯、熊光甲主编《新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1991年第2次印刷，页5。
[32]、[38]、[39]、[40]曾生《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1992年2月第1次印刷(北京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页566，564，565，566。
[33][34][35]吴之、贺朗《冯白驹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广东省珠江印刷厂印刷)，页5，589，747。
[37]《尹林平》，《尹林平》专集编委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页482。
[4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