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这正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军中高层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边站，还有的被打倒，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军中一些高层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个个都是“高大全”，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也被掩盖、淡化，甚至根本就从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们从来都是文革中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英勇斗争的典范。这显然不是真实的。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口述回忆，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将那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史实展示出来，这对研究那段历史不无助益。
（四）萧华
萧华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的年青俊彦，亦多才多艺，当年他创作的“长征组歌”就曾风靡全国，也是毛泽东、林彪十分倚重的军内高干。然而，有关萧华的研究不是很多，一来相关的资料较少，二来萧华一直以正面人物出现，以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对萧华的论述大都停留在歌功颂德方面，鲜少触及萧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初期的主要活动，更不用说根据这些活动对萧华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了。邱会作的回忆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使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重要的回忆资料，解析一下萧华在文革中的表现。
（１）萧华是倒罗的积极分子之一
萧华作为总政主任与罗瑞卿的关系身为密切，毛泽东部署倒罗战役之初，萧华亦是军内向毛告罗状的主要人物之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初杨成武、刘志坚、萧华、叶群一起到上海向毛汇报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和后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萧华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者，事后中央转发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萧华也是主要作者之一。白纸黑字，见证历历。邱回忆说：“上海会议刚结束，肖华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要求各大单位不仅要‘批罗’，还要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肖华军在军委秘书长的事上不如意，以积极地批罗，和他划清界线。”（页１５）在批罗一事上，杨成武、萧华、刘志坚最积极。（页１７）
（２）批判他人保护自己
罗瑞卿是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萧华则是总政主任，双方关系曾十分亲密，这也是尽人皆知的。罗瑞卿的倒台，萧华还是颇有些紧张的。为了表示与罗划清界限，萧华采取的手段不是正面教育，而是希图打击别人以保护自己。总政在部署批罗的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和罗一起批判的名单，其中就有邱会作。萧华把罗瑞卿列为单纯军事观点的人，而邱会作则是单纯专业观点的人。萧华的目的就是通过批判他人“不突出政治”而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萧华的做法被林彪和叶剑英及时制止。（《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３９７）
（３）文革初期总政是军委文革小组的主要后台之一，整了不少军内高干
文革运动在全国的兴起，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而军队内部搞文革就要有相应的机构。那就是军委文革小组。该小组的组长刘志坚还是中央文革的组员。为了配合中央文革，萧华和刘志坚专门请了江青、康生、张春桥给军队作报告，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邱会作回忆说，中央碰头会曾开会讨论萧华问题，不少人提了很尖锐的意见：总政和全军文革领导军内的文化运动，既不依靠各级党委，也不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更不执行政策，只是依靠造反派造反，搞的是“武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斗死的军队高级干部有赵尔陆、杨至诚、文年生等一批人，受到严重摧残的就更多了。尤其严重的是，总政是负责管理干部的，对武斗干部不制止，也没有采取措施保护，更没有营救过任何人。相反，总政主要的部长，如文化部长谢镗忠（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机关组组长）、宣传部长李曼村（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院校组组长）等人，还同造反派一起策划过对领导干部的武斗，并到现场观看。萧华为首的总政和全军文革文革初期整了一大批军内高干，引起众怒。萧华的倒台很大程度上是江青的因素，另外也有其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内。
萧华的弱点其实是很明显的，即萧华总是表现出极左的面貌。虽然文革就是一场极左的运动，但是每个参与人之间还是颇有不同和区别的。萧华的问题在于，哪边的政治势力大，萧华就会倒向哪边。且萧华乐于“整人”，从１９５９年整“彭黄张周”，到文革初期整罗瑞卿，再在文革中整其他军中老干部等，萧华给人们的印象一直不佳。文革后萧华被邓小平赶到兰州军区当政委，又在兰州整冼恒汉。洗恒汉在自己的回忆中就说：“众所周知他（指萧华）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派’本质。”（《风雨八十载――冼恒汉自述》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二九期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８日）这个说法确是一针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