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开幕会议上，毛出人意外地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两人一正一副，你是总书记嘛！”毛又说：“要当秦始皇，当秦始皇就要办事，先在常委、书记处讨论，我和邓小平挂帅。邓小平你挂了没有？你敢不敢？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但是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毛的这番话，让坐在他左右两侧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五名中央副主席虽面不改色，却心头狂跳。特别是已被内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一定感到其地位岌岌可危。毛似乎要将此前在党内排名在十名左右的邓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而且毛强调他个人对邓的器重，邓是他个人的总书记和个人的助手。毛行事为人如同古代帝王，蔑视传统和陈规，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让人上天，也可让人入地。
若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邓小平的重要性仅次于毛泽东。中共六十多年的统治，大致可分为前三十年的毛时代和后三十年的邓时代。某些企图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策略的所谓体制内改革派，刻意夸大邓时代与毛时代的差异，试图用邓反毛，此种“痴心妄想”被习近平率先打破。习告诫说，两个三十年如同一枚硬币之两面，共同构成中共之“伟大传统”。前三十年，毛牢牢控制政权，掀起一场接一场原教旨主义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失败，众叛亲离地死去；后三十年，邓打左灯往右拐，以改革开放为口号，打造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大国崛起”。前后两个三十年看似南辕北辙，实则一脉相承，变化的是部分经济政策，不变的是政治上一党独裁，六四天安门屠杀不就是文革的另一种形式吗？
邓小平的政治活动横跨两个三十年，邓小平的各种传记，一般侧重于后三十年邓独当一面的时期。学界对邓在毛时代的作为，尤其是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这十年间邓的政治生涯少有研究。这种“模糊状态”，当然是中共当局刻意制造的：邓小平不愿人们了解其作为毛泽东暴政的得力帮凶的一面。
若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那么，毛泽东和邓小平打天下和治天下都在中国，而毛泽东研究和邓小平研究却在海外。其例证之一，台湾历史学者锺延麟的《文革前的邓小平》一书，填补了邓小平研究的一大空白，戳穿了“邓小平神话”的关键部分：中共官方宣称，邓是毛极左政策的“异议者”，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而对抗毛的错误，导致自己在文革始时成为被整肃的对象。实际上，在文革之前的十年，“邓小平是毛泽东激进政策主张深信不渝的支持者与雷厉风行的执行者。”本书的重要性正如作者所说：“本书讨论争议性较高、但仍未充分而深入研究的重大议题。包括：邓小平如何组织与运作党务、指挥整风与反右运动、领导军内‘反教条’、推动经济‘大跃进’，以及处理党际外交和输出革命。”
毛泽东为何钦点邓小平为“副帅”？
一九五零年代中期，毛泽东已有了几个彼此竞争的接班人：党务方面是刘少奇，政务方面是周恩来，彭德怀被整肃之后由林彪管理军队日常事务，刘少奇排名第一。那么，毛泽东为何突然破格提拔邓小平？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提拔差不多与对林彪的重用同步发生：在一九五五年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邓小平和林彪同时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一文一武，为之看家护院。邓小平早在江西时期就是铁杆毛派，历年来在行军打仗和处理党政事务方面是精明强干的“多面手”，被毛视为心腹大将。
一九五零年代初，毛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已经有所不满，一度想利用野心勃勃的高岗瓜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但高岗过于飞扬跋扈，反倒被刘少奇和周恩来联手击败。高岗垮台之后，毛不甘于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膨胀，便提拔邓小平来分权。毛对邓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也是我的助手嘛！”毛的秘书陈伯达晚年也说过：“邓小平代替了高岗过去的地位。”本书作者锺延麟则指出：“毛泽东是邓小平从‘一路诸侯’变为‘一朝重臣’的最大推手，也是邓小平允诺就职中央总书记后的最大依靠。”
文革伊始，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被打倒，毛泽东提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修正主义”的司令部是刘邓两人为首。很多人因此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绑在一起，似乎刘和邓是盟友。实际上，刘邓两人仅仅是在文革初期工作组的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他们以为毛泽东又要来一次反右运动，便用反右运动中相当娴熟的那套整人模式，向大学派出气势汹汹的工作组，结果被毛斥责为“镇压群众”。除此之外，刘邓政治上、组织上和历史上并不属于一个派别。
有趣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对刘少奇，是置之死地而后快，毛看到刘少奇临终前如猪狗般趴在地上舔食食物的录影，开怀大笑；对邓小平，则是手下留情、网开一面，毛将其当作一颗备用的棋子。林彪坠机蒙古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在一九七二年明确表示，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一九七三年，邓小平被恢复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派组织或高层领导敢于公开提出为刘少奇平反，包括重新出山的邓小平也沉默不语。
邓小平与周恩来的关系更耐人寻味。本书作者指出，邓小平负责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书记处地位相当显赫：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中央书记处负责“具体部署”，国务院及其党组担负“具体执行”。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上下从属关系，由此固定下来。既然党指挥政府，那么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地位就发生了颠倒：“虽然无论在党或政，周恩来名义上的地位都高于邓小平，但根据中央书记处与国务院的组织关系，邓小平在中共政治运作上的地位，甚至比政府总理周恩来高。邓小平与周恩来之间的权力互动出现重大消长，也就是‘邓领导周’，而非‘周领导邓’。”周恩来的内心一定深感痛苦和羞辱，不过既然他连江青都能曲意奉承，忍辱负重地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也就不在话下。
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曾撰文赞美父亲与周恩来之间漫长的“革命友谊”，“堪称二十世纪之典范”。然而，这种文章只能欺骗某些历史知识贫乏的读者。邓小平跟周恩来并无密切的私人情谊。林彪集团瓦解之后，周恩来接管原来属于林彪的很多权力，形成毛泽东之外又一个权力中心。于是，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这个“弃子”用以制衡周恩来。邓小平复出之后，果然完全遵从毛泽东的旨意，不是做帮周恩来排忧解难的副手，而是处处监视、限制和打击周恩来，让周恩来苦不堪言。
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梳理了邓小平跟周恩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细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毛泽东指示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有意让邓小平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利用政治局会议考验邓小平的忠诚度，并敲打周恩来。在会议的最后，邓小平发言说：“总理啊，你这个人，别人跟主席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你呢，跟主席是可望又可及，只有一步之遥，今后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高文谦分析说，邓小平实际上是警告周恩来在权力上不要有非分之想，“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诛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的这句话让毛龙颜大悦，邓小平确实是其知心人。故而毛泽东一度又让邓小平成为实权派人物。
邓小平跟毛泽东的滔天罪恶无法切割
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指出：“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本书作者锺延麟亦指出，邓小平对文革前中共党国对民间社会所进行的改造工程，以及伴随而来的红色恐怖，“自有应负的责任，根本无法规避与隐晦”。这些罪恶包括：数百万人被错划为反党分子并遭到残酷对待；人民的言论自由实际上被取消与剥夺，社会氛围呈现死寂状态。数千万农民缺粮致死、陈尸沟壑；亿万农民被禁锢在“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人民公社，既丧失自主的权利，也失去努力生产的诱因。
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间的政治运动中，人们过去只知道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对数百万知识分子施以毒手。文革之后，邓小平对右派平反“犹抱琵琶半遮面”：当局不承认反右运动本质上错了，只承认有“扩大化”问题。“摘帽”右派并未得到国家赔偿。直到今天，仍然有若干名右派未获平反：邓小平曾明令五个人不能平反，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他们同林希翎一起，是至今未被平反的六名大右派。
邓小平的罪恶不止于此。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对现有史料“竭泽而渔”式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勾勒出邓小平在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大跃进、中苏论战、三线建设等重要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比如，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邓小平对曾并肩作战的刘伯承元帅穷追猛打，即便刘伯承卧病在床，也强迫其到大会现场亲自检讨、接受批判。可见，在文革前夕，中共的党文化已恶劣到可怕的地步，高级干部人人泯灭亲情和友情，只尊奉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以毛泽东的好恶为好恶。
邓小平以实干家自居，但在大跃进期间他照样瞎指挥。本书综述了一九六零年邓小平到地方视察工作的行程，发现邓小平对“大跃进”并非消极应付，而是积极配合。在河南，邓小平在极左派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陪同下参观人民食堂以及只供展览、毫无实用价值的“炊具改革”。当时，河南的大饥荒已蔓延开来，邓要么是装聋作哑，要么是被吴芝圃蒙在鼓里。邓小平视察安徽同样如此，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与吴芝圃一样，是大跃进时期的“四大左王”之一（其他两人是四川的李井泉和上海的柯庆施）。曾希圣以私人名义“自掏腰包”准备丰盛的晚宴款待邓，邓欣慰地说：“别处困难，你们安徽不错嘛，小康。”与此同时，安徽大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特殊案件”高达上千件。接着，邓小平到山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报喜不报忧，邓听完汇报后心花怒放。山东此时已饿死六十五万人，外流一百多万人。邓小平一路走马观花，看到的都是风调雨顺、太平盛世，他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却对三千多万中国人民被共产党的暴政饿死的可怕事实视而不见。
对于邓小平在文革前十年的政治活动，本书有一处遗漏：在罗瑞卿事件中，邓小平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央对罗瑞卿的批判始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至十五日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次年五月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将罗瑞卿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会议同时发布《五一六通知》，文革就此揭幕。研究者多认为倒罗事件是文革的前奏，但该案的前因后果至今仍未全部厘清。
历史学者丁凯文在《罗瑞卿事件始末与辨析》一文中指出，罗瑞卿当时正在昆明视察，中央通知他中止行程到上海开会。邓小平亲自命令空军司令吴法宪，派专机接罗瑞卿，并特别指示吴，“告诉专机的同志带上枪”，专机要准时起降、不许延误、从昆明直飞上海，中途不准转弯，更不许降落，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上海会议上，罗瑞卿被免除一切职务。会后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处理意见，罗提出见毛，周当场斥责其“太天真”。次年三月，中央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批罗会议，毛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主持会议，并由三人组成处理罗案的“中央工作小组”。可见，邓小平在罗瑞卿事件中担任重要角色，而更多的历史真相和细节还需要被发掘和整理。
后毛时代惟一的“婆婆”是如何熬成的？
毛泽东死后，就是邓小平的世界。邓小平将华国锋赶下台后，一直当权至死。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一九八七年三月，邓小平在跟他的一次谈话中决定，“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半退”。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留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
邓更进一步宣称，“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对此，赵紫阳感概说：“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政治评论家高瑜敏锐地指出：“在毛泽东之后又出现第二个凌驾于党国、党军之上的独裁者。”所以，六四开枪杀人的决定，不是当时的政治局五常委作出的，而是邓小平在家中召集几名元老作出的，邓是责无旁贷的最终决策者。
共产党的体制变迁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机动性。在毛时代，毛为对抗从苏联复制而来的庞大的官僚集团，灵机一动，设置了一个新的临时性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短短几个月间，毛悄悄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成为直接听命于毛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在邓时代，邓逼退其他元老，以政治局常委惟一的“婆婆”自居，具有对重大事务最后的“拍板权”。当时，赵紫阳所担任的“总书记”，从职位本身的含金量来说，比邓小平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六年所担任的“总书记”更高：赵紫阳担任的总书记，相当于毛时代的党主席；邓小平当年担任总书记，只能算是中央秘书长。但是，由于此时邓小平是常委会“惟一的婆婆”，虽然他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却能凌驾于总书记赵紫阳之上发号施令，赵紫阳只能无奈地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跑腿的“大秘书”罢了。
邓小平作为文革前毛泽东的“副帅”，与后毛时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称号之间有何关系？换言之，中央总书记的经验如何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政策和决策？本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作者发现了文革前十年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与此后邓小平长期执掌最高权力之间的关联性。邓在那十年间，积累了政治人脉和培养了政治队伍。文革前与邓在中央书记处共事者，如彭真、李先念、杨尚昆、胡乔木等人，在文革结束之后都成为其支持者。而在地方层级，邓那时就与万里、王任重、赵紫阳等省级官员有过相当但接触，文革之后将他们上调到中央担任要职，成为邓系干将。
作者特别分析了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竞争关系及权力消长。若不是这十年邓在前台处理庞杂的党政军包括外交事务，就不可能后来居上、超越陈云的地位。陈云在一九四五年即成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地位仅次于当时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更比邓小平早进政治局多年。但是，陈云在文革前十年，因经济主张不为毛认可，处于半隐退状态。此外，陈云主要涉足组织和经济工作，不及邓在中央总书记位置上工作经验那么全面。邓小平在中央总书记任内的丰富政治阅历和实务治理经验，在毛泽东的晚期，除了积劳成疾的周恩来以外，无人可与之相比。所以，邓成了毛之后的最高领导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扳倒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可以随意罢黜自己选择的两个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六四镇压之后，邓挑选江泽民作为接班人，进而隔代指定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胡锦涛。陈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邓小平作出这些决策，只能发挥少许的平衡和制约作用。
毛泽东不是中国的救星，邓小平同样不是。对共产党的否定，包括对毛泽东的否定和对邓小平的否定。锺延麟的《文革前的邓小平》一书，以详实的史料和精准的分析，论证了“毛邓一体”的历史真相。所以，任何“以邓反毛”的“战略战术”，都是自欺欺人的无用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