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一家
毛泽东的文革和他的接班人的之间关系实在是风云际会、诡谲莫测。解决“接班人”问题，无疑是他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切入点。但极具讽刺性的是：文革十年却又成了主要是他和他亲手挑选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的斗争。最后、他在风烛残年的弥留之际匆匆挑选的接班人华国锋，却又在他尸骨未寒之时发动政变，断送了这场他生前最为看重的“革命”。
对于毛泽东的失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７日）的解释是：“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注１）近年以来，海内外都出现了不少这一问题的研究，但研究者们的视野也还是未能突破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般表述。比如，谈到封建专制主义和接班人的关系，就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文革中接连出现这种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而讲到“党内个人专断”，又对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危机问题上的个人因素过于简单化。到底毛是失败在制度还是个人，或两者兼而有之，目下的文革研究还大都没有深入地挖掘分析。
◇纠结于禅让和世袭之间
中国封建皇权中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除了暴力流血的改朝换代和宫廷政变以外，非暴力的主要有世袭和禅让两种，其中以世袭制为其主流的、较为稳定的形式。皇位世袭制的特点是任人唯亲，即国家最高权力在皇家一家一姓中世袭，父逝子继或兄终弟承。这里、血缘宗族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在历史长河中，它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曾有其进步性。中共一直自称为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当然不可能有白纸黑字的世袭的“王位继承法”。但毛泽东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就宣布过中共在这方面的路线和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注２）这便和中国历史上最高权力更迭的另一种方式——禅让制发生了渊源关系。
禅让，是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通常是指将权力让给异姓。形式上，禅让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称之为“外禅”。（注３）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但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据说它曾是中国上古时期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以“选贤与能”的原则，由部落各个人表决，以多数决定接班人。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然而，有比较可靠的史书记载的“禅让”，大都发生在西汉末期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如公元９年，权臣王莽接受西汉平帝禅让后称帝，开创了历史上通过篡位登基的先河。又如公元２２０年，曹操的儿子曹丕逼迫刘协禅让帝位给他，建魏国。据研究禅让的专家统计：自西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共有２０次禅让发生，占中国历史上有可靠史书记载的７１％。（注４）而宋以后，因为皇家中央集权制度和世袭制的日益巩固和发展，就基本上没有皇帝把最高政权以禅让的形式给外姓权臣的情况出现。
如果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告诉我们一点什么，那么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中国封建专制历史上的所谓的禅让，虽然都打着“选贤与能”、“任人唯贤”等等的理想主义旗号，其实大都是朝中权臣胁迫皇帝退位。而由于继承者是当政者的臣属，为避免“不忠”的骂名，便以禅让为名取得其正统性。它实质上是一种“篡逆”，一种封建皇权传承的异变形式。此外，它还大都发生在中央集权及体制尚不太成熟和稳固的时期。其二，随着宋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完善和王位继承按“嫡先庶后”、“长先幼后”的标准进行的成熟，世袭继位成了封建皇朝最高权力交接的比较稳定的制度和形式。一部中国数千年的皇朝史，较为平稳的“禅让”近二十多次，而世袭帝王则不下二百，其中内禅者也寥寥无几，可见世袭制度其实是封建皇权继承的主要的、也是大大稳定的形式。（注５）这一点，其实从简单的人性的角度都不难理解：人最亲近、最信任的，首推自己的血缘后代。作为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在他自知命不久矣之时，当然最想传位自己的儿女。这样一方面可保家族的富贵尊荣，一方面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方略政策得以延续。世上毕竟少有儿子清算老子的。
◇变异的皇太子政治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共其实就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色彩浓厚的政党。在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成为最高领袖以后，他和他的战友们之间建立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君臣关系”。他不仅时不时地自比为“皇帝”，他手下的主要干部也曾认他为革命的“皇帝”。（注６）自６０年代初到文革，经林彪的大力倡导，把毛作为封建皇帝和宗教教主来尊崇的“三忠于”、“四无限”等等的崇拜仪式都风靡全国，使毛更登上了远远超过一般的帝王的权力顶峰。也使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中共的封建专制体制，在许多方面都超强于秦汉以来的任何一个中国封建王朝。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可继承他权位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死于朝鲜战争（毛岸英），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毛岸青）。这样，封建专制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便失去了一种较为平稳的（当然不是好的）形式。另外，无论毛内心深处是否愿意和甘心，他手中的国家最高权力都只能通过“禅让”的形式传承给他家族以外的人。
如前所述，“禅让”其实是封建皇权权力转移中的一种不稳定的形式，这样就造成了中共最高权力转移中的第一重深层矛盾：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专制和被封建专制的历史废弃了的权力转移形式的矛盾。此外，中国上古传说中的禅让，其实是一个多数人的民主推选的过程。而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道德崇高，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任人唯贤”，另一方面却把是否忠实于自己个人、甚至个人喜恶作为接班人的第一标准。毛泽东既要上古先贤“禅让”的美名，又要封建皇帝的最高个人决定权：可以一言九鼎地来立储或罢黜接班人的权力。这又造成了中共最高权力转移中的第二重深层矛盾：理想色彩的集体主义的推选标准和实际选择中的权力的绝对个人化导致的无原则、无序性的矛盾。最后，历史上的禅让一般都发生强臣弱主时期，而毛泽东却是一直大权独揽的一代雄主，他决不会允许任何威胁他权力的强臣及“第二中心”团队在他身边出现。相反在他眼里：所有这样的臣下和集团正是他发动的文革务必清除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便又造成了第三重深层矛盾：接班人和他的梯队必须具备的能力和交班人对这些能力和集团的天然忌惮和排斥的矛盾。简言之，这些难以解套的深层矛盾表明：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拥有世袭制中皇帝所不曾全部拥有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变异了的“皇太子政治”便被悄然间引入了对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把他捧那么高现在又整他
毛泽东和中共创立的那种变异了的皇太子政治则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的变量。一方面，因为没有血缘亲情，最高领袖对外姓“储君”的废立的决定都可能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了“嫡先庶后”、“长先幼后”封建世袭法规的保护，接班人稍有不慎、一旦处理不好和最高领袖的关系，不但跨不过通向皇位的一步之遥，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对这一体制性的接班人的死局，中共领导人中认识最清楚的恐怕非周恩来莫属，他非但多次战战兢兢地公开地表示“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注７）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在病中试探他由他来掌权接班，不料这件事竟把他吓得“诚惶诚恐……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做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注８）
对这体制性的死结，林彪有所认识，但认识的并不透彻。林彪自上世纪６０年代初起从军内扩展到全国大规模地大搞对毛的个人迷信。如提出“突出政治”，发行《毛主席语录》，这些都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极大的铺垫和舆论准备。林在个人笔记中所写的：“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注９）林彪既然想要通过捧毛来“得一人而得天下”，就说明他对接班人的位置是绝非没有想法的。然而林毕竟没有看透这一接班人的死局。例如，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后，他因设立国家主席问题被毛步步紧逼。一方面消沉沮丧，另一方面也觉得被利用、被愚弄而对毛心生怨恨，以沉默的冷战对抗。当时林办工作人员就听到叶群在给人打电话时公开向人抱怨：“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人很憔悴，每天晚上要吃两次安眠药，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是，……历史上都是站在他（指毛—编者注）一边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又整他（指林——编者注）……”（注１０）叶的抱怨恐怕也表达了林彪的心声。他们显然觉得毛“过河拆桥”，有一点分歧便要废黜林这个储君了。这时，这位熟读史书的接班人却忘了皇太子政治中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这其实是最高皇权的一个经典性格特征。或许正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位擅长对别人搞阴谋的接班人，当别人把更大的阴谋搞到他头上时便胡涂了。
◇被始乱终弃的接班人们
毛泽东对他亲手挑选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都有始乱终弃的特点。对刘，毛先是建立一线、二线制，还大力拥护刘当国家主席。而在文革中却倒打一耙，说刘搞“独立王国”，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对林，先是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史无前例地写入党章，后又迅速反目为仇。由此看来，毛的接班人困境和危机的造成，不仅在于政治体制和其它波谲云诡的“路线”、政策”等等必然性，还在于他的个人经历和性格气质等看似偶然的因素。这在他对林彪的选择和罢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这些个人因素包括：１、口是心非，出尔反尔的矛盾性格；２、多疑猜忌的病态人格；３、实用主义的行事作风。在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君主的一些极其个人的因素都可以直接引发对储君的选择和废黜，更何况在变异了的中共的皇太子政治里，毛是绝对的规则的制定者兼实行者。
毛泽东在林彪问题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他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他好大喜功，急需要搞个人迷信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巩固最高权力，另一方面却又要忸怩作态、欲盖弥彰、自己给自己套上早就反对个人崇拜的道德包装。例如，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林支持毛发动文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后被贬为“政变经”。林在这篇讲话中非但对毛进行了比他６０年代初更狂热的吹捧，还下了誓死保卫毛的绝杀令。当时，林彪的吹捧对毛泽东在党内权斗中树立绝对正确的地位是一种急需。另外，以林彪在军队的主管地位，他的讲话对毛的对手刘、邓等人更具有极大的震慑力。这一讲话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一片叫好，毛也从来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不料一个多月后，毛在７月８日写给江青的信中专门讲到了林彪的这一讲话，却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注１１）如果说毛江之间仅限于夫妻间的私人通信，倒也无可厚非。而毛却在７月１１日下午、１２日上午在武昌和当时在第一线主持方方面面工作的周恩来、王任重等人谈话中，给他们看了此信。后周恩来又向林彪做了转达，但林并未作任何修改。同年９月２２日，事情又发生了翻云覆雨的变化，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批转了林彪的讲话，并评价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注１２）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毛泽东的这些翻云覆雨至少泄漏了如下的天机：１、他要让周恩来等党内的中间派明白：他是为了文革的大局被迫接受了林彪的吹捧。这样，他便可以一方面尽情享受林彪搞得的个人崇拜带来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又充分表达了自己伟大的谦虚。２、他深知党内对他和林彪唱双簧式的个人迷信宣传其实是颇有非议的（注１３），为了他在与党内对手决战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得到中间派的支持，便通过传阅他私人信件给周、王的方式巧妙地推卸了自己破坏以往党的反对过度吹捧个人的决议的错误，还让别人承担了责任。３、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林获胜，他就又用中央文件的方式向全党批发和高度评价了林彪的讲话，最终说明他其实是急需和赞成林彪的吹捧的。毛泽东这类双重人格中的虚伪是一贯的。１９７３年他为了阻止周恩来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发动了对周的所谓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他先是怂恿他的翻译和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积极参与整周恩来，事后又当着周的面批评王唐两人“她们整我，整总理”。对此，王唐两人极其不满道：“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无独有偶，后来成为林彪集团干将的原政治局委员邱会作也有同感，他认为：“《决议》说毛主席被利用。说我们在利用他，根本没那么回事！……（毛）一生中只有他利用别人为他和他的事业服务，哪有他被别人利用的道理？”（注１５）
在给江青的信中还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脉毛的无意识思维，那便是他对林彪大谈政变的多疑。在毛的评语（“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的字里行间其实蕴藏着这样的逻辑：林既然对政变这一课题如此地感兴趣，他将来会不会对我搞政变呢？这就涉及到毛的第二个个人因素，不断蔓延的多疑猜忌的病态人格。无疑，那些靠阴谋和权术夺取了最高权力的人，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别人效法他的榜样用阴谋和权术来夺取他的权力，所以他们最易发多疑症。在皇权与储君的矛盾中，中国历史上一些靠阴谋强势夺权、后又显得雄才大略的帝王常常是在接班人问题上罢黜储君和“废黜皇太子”的好手。例如，为毛在他的诗作《沁园春·雪》里所推崇的帝王“汉武”（汉武帝）和“唐宗”（唐太宗）就都是以在接班人问题上罢黜储君闻名于史的。这里，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用“禅让”的名义从自己年仅８岁的外甥周静帝手里强行夺得的政权，因为他的长子杨勇也是他阴谋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他登基当天，就下诏册立杨勇为皇太子。既然是名正言顺的东宫之主，杨勇也就建立了他自己的接班人梯队，成为潜在的第二权力中心。而朝中百官也就在节日时去东宫朝拜这位未来的新皇。不料，这些都引起了隋文帝的极端猜忌，以为太子也和自己当年一样准备抢班夺权。结果他决定废黜太子杨勇，一网打尽了他的接班人团队。毛的情况也是同样，他对自己选择的接班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放心的。１９６６年９月，林办工作人员就目击毛在人民大会堂让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上“接班人”的林彪去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以毛氏特有的“语言方式”来警戒林彪不能造反。（注１６）而这种猜忌，也正是导致文革的主要祸源之一。
最后，毛泽东极端实用主义的行事作风也对他的接班人废立上的始乱终弃的发生了影响。毛正式公布尔彪是他的接班人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可能因毛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里对他的批评所造成的嫌隙，林彪称病不出席该会。为了排除来自刘邓中央一线的阻力，进一步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并使之合法化，毛泽东仓促决定召开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原以为凭籍他个人的威望完全可以轻易解决刘邓派工作组的问题，不料一开始便在８月５日的会议上遭到历来谦恭的刘少奇的公开顶撞，而政治局中的大多数人却保持沉默。为此，他急需有力的支持和一位超级打手为他压阵，他便想到了林彪。８月６日晚上，毛临时决定“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注１７）林彪到来以后，局面果然改观。会议通过了《十六条》。在８月１２日的会议公报里，毛泽东在未经任何选举程序的情况下，不再提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批准会议公报里只列林彪一人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得以确立。从这一立储的过程来看，毛泽东显然违反了中共最高权力更迭的一些基本程序。例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他怎么能一个人决定林为唯一的副主席呢？从他先急召林彪上阵、后又投桃报李地行赏的前因后果来看，既缺乏深思熟虑，又极端实用主义。还给储君留下了今后可以以实力来待价而沽、进而在政治利益上逼宫的余地。
从林彪这一面来看，其实更是当局者迷。当他依靠参与毛的文革密谋、充当打手、并以破坏正常程序而当上了接班人后，他就没有想过：这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一旦开头，便完全可能是周期性的。有朝一日毛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罢黜他、赶他下台。要知道在任何皇太子政治中，交班人皇帝的心态常常是：一个参与了阴谋、会搞阴谋的储君永远是最危险的。他既然可以和自己合作，对付其他势力；那么他也当然可以和他人合作，来推翻自己。总之，这种接班人的确立方式，从两方面都给未来的君臣关系投下了挥之不去的不和谐的阴影。据说，林彪对毛要立他为接班人最初也有过推辞，林彪“向毛泽东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注１８）说实话，尽管林彪很早就上了毛的“贼船”，但对自己这么快地被立储还是吃惊的，因而在行动上是半推半就的。为此，他在被立储后没几天还有过下面的表白：
……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注１９）
◇招来杀身之祸
这里，林彪再一次表露了他对这一变异了的皇太子政治漩涡中储君可能的残酷的命运的估计不足。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因参与了政治阴谋而被立储的太子不能拒绝册封，因为这也早已经是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在中国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不接受册封或辞职，还是有被允许和善终的先例的。如公元４３年，汉光武帝刘秀的原太子刘强因母后郭圣通被废而多次要求出让太子之位给异母兄弟刘阳，后被刘秀改封为东海王。而在中共的皇太子政治中，中途退出或不接受册封都是绝不被允许的。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的第一接班人刘少奇的辞职。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刘少奇在面见毛泽东时要求辞去自己的所有职务，携妻女回乡种田，以尽早结束文革。但这一谦卑的要求为毛所拒绝，不久便招来杀身之祸。（注２０）
如果说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立林彪为接班人还表现出一种利益交换的仓促，那么他在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间同意把林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就不是轻率两个字可以概括的了。早在１９６２年的中苏论战中，毛就批评斯大林在生前没有立下立储的遗嘱，才导致了赫鲁晓夫的上台。（注２１）因此，以毛素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个性和意图超越列宁斯大林的“第三个里程碑”的遐想，搞出在党章中写上接班人名字的奇招，并不令人奇怪。然而从中国封建社会皇太子政治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的做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世袭制发展到清朝，为了保护皇帝选中的储君在生前既不受到来自其他各方势力的伤害，又不至于形成威胁皇权的第二权力中心，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接受皇室骨肉相残的沉痛教训，在确立接班人一事上想出了“秘密立储”的妙招。即等皇帝离世时，由辅政大臣当着大家的面取出密诏宣读接班人的名字。这样一方面可以跳出煮豆燃萁，同根相煎的死循环，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最高皇权给所有可能接班的政治势力的公正“暗示”，即大家都可能是“接班人”。既然在老皇帝死前机会均等，太子们在坐上那把至高无上的椅子的机会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就很少去主动去挑战最高皇权。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都是通过“秘密立储制”接班的。这一制度应当是中国专制政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的确可以有效地减少交班人和接班人之间、以及接班人和最高皇权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且也同时照顾到了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而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提前立储，其实是大大压缩了各方可能减少的你死我活的权斗的空间。
在党章中写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否意味着毛对林就完全放心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对毛泽东这样的双重人格者来说，这固然能给他带来一时的从众如流、任人唯贤的美名，但又会必然同时加剧他对接班人权力的限制以及引发和储君反目成仇冲突的可能。其次，在中国传统的皇太子政治中，皇帝在公开立储后要允许东宫开府，即建立一套皇太子的政府接班梯队。然而，在九大把林彪写上党章以后，我们没有看到林彪的职权除国防部长外有任何增加。相反，毛对林作为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范围内的工作，也起了极大的疑心。例如，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因中苏冲突的加剧，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发给全军的一个口述战备命令，被军委的一个副总参谋长无心中整理为书面的“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这一命令所涉及的内容完全在林彪当时的职权范围内，而且他也同时报了毛泽东。但是据汪东兴回忆：毛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立刻叫他“烧掉”。显然，毛把林的正常工作当作了一种“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以上下命令”，怀疑他准备抢班夺权。（注２２）
◇不想让林彪当
更有趣的是，在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上党章的墨迹未干之时，毛就开始准备隔代指定林的接班人了。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注２３）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和林彪在苏州见面。毛已经比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张春桥当林的接班人。据秘书回忆，叶群的记录如下：
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
林彪没有说话。
毛主席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
毛主席再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
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块上井冈山的红小鬼。”
关于用“红小鬼”的话，我印象深刻。叶群也对我们说过，林彪给毛主席说“还是要靠红小鬼”。叶群还说：“要筹备四届人大了，主席情绪很好。”
就是这次，毛主席邀请林彪出席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答应了。（注２４）
毛林的上述对话至少告诉了我们以下几点：１、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况极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写入党章其实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２、这一过渡的对像是张春桥；３、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并准备立刻转移权力。显然，毛林之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导致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最终分道扬镳。
皮相地来看，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毛林主要冲突之一是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然而，从变异了的中共皇太子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冲突，恐怕还不难得出另外的结论——最高皇权极力限制东宫太子开府纳士、建立行政上的接班梯队的企图。正如同有关学者分析的，尽管“国家主席”是一个虚位，但是一旦林彪获得这一法统的位置，“他既可以按法统直接号令周恩来集团所控制的政务系统，也可以按法统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团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统。”（注２５）为此，原林彪军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的邱会作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认为：“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注２６）作这一如是观，我们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投入林彪阵营的陈伯达恨之入骨，不惜构陷莫须有的罪名，在庐山会议后下狠手打成比刘少奇罪名还要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注２７）因为陈伯达的加入标志着林彪的军人集团开始有了重量级的文臣，一个东宫太子府的雏形便跃然欲出了。而毛氏皇太子政治中是绝对不会无视他的储君形成一个完整的第二权力中心的潜在危险的。
◇一步之遥被阻的个人因素
在皇太子政治中，虽然储君的地位离最高皇权只有一步之遥，但在没有跨越之前，最高皇权和东宫太子之间的关系还是君臣关系。可林彪除了“接班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正式的称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严格地来讲，这一称号和君臣关系的严格的上下定位是有一些矛盾的。因为一旦成为储君，平辈的“亲密战友”之说就不再是一种臣下的身份。而纵观林彪在当上接班人前后的言行，他对于自己和毛之间的君臣关系的定位并不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认知更多地是游离于“接班人”和“亲密战友”之间。加上他大半生是个军人，缺乏中共最上层的政治生涯的历练。虽然他也读了大量中国宫廷政治的典籍，但和周恩来这样天天沉浸于风云变幻的宫廷政治中的老手相比，毕竟还是纸上谈兵的水平而已。一方面，林基本上是以军队的经验从政；另一方面，他没有完全摆正自己和最高皇权的君臣关系，看不透“接班人”这个难以消弭的死结。这就使得在体制和其他必然性的政治因素外，他个人性格、心理乃至家庭关系等偶然性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最终被罢黜。
其实，林彪和毛泽东在不少个人性格上是很相似的，可谓“人以群分”。这首先是表现在林对亲信部下的无端猜忌，心胸狭窄，并因此而构陷罪名加以残酷整治上。而当这些组织措施涉及到毛泽东的批准时，可能因为林的长期军人生涯。使他又常常采取非常直接的类似“逼宫”的形式，在毛原来就多疑的内心投下了不小的阴影。虽说林彪是名义上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但因为他的身体情况，不得不选择一个他信得过的军队的总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毛在文革中罢黜了他亲手选择的两个接班人，林彪也在文革中搞掉了两个他亲自推荐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杨成武。罗瑞卿一案，虽说毛因为罗瑞卿和贺龙、刘少奇走得太近，对他也有所顾忌，但当时还没有下决心要整倒罗瑞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深知罗对他还是忠心耿耿的。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日，“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并带去林彪１１月３０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关于罗瑞卿得十份材料。”（注２８）叶群和毛密谈了五个多小时，又在１２月８日到１５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注２９）林在信中还说：“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注３０）很清楚，所有这些的活动和材料的重点在于逼迫毛泽东在林罗之间做出一个迅速的选择。为了利用林彪掌控军队为文革的发动保驾，毛泽东当然选择了林彪。但是他在上海会议中仍然意味深长地对林说过：“（罗）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注３１）今天回过头去审视罗瑞卿一案和他与林彪交恶的缘起，完全是因为那些并不复杂的人际嫌隙，便使他上纲到了对罗企图“抢班夺权”的猜疑。很显然，林彪对他手下的总参谋长缺乏包容之心，而对一些芥蒂小事过多地表现出睚眦必报之心。
◇林彪向毛泽东状告杨成武
林彪紧接着整垮他亲手挑选的第二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一案，更显示了他的性格缺陷。根据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主要是因为如下几件事：１、１９６７年夏杨成武陪同毛泽东南巡，在途中毛泽东为了拉拢林的这一亲信，并离间林杨关系，讲了不少林彪的坏话。毛又让杨在途中回京多次执行他的密旨，故意命令杨只和周恩来联系，不要告诉林彪。这被林彪认为是杨“有意封锁”。（注３２）而对杨来说，更是有苦说不出，因为“身到高位始知难……杨成武已深深感受到这两位统帅副统帅之间的矛盾、猜忌、警惕与斗争。而他本人，正夹在这对矛盾之间。”（注３３）２、１９６８年３月，杨成武收到空军机关的匿名信，状告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王飞等人玩弄女性等恶行，他便转给林彪建议调查。这当然被林彪和林立果看成是极大的不敬和挑衅。
就为了这些事，林彪向毛泽东状告杨成武，罗织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以及“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注３４）对这些罪名，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但因为１９６８年春的毛泽东仍非常需要林彪的支持。作为一个极端实用主义的政治家，毛当然首先考虑了文革政治大局上的成败得失，而不是他和杨成武之间的个人情感。然而，毛对林彪“两者必择其一”式的摊牌仍是怨气冲天的。他说过：“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两者必择其一，让我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呀。”（注３５）打到杨成武不久，毛又在１９６８年４月上旬对杨的老上级聂荣臻元帅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注３６）在毛看来，林显然是要求罗瑞卿和杨成武对他个人（储君）的忠诚大于对毛（最高皇权）的忠诚。尽管毛为了文革大局两次支持了林，但毛的内心深处怎么会不激发出不满的情愫呢？
果然，毛泽东在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为张春桥问题的摊牌给了林彪一次当头棒喝。临上庐山之前，林彪、叶群及其军人集团对搞掉张春桥也是信心满满。连陈伯达都认为：因为有“在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傅崇碧）、贺龙的问题”的先例，“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注３７）但结果事与愿违。当然庐山上的风云突变有众多的因素，但毛泽东终于宣泄出了对林彪前几次“逼宫”的不满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吧？
林彪性格的第二个缺陷，还在于一种病态性的偏执。每天和他见面的秘书认为：晚年林彪“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病态，但他自己并不承认这种严重性。执拗而内向的性格使他认准了一个‘理’：谁也不可信，只能信自己”。（注３８）这一病态人格如果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最多导致和家人和亲友的疏远或不和。但表现在储君和最高皇权的政治关系中，都可能成为被废黜的导火线。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军人集团企图“揪出张春桥”失败后，毛泽东采取了步步紧逼的措施，相继对黄、吴、李、邱、叶作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叶群的批评，无疑是指向林彪的。但是，毛当时一直没有点林彪的名，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至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４日毛还指示周恩来“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书面检讨及毛泽东的批示送林彪阅，并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检讨之后。”（注３９）４月２０日，周恩来“示意林彪到会讲话，林彪没有出席会议的意思”。（注４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抓住黄吴李邱叶的检查，意在要林彪就庐山会议之事也作一深刻检查。
◇四个伟大讨嫌
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要求也并非完全无理。例如，庐山会议上林彪等人群攻张春桥的一个最主要的罪证是张在讨论《宪法》时不同意“（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注４１）其实，这三个副词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和圈去的，在以前的中央文件和九大党章里就发生过。而林彪从来不亲自阅读这些重要文件，只是每天听秘书“讲文件”。后来，连林的秘书都承认这是林彪的疏忽。（注４２）
此外，根据今天陆续问世的材料，林彪又确实是庐山会议上以设国家主席和保卫“天才论”为名，企图搞垮张春桥等文革派的幕后推手。从毛泽东的视角来看，林彪是应当高姿态地做一个自我检讨的。而他一直没有点林彪的名，已经是很保护他的了。但林彪并不领情，坚决不做检查，开始了和毛长达一年的“冷战”。并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向毛闹了情绪。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不智之举。在皇太子政治中，任何一个极其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储君的废黜，更何况是用闹情绪来向最高皇权示威呢？对于这一点，文革研究学者陈益南认为：“如果林彪能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泽东认错并作出检讨，那么，他的下场便远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那样惨……”（注４３）这当然是历史假设的一家之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林彪以冷战对抗“圣威”，大大加速了毛泽东对他从一般的“埋怨”到“愤怒”的过程。要知道，“从不服软”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性格同样是毛泽东的枭雄个性，而他则是一念间可以决定“储君”林彪兴亡的“君主”。在这一性格冲突中，失败者必然是林彪。原林办工作人员官伟勋就举过这样“一个例证”：
１９７０年斯诺来访是一个例证。据Y秘书讲，斯诺来京之后，毛主席指示林彪首先接见，林彪就是不见。……一拖就是几个月。毛主席怎么能高兴？你不是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吗？我让你接见一下斯诺你都不见！后来毛主席自己接见了，“四个伟大讨嫌”这句要命的话就出来了。（注４４）
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处理和毛的关系上举措失当还有另外的个人原因，那就是他的心理疾病的加剧导致他病态性的固执、使他更悲观消极地应对。因为精神病常识在今天的普及和政治禁忌的打破，无论是林以前的家庭医生、秘书，还是主张为他“翻案”的研究者，都公开地认为林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注４５）大陆的林彪研究学者舒云在采访了林彪女儿林豆豆以后，得知当年苏联专家诊断林彪的精神病症是严重的忧郁症。（注４６）在日常生活中，林彪显然是个怪人，他不仅怕光、怕风、怕凉、怕出汗、还怕水，视水为敌。他每天最多听秘书讲半小时的文件，余下时间全部是独自一人坐在暗室里，如同一具苍白的枯尸，数小时地一动不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一次为林彪看病时为之大吃一惊：“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注４７）
在１９７０年９月的庐山会议上失败后，林彪显然是精神受到刺激极大，情绪极其消沉，出现了“恐惧害怕、敏感多疑、委屈易哭、悲观失望、不愿见人、不想说话”等多种精神病的症状。（注４８）属于精神忧郁的焦虑症、疑病症、恐惧症都时有出现。对此，原林办秘书们的回忆录中对此都有很多的记载，如“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后，本来就深居简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绪低落到谷底。……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看来他是更加郁闷了。”１９７１初，林在苏州时和叶群一起抱头痛哭。（注４９）又如，林对警卫李文普极其悲观地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啦！”再如，他突然抱着来访者大哭。（注５０）这些症状虽然还没有到主导林彪正常思维的地步，但对他的性格的变异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超天才让毛忍无可忍
最后，“望子成龙”的血统世袭的思想造成了林彪在处理储君和最高皇权关系上的最大失策——他错误地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当作“接班人”的“接班人”来培养。且不说这一做法原本就可能大大触犯没有儿子接班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禁忌，又和毛所心仪的第二代接班人（张春桥）唱了对台戏。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挑战了在变异的中共皇太子政治中，只有最高皇权才能决定第二代接班人的权威。此外，林彪还极不适当地纵容和帮助林立果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将班子。无论是林立果身边的“调研小组”还是后来扩展而成的“联合舰队”，都带有传统的东宫太子府开衙建府的性质，而这正是毛氏皇太子政治最不允许的潜在的第二权力中心。而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组”、空四军的“教导队”和广州的“战斗小分队”等等，又都无一不是紧紧围绕着这位林“少帅”的私人武装。这里林立果又触犯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更大的禁忌——染指军队、建立“军中之军”的秘密组织。
更有甚者，林彪还默许并参与了对林立果是“超天才”的造神运动。古往今来，为了证明逆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阴谋家们常常借助于“天命”说。如历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禅让”为名篡汉，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舆论。毛泽东多疑寡信，又熟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他对于林立果被林彪集团吹捧为“超天才”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心知肚明的。这同时也使毛对林彪对他搞的天才崇拜彻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说法更使毛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后不久就罕见地进行了批评。（注５１）此外，林彪培植林立果为第二代接班人的种种做法还在阴差阳错之中，使毛占领了所谓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道德制高点，并使毛可以背靠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大义来进行废储。总之，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帅梦无疑是触发毛泽东下决心罢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毛林之争写下了最后一章，但还是没有跳出皇太子政治的怪圈。它在“九·一三事件”前夕进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中的最常见结局和最悲剧性的一步：皇太子被逼造反、不久兵败身亡。纵观毛林之间由数十年的“最亲密的战友”到成为“接班人”以后迅速反目为仇的经过，不难告诉世人他们之间注定翻脸的制度原因。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封建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最高领袖还拥有哪怕对世袭制中皇帝也所有限制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和传统的皇太子政治相比，这一“接班人”制度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变异出不少新的规则来，诸如绝对不允许有“接班人”的潜在“第二权力中心”、最高皇权有隔代指定储君的“接班人”的权力等等。因为这一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量。简言之，相比较本来就处处刀光剑影、步步血雨腥风传统的皇太子政治，它的革命的变异使“接班人”通向最高权力的一步之遥更难跨越了。
（宋永毅为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
注释：
１，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２０１５年第三版。
２，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５１５页。
３，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内禅”，即把最高权力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不导致朝代更替，而让位者通常称“太上皇”。这里探讨的禅让，主要是指“外禅”。
４，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５，同注４，第３１页。
６，这些例子，可见王明《中共５０年》，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３，１１８，２０８，２４５－２４６页。也见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纽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７页，４５０页。
７，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发言提纲〉，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７７页。
８，同上，第３７１页。
９，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１０，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５３页。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０日，第５６期。
１１，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２０１５年第三版。
１２，〈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２日），中发［６６］５０２号。出处同注１１。
１３，自上世纪６０年代初起，林彪总是把毛个人和思想高举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把原本附庸于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下的贫乏杂碎的毛思想与马列主义分离开来，并提升为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峰。为此，这些过分的谀辞在党内招致多数人的非议，１９６０年３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天津开会决定不同意林彪的观点（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等），而一律只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怕触犯众怒，便也同意了这一决议。在林彪发表“５·１８讲话”的三个月前，毛在２月９日又重申了他完全同意这一决议。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５８页。
１４，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７６页。
１５，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页。
１６，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４５页。
１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０９页。
１８，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第３２９页。在李文普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沉默后不得不说〉中对这次会见也有所记载，说“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的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见赤男、明晓等着：《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页。
１９，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０，黄铮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５页。
２１，毛泽东的这一见解发表于１９６１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他的原话大约是：“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４页。
２２，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第１４－１５页。
２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８８页。
２４，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０日，第５６期。
２５，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纽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７１页。
２６，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７９页。
２７，见〈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１９７２年７月２日，中发［１９７２］２５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２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４４页。
２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４２页。
３０，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３１，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６页。
３２，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香港：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５页。
３３，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１９６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５０页。
３４，林彪：〈在军队干部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３５，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３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９页。
３７，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０日，第５６期。
３８，张云生：〈打开历史迷宫的一把钥匙—浅谈林彪的病及其对中国当代史的影响〉，载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第５４８页。
３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３７５页。
４０，同上，第３７８页。
４１，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８１页。
４２，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４３，陈益南：〈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载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４４，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第２１０页。
４５，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４６，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纽约：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５０页。
４７，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第４３６页。
４８，抗战中，因国军阎锡山部失误未将相关信息下达至基层，身着缴获来的日本军服的林彪在途经其防区时被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向其开枪，受了严重的枪伤。经检验脊髓神经受到严重创伤，并因此留下了困扰终生的植物神经紊乱症。据有关医学常识性的网络辞典，这一神经紊乱症也很容易并发一些精神病症状。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957993.htm
４９，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５０，张聂尔《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第３１７页。
５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