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误认为，赵紫阳的这封信是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胡赵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及赵紫阳的一封信不是决定因素。反而是1987年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批判，使中共总书记的大权没有落入邓力群手中。
1983年7月4日，赵紫阳、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图源：胡耀邦纪念网）
早在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与胡启立谈话，邓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对郭罗基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016页）赵紫阳回忆，邓小平的批评原话是：“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09-1310页）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对胡耀邦摊牌，加上政治罪名。邓小平说到上海、合肥学生闹事时说：“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298页）公开表示了对胡耀邦的严重不满，实际上认为胡耀邦不适于担任总书记有根本性缺点，意味着“胡赵新政”将面临悲剧命运，唇亡齿寒。胡耀邦倒下去，赵紫阳独臂难支也难持久。
更令邓小平愤怒的是，1989年5月赵紫阳抗命不从，不同意戒严出兵镇压学生运动，敢于不参加戒严大会。“六四”以后，赵紫阳一直拒绝检讨，使邓小平处于尴尬处境，把这个制造六四惨案的后台老板的真实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对赵紫阳采取了极为严格的软禁16年的惩罚，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对张学良的处理手法相似，超过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李登辉还对张学良放了一马，邓小平、江泽民一直把赵紫阳软禁到临终，又恨又怕，真是恨之入骨。
因此，从以上列举的部分事实及初步分析看来，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打下去是早在1984年6月就表了态，作为总书记有“根本性的缺点”、“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赵紫阳的1984年5月26日就党的领导体制问题致邓小平信，不是导致胡耀邦被罢黜的“最主要的”、“根本性的”问题。相反地，胡赵两人在反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清污”等问题上是一致的、相配合的。至于某些政策问题上和在经济发展速度、个人批条子列项目等具体问题上，胡赵之间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在同志间是正常的，也证明当时党内还有民主气氛。
赵紫阳说在批判胡耀邦会上，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帮他说话。其正面后果是没有让总书记位置落到邓力群手上。这是赵紫阳从大局与后果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是政治智慧，也有利于全党。不必过分夸大胡赵之间工作上的分歧，而忽视胡赵与邓小平之间的不同路线的斗争。应当说，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十年新政，证明胡赵在重大路线斗争中是一致的、团结的、配合得很好的。
至于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根据最高领袖表态认定某人为右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跟着违心地转向，批判之、处分之、开除之，如1959年对彭德怀的处理，没有一位中央委员（包括彭德怀）投反对票，1969年对刘少奇的批判与处理，只有陈少敏没举手。因为害怕扣上分裂党的罪名，宁可违背事实与良心，宁可思想、政治路线上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犯历史错误，也绝对不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这是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遗留下的悲剧性的传统，也是苏共、中共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历史，教训了所有中央委员。政治上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人恐怖的政治统治手段比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更为重要。
同时，应看到在这一类的政治斗争中被批判者的命运（如1959年的彭德怀、1974年的周恩来、1987年的胡耀邦、1989年的赵紫阳）已经被最高领袖所确定，但是，参与批判者的不同态度可以相当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很大不同，例如1959年张闻天、黄克诚为彭德怀辩护，最终被毛泽东打入“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而林彪对彭德怀无限上纲，刘少奇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则高升或保住职务。同样地，1974年毛泽东抛出周恩来，批判周恩来外交上的投降主义时，周的悲剧命运不可能改变了，但是邓小平对周恩来的尖锐批判，当一把手“别人可望不可即，你（周恩来）既可望又可即”，深得毛泽东之心，毛泽东说“我早就知道他会说话的”。于是邓小平得以复出，委之重任。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批判者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被批判者的命运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因此，1987年赵紫阳批判了胡耀邦，确实使中共总书记的大权没有落入邓力群手中，而是与胡耀邦合作的赵紫阳被邓小平指定为代总书记。胡耀邦的命运掌握在邓小平手中，他下台是邓早已决定的。但是继任者是谁，邓小平还在观察、考验，在这种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赵紫阳不可能选择同胡耀邦并肩战斗、对抗邓小平的立场，而是策略性地批判胡耀邦，包括为不少人诟病的将来合作不好“只有辞职”这类划清界限的言词，特别是薄一波在批胡会上抛出的1984年5月26日赵紫阳一个人签名的信，信中建议邓小平、陈云“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保持国家根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有人误认为，赵紫阳的这封信是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邓小平同胡耀邦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一系列根本问题、路线问题的分歧是主要的深层次的原因，是邓小平深谋熟虑的内心中早已做出决定的既定方针。胡赵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及赵紫阳的一封信不是决定因素，胡耀邦与陆铿谈话也不是他下台主要原因，只是邓小平的一个发动批胡的借口和合适时机而已。
但是，赵紫阳在这场批胡斗争会上的表现，包括赵说胡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不听招呼，确实使邓小平比较满意。因此被邓小平选中为代总书记，让邓力群坐了冷板凳。赵上台后，得到邓小平同意，还撤消了邓力群把持多年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不过，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批判使他自己内心有些不安，认为被人误解，在软禁期间为此对一些人作了相当多的解释说明，对不当总书记无所谓，而对批胡时没有为胡讲话，也没有对胡落井下石并不是无所谓。
实际上，不论赵紫阳批判不批判胡耀邦，对胡耀邦的命运是不起作用的，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中。只是唇亡齿寒，胡耀邦下台，意味着“胡赵新政”衰亡，预示着赵紫阳悲剧开始。胡赵接连下台，是邓小平编导的历史悲剧的上、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