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南陲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大陆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他省的受害者大多死于文革中的种种冤错假案，广西则不同，无辜群众大都死于由军队直接指挥、参与的大屠杀中，而且时间都是在1968年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政权机构成立以后。据八十年代中共中央调查组来广西“落实政策”时民间所作的粗略统计，1968年7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十万人!种种名义的杀戮，包括武装一派，在全省范围内武装剿杀反对派“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利用“清理阶级队伍”，挖掘“反共救国团”，“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等等。据1992年北京权威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披露，广西文革中被“无辜滥杀了8万多人”(130页)，这显然是一个接近但缩小了的数字。
1978年2月18日，习仲勋、韦国清、许世友(从左至右)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广西王”韦国清和广西文革中的两大派
韦国清，壮族，原红七军的老干部，参加过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曾任连、营、团长;抗战期间任新四军第三师和第四师旅长;后历任华东解放军第二纵队司令，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委等职。他的最主要功绩，是在中共五十年代“输出革命”时，带领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胡志明打胜了越南奠边府战役，建立了北越的红色政权。1955年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并任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一直担任自治区主席和第一书记。文革一开始，他便当上了广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又当上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大概是文革中唯一的从未下过台、也未靠边站的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后历经华国锋、胡耀邦时期，韦国清非但没有下台，还官升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大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广西王”。
韦国清之所以能稳住他“广西王”的位置，与他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竭尽忠诚、百般献媚分不开。1956至1966年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年冬天要到南宁来休息冬泳，韦国清为毛专门修建了两座大花园：河东的明园和河西的西园，毛为此称韦国清为“我的广西老朋友”，在文革中一再保他。因为他又是邓小平红七军时期的老部下，华国锋时期他力主邓小平复出，更是保邓有功，为邓小平视为知交，一直官运亨通。
文革开始，由于韦国清的多年经营，广西的多数党团组织、各区县武装部、武装民兵，在广西军区军管会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死保韦国清和军区。这一派人多势众，组织严密。而以大中学校学生和另一部份工人造反派为主，成立了“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反对韦国清和军区，这一派大都是一般的和出身不太好的群众，一直被军队称为“牛鬼蛇神总司令部”。文革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开局面，支持过“四二二”，但不久他们在全国逐步掌握了权力，毛又要保他的“广西老朋友”过关，“四二二”便被中共中央的文革派抛弃。
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对反对派自然恨之入骨，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下手。中共文革派对“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他们下手的机会，却还没有名正言顺的屠杀借口。1968年春，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
制造“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
1968年5月17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1人，副团长3人，政治部主任3人，经济部长1人，支队长4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在向上谎报军情的同时，韦国清等人也下达了不惜代价制造假案的指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还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这个莫须有的“反团”案到1983年已彻底平反，证明是个荒谬透顶的冤假错案，但它当时给广西人民带来的灾难，令人发指。
所谓的“反团”案一公布，千百万反对派的平民百姓就成为他们要消灭的“阶级敌人”，首当其冲的是当时自治区的“走资派”谢王岗、袁家柯、霍泛、贺希明、傅雨田等，其实是省委一级不同意韦国清做法的干部，皆被定的罪行，1968年7月19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但是没有任何证据!
1968年7月11日在欢呼“七·三”布告的大会上，当时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1968年7月18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攻打“四二二”据点的理由时，把他们指挥解放军用大炮炮击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引起民房起火，说成是“四二二”纵火焚烧居民房屋，据此要求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强制措施……。
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辑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四二二”派的，全南宁市有3，547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四二二”观点的群众)。
广西各地区、县以至农村中的效法者，其手段和办法就更加难以形容了：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5213人，厅级干部1人，县级十部23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个县就逼出“反团”40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11天打死338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7864人;
钦州地区7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10，420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杀17人(救活13人)，暗杀3人，外逃1人，重伤21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防城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据今天官方的《武鸣县志》记载：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农村居民二一七六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一千八百多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至32页)。
另外，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XXX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个“反共救国团武呜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再据今天官方的《容县志》记载：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区武装部长在县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古兆乡所谓破获‘反共救国军’组织，和实行‘群众专政’的经验，全县乱杀人的恶果由此开始。此后，全县有738人无辜被打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这些数字令人不寒而栗。但这只是一些主要的抽象数字。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家庭顷刻间被灭门，多少生命瞬间被毁灭!
1968年4月30日，广西驻军8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5月1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22人，有4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下面的真实记录，很能说明当时是如何制造出“反团”来的：
一个中学几百名师生集合在―起开大会，大会标题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斗争大会”。大会开始，―位老教师被虎视眈眈的“红卫兵”押上台前，主持开会的“工宣队”负责人宣布：“今天我们开大会，斗争我们学校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集团，有组织、有纲领，他们拥护刘少奇、邓小平为领袖，要反共复国……”。接着要反革命分子XXX坦白交代他的罪行。被押上台的老教师脸色浮肿，走动困难，慢慢摊开讲稿，一字―句的交待起了“罪行”，他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在本校还有同―派的学生XXX、XXX也参加了这个“反动组织”，当他―念到这里，他所点到的十几个学生，也在学生队伍之中，一下子被“路线觉悟高”的另一些学生马上用绳子绑了起来，一起推到主席台前。大家一看原来都是“四二二”一派的。所谓的“反革命反动组织”的证据呢?没有宣布。当天，这十几个才十三、四岁的“反革命”马上被分别关押起来。深夜，各种“侦破专案组”出动，把“反革命”双手吊到教室的梁上，索要“反动组织”的“名单”、“印证”等。这些“反革命”开始并不害怕，以为他们没有证据，瞎说能定个死罪吗?“专案组”晚上“审讯”时，先问：“你是不是反动组织成员?”“不知道!”马上拉起绳子，一阵拳打脚踢，往死里打;有的用铁钳挟被打的学生，用竹子、铁钉钉学生的手指，把人吊到离地一米多高又突然松开绳子使人跌下来，直到昏死过去。不用两天工夫，这些学生就“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是反动组织成员了。但是直到逼死3人，还是没有什么物证。既然打“反革命”不需要任何证据，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十几个学生受到了“启发”，暗里通气，向“工宣队”交待时，揭发“联指”派打人、踢人很凶的几个人，“他们也是我们发展的反动组织成员，而且是骨干分子，为了杀人灭口，妄图消灭罪证，他们想把我们打死，其实他们早被我们发展成为联指组织中的‘反团’成员……”。
军队直接出面指挥的全省大屠杀
红色绞肉机在1968年的广西隆隆开动，“阶级敌人”越来越多怎么办?杀!由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明里暗里地指示、组织，由各地驻军、武装部、革委会具体施行，以“清理阶级队伍”和“贯彻‘七三’布告”的名义“刮十二级台风”，先在农村各地杀!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七·三布告”，广西韦国清等人利用此机，指使“联指”把对立派当作阶级敌人，发动武装围剿，乱杀、乱抓之风愈演愈烈，被武斗和乱打乱抓而死的人不断增多，造成骇人惊闻的大血案。
7月5日，区革筹负责人召见两派群众组织的常委，宣读传达“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保证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去的解放军装备，依法惩办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等现行反革命分子。
7月11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3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随后几天，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如《坚决执行，誓死扞卫》、《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等。驻桂空军派出飞机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贺县、融安、等市县以及铁路沿线大量散发“七·三布告”。所有的口径都是“四二二”是违反“七·三布告”的“阶级敌人”，除此以外，没有别人去抢解放军的装备，没有别人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这些现行反革命都在“四二二”那里，必须坚决“镇压”。
临桂县革委会委员胥XX，是临桂县“联指”派头头。在“七·三”布告下达后，他亲自策划指挥杀害大批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其中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19名县区干部。胥某亲手杀死3人，这个人杀人手段残忍，但为他办理人事档案的军队当权者，把他的档案写得干干净净，而且是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扞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立了功”等等。胥某1971年9月以照顾父母为名，调回四川綦江县还担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长。1984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公安机关逮捕了胥犯，对他的档案清清白白感到惊讶。
1968年8月3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社论说：这些“阶级敌人”在农村呆不下去，纷纷跑到各大中城市。因此，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行动起来，把“阶级敌人”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8月24日，柳州军分区调动8县两矿一郊的“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的“四二二”据点，打死146人，共用去现金10万4千多元，吃去粮食5万多斤。
在宾阳县，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在军队革委会主任王建勋(6949部队副师长)、副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副政委)的直接指挥下，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时间里，打死所谓的“阶级敌人”3681入(其中国家干部51人，人民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入，农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户全家灭绝。
下面这一部份具体数字，是今天经由民间调查而获得的：
灵山县被打死3200多人;
都安县被打死441人;
开鸣县被打死698人;
宾阳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3681人;
上林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1906人人;
蒙山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私刑致死603人;
百色地区被打死1073人;
河池地区被打死7000多人，其中有五个县被打死千人以上。
据今天大大缩水了的官方县志的记载，文化革命中广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尤其是在1968年韦国清等人下令的对反对派“四二二”的“刮十二级台风”中的死者远远高于其它各省。下面是一些随手拈来的记载：
贵港市(原名贵县)，1968年4月，县革委会支持成立“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对另一派群众进行镇压。调动了除木格以外的各区民兵1000人进城。4月15日，开始围攻少数派据点，并连续10天搜捕了数百名少数派群众。在此期间，被保红部指挥部打死杀死、迫害致死的共230多人。事后，各区社也仿照县城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镇压反革命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等等，使全县杀人风迅速蔓延，席卷全县。据统计，受这一场‘十二级台风’的影响，全县5、6月份有2129人被斗、打或被杀死”(《贵港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天等县，在1968年3月14-17日开了“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大会之后，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博白县，“在贯彻‘七三’布告过程中，全县各地不断发生乱抓、乱关、乱打、乱杀人的事件，到9月底为止，全县被打死的干部群众共337名。”在整个文革中，该县非正常死亡者达千人。(《博白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页)
合浦县，“2月，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5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扶绥县，“7月下旬至8月初，落实中共中央‘七三’布告，县革命委员会……层层召开现场会，揪斗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伤残多人，后果严重”。(《扶绥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平果县，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全县被乱杀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横县，乱打乱杀中“被无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一千多人”。(《横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阳朔县，“全县文革中打死六百三十九人”。(《阳朔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罗成么佬族自治县，“6月15日，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有县、区、公社、生产队干部8998人参加，错误批斗150多人，其中死59人。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1389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被杀人数，只不过是整个文革中每县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部份而已。此外，广西文革中共有大约73个县市，仅此官方大大缩小了的统计，以平均每县(市)被杀700-1000人计算，，便有至少6至8万人被无辜屠杀!
炮火夷平南宁旧闹市区
1968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宁警备司令部门卫森严。在会议室里，军区的几位要人正在酝酿如何武装消灭全省反对派的“战略”、“战术”问题。打算从广西军区调6个连的兵力，加上南宁“联指”的近万武装，觉得还不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调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的“联指”力量，并划定兵力部署的位置。
“四二二”的部份群众，见到解放军参加攻打，就赶快“反戈一击”，宣布改变观点。南宁警备司令部通辑几名所谓“反团”首要分子，“四二二”开始也不相信，但在舆论压力下，8月4日“四二二”指挥部保卫处不得不抓了6个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可是，这种自相残杀并没有使军队对“四二二”群众的剿杀计划停止。7月5日，“七·三布告”颁布，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3万人大会后，各地乱捕乱杀的现象加剧，各地被打死，杀死的人数比布告公布之前增加了几倍。有的地方对“四类分子”全家杀绝，有的对不同观点的群众搞所谓“批斗”，被吊打、逼供、活埋、枪杀的不计其数，滔滔邕江河，每天都有尸体在上面漂浮……。
接着，各地的“联指”纷纷到南宁，准备消灭广西的最后一批“坏人”。人们看到，在广西军区独立师的指挥参与下，火车站也调来大炮，炮口对准“四二二”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7月的太阳象火一样滚烫，炮手们一遍又一遍地擦着炮弹，他们已经等不及了，纷纷请求允许开炮，人们根本份不清谁是解放军谁是联指的武装人员。
7月15日，邕江北岸南岸只见人群车炮往往返返，无数白色安全帽和钢盔闪烁发光。军队和“联指”的高音喇叭已经开到最大的限度，震动整个南宁，好像邕江大桥也在摇晃。
中午12时，“四二二”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瘫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
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份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巨大的声浪已把他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火像着了魔似的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憾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18点55分至约点30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谎言也被广西军区当作“四二二”的罪状报告给了中央。
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16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19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同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21日上午9日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27日，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
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7月31日15时，开始对“四二二”派占据的展览馆发动武装大围剿。据官方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X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112页)经过一阵猛烈炮击后，战斗从晚上打到8月1日8点，耗费高射炮弹690发，机关枪子弹1000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17000多发，终于消灭展览馆主要火力点。“联指”和军队冲进去共抓获“俘虏”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四二二’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军区某些负责人就在检讨的当天，命令6912、6966、6936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四二二”的解放路据点，那里的12条街道被打成一片废墟…。
8月5日地面上的围剿基本结束，打死反对派人员1470人，抓获“俘虏”6445人和居民2500人，可见当时战况的激烈和残酷。事后，“联指”用翻斗车搬运尸体，运到二塘煤矿丢下废矿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阳沟掩埋75具，从解放路俘出的人员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一批“俘虏”路经“广州照相馆”门前时，26人遭军队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到8日为止，抓获“俘虏”9845人，先后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其中关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的711人、南宁幼师的441人，都被列入“杀人放火”、“四类分于”、“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共救国团”的“要犯”“首犯”。
被“俘虏”的人员，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有2324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246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解放军炮火轰毁的街巷有33条，各种房子2820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分社，10000多户，50000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价值6000万元以上(同上，第115-116页)。
淹没地下人防工程的邕江集体谋杀案
1968年的8月8日，在广西发生了一宗惨无人道的集体谋杀案。
面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人员的大军围剿，“四二二”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躲进了地下人防工程。因为这一地下工程的先进性，军队和联指一时无法攻入。四九年后广西在经济建设上可谓一事无成，但在战略公路和人防工程的修建上却大出风头，尤其是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有供几万人坚守数月的粮食储备，曾被中央军委表扬为全国典范。
但彻底消灭反对派是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既定方针。不久他们便拟定了用水淹的最后歼灭方案：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为此，联指的一个主要头目去请示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和军区政委韦国清时，韦国清佯作大怒：“你们混帐!我管不了你们打派仗的鸡巴臭事!左江大坝是否开闸泄洪，我更管不了那么具体!全自治区现在乱成一窝蜂，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哪一行不要我来抓?还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交下的任务，我必须全力以赴，懂不懂?国际斗争，世界革命，懂不懂?你们那些屁事，我哪有时间过问?”
但联指头目立即领会了韦国清的弦外之音：这不过是一场“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韦国清点拨他们可将人为的大坝开闸，说成是“泄洪”，即因山洪爆发，电站大坝超过警戒线，几乎年年都要开闸的，不是很自然吗?于是联指头头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据当时的《广西日报》报导，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水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58年74?71米的水位。从南宁火车站走朝阳路去百货大楼，都要坐船，可见水涨之高。
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走朝阳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况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员，因为河水暴涨，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但又有不少当场被杀。至于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反对派和他们的家属，自然全部被活活溺死。坚守在地下的反对派对军区和联指对他们斩尽杀绝的决心已经没有怀疑，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北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人来救他们一命。他们拍过明码电报，派人突围上京紧急告状。但曾经利用过他们的亲爱的“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此置之不理……。
他们更蒙在鼓里的是，以韦国清为代表的广西军区对他们的军事镇压，其实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绿灯”放行的。1968年7月25日下午1时5分至6时15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主要领导接见了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份同志和军队部份干部，并对广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接见并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这次讲话后来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成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它标志了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决定抛弃为他们打倒刘少奇立下汗马功劳的“造反派”。
在这次接见中，所有中央首长讲话都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少有的，大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感。康生点名要“四二二”派的朱仁(自治区党校教员)站起来，首先就来了一通“下马威”：“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接着周恩来也说：“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在随后对“四二二”派其他代表的逐一点名指责中，也大多是这种不容分辩的、大帽子乱飞的训斥口吻，如：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周恩来等人更断言“四二二”已经被所谓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所控制。
于是，曾被周恩来、中央文革捧为“响当当造反派”的“四二二”在广西全军覆没。只见随着滔滔的洪水，一具一具的尸体漂浮上来。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断木和一些家禽尸体，如今的邕江河水驮浮的是广西千千万万的人尸，从南宁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时候，港澳地区的人们却发现了一具具尸体从上游漂来，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
韦国清等人马上明令沿江各县打捞尸体，每捞到一具，可以由公家报销人民币10元。
更多的尸体烂在了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之中。自1968年起的整整几年内，尽管省市革委会派人不断向各个地道口里喷射福马克林、六六六等强力消毒剂，南宁市区总是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腐臭味。
接下来，那个向韦国清口头请示这宗集体谋杀案的主角，联指的头目，在1970年被韦国清下令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狱中。
尾声：谁是直接杀人凶手？
消灭了省府南宁的反对派后，韦国清立刻马不停蹄地对剩下的各地“残余分子”进行斩尽杀绝。8月10日，军区下令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反对派的问题，马上调宜山、河池、巴马等9个县的“联指”武装会同6911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3000多人“进驻”凤山，以“强行收缴”武器为名，抓捕一万多人，而当时全县人口仅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经这一次围剿，就枪杀了1016人，占整个文革中死人人数1331人的77%。(《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7页)……
8月20日，桂林的反对派也被消灭，被直接杀死的有345人。反对派参加桂林市革委会的22个委员中，有19人被关进监狱。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军队和联指共抓获反对派9845人，关押期间动用15种刑罚审讯，又有近千人死于非命(同上，第119页)。
解放军南宁警备司令部于8月12日开始举办“活人展览”，将反对派26个所谓的“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进铁笼，当作禽兽展览，并组织了近五十万人参观。军队带头，各地纷纷仿效，一时抓反对派作“禽兽展览”风行全省，又有不少人惨死在铁笼内。
接着，全区的反对派只剩下一些“残匪”，例如凤山县的“残匪”居然跑入深山，军队故技重演，假称下山交枪一个不杀，并强迫“残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残匪”韦明景被父亲动员下山，第二天便成了枪口下的鬼(年仅17岁)，从此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广西军区派兵围剿那三兄弟，居然从1968年围剿到1982年。
在如此残忍的杀戮中，直接下手的凶手都是些什么人呢?在八十年代进行的复查中发现，除了数万军队奉命杀人外，最积极杀人的竟全是共产党员!据官方的统计：在整个广西的大屠杀中，有4万7千多共产党员参加直接杀人。官方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白纸黑字：“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二万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九千多人。”(132页)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