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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晚年披露杨尚昆杨白冰失势内幕

“我党党内腐败到如此程度,靠我党目前这种体制、这种做法去整治,不会有多大效果。我以为,香港政治统治模式,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权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别人不许向这个政权挑战。但港英当局给了香港居民相当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过政党、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舆论工具,有权监督港英政府官员,可以告发,可以检举,可以在公众面前使官员丑行曝光,政府官员处在居民的监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为。”

杜导正在《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披露,赵紫阳认为: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是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至于处境如此悲惨。书中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六四事件期间,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与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三足鼎立。更重要的是,杨还是军委副主席,手中握有枪杆子。图为1988年3月28日,赵紫阳、邓小平和杨尚昆出席七届人大代表会议

中午赵的秘书来电话,问下午我能否去赵处谈谈,我答应了。

下午3时20分抵赵处,在他的书房谈。他开宗明义,说,上两次你来言犹未了。你是记者,接触各方人物,了解情况多些,给我敞开说说。我说了一小时许,说了我党腐败问题,说了地方工业(国营部份)凋敝、地方财政枯竭,说了“六四”问题会在邓去世后提出,顺便说了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二杨”事件在地、军干部中的议论。

赵几次插话,后有大段谈话。要点如下:

一、“二杨”

邓南巡讲话及6月两次去首钢(首都钢铁公司)讲话,都说明邓对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体制很为不满。给人印象:要解决江、李体制。江、李那个时期,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工作也停下不做了。此时,杨尚昆、万里[1]误以为邓(小平)换江(泽民)、李(鹏)的决心下了,便做出以杨(尚昆)为首组成中共中央顾问小组的决定,以代替邓过世后做“最高权威”。万里也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邓小平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便是说有人要变!”

“十四大”前,邓权衡了利弊诸多因素后,看来最后下决心时,主张的倾向性有了变化。邓先倾向于撤换江(泽民)、李(鹏),后改为江(泽民)、李(鹏)不动。

邓此时看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大问题。不仅此时,恐有长时间了。第一个问题,他身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即能否继续下去?否则,他主张的改革开放错了,会有人起来批判他,将他定为罪人;第二个问题,他身后会提出“六四”问题,邓究竟错了?对了?负什么责任。这两个问题中,看来,邓想得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大潮,中国绝大部份人支持这个主张,别人反邓,很困难。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说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绝不会淡忘。这个问题太大了。邓内心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的。在“六四”问题上,李鹏不用说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账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便是江搞的。邓以为,维持江、李体制,“六四”问题在邓身后,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这种估计,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于处境如此悲惨。

二、腐败

我上次说过,最可怕的是我官员利用手中政权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会出现(“超额”、“超级”)的盘剥、敲诈等恶劣行为,引起人民极大反感。沿海经济高速发展,干部腐败问题没大陆尖锐,但人民富裕了,文化高了,这个问题也会尖锐起来。这个问题怎么办?看来自己有重病,靠自己动手治疗有困难。我党党内腐败到如此程度,靠我党目前这种体制、这种做法去整治,不会有多大效果。我以为,香港政治统治模式,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权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别人不许向这个政权挑战。但港英当局给了香港居民相当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过政党、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舆论工具,有权监督港英政府官员,可以告发,可以检举,可以在公众面前使官员丑行曝光,政府官员处在居民的监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为。蒋经国这个人物也了不起,临终前嘱办三条:开放党禁、两岸缓和、给“2.28”事件平反。这也是蒋经国高明之处。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权不许动、不能动,但个别人员可以撤换,可以选举,也可以罢免。这种思路就是执政党的地位不允许挑战,但执政党的官员可以变换,可以监督。这个办法看来是聪明的。

三、邓小平十几年改革开放,有大功

“六四”后,这条路线邓小平没有动摇,坚持下来了。1992年南巡讲话,都是过去他讲过的话,无什么新鲜语言、新鲜思想,但在当时那种国内时代背景下说这些话,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一面。另一面,即政治改革方面,邓一直坚持中共集权。党内他一贯不主张,也不赞成民主。他不喜欢别人提出意见,不喜欢民主协商。他说,美国那种民主,程序繁琐,效率很低。中共呢,一个政治局会议,将大问题拍板了,解决了,我们效率很高。邓常说,党内办事,只能有一个婆婆。这一套,大的思路仍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来源于革命战争中培养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前些年这个问题上,邓还开通些,现在年龄大了,僵化了,在他生前,已经不可能改变,不会改变。这样,便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大家都在议论、都在预测、都好象没办法的大问题。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这种不配套的体制是矛盾的,维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我插话说,新加坡李光耀,台湾蒋家父子,南朝鲜李承晚,都是政治独裁下维持国内安定的良好秩序,放开经济;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这时人民与执政党关系缓和了,这时再搞政治改革,开放民主与自由,执政党与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承受能力都强些,好似效果不错。赵说,人民生活富裕了,照样闹事,这样例子在世界上屡见不鲜,南朝鲜金泳三上台,泰国军人垮台,连缅甸都在变革。

四、预测

他说,江、李政体,是完全在一种突然的状况下产生的,这么多的问题,很难说他们能处理得了。我插话说,党内外高中级干部与知识分子多数,主观上还是寄希望于我党执政,希望我党能找到一条躲过可能危机的道路。即我们经济上去,政治改革也稳步进行,取得人民内心的支持、拥护。希望我党不要垮台。赵接着说,这中间有一个过渡形式问题,什么形式能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协调。他说,人民会去创造,我们多听听人民的意见,便会找到一个办法,当然这中间蕴藏着危险。

五、其它

“六四”后,邓有一次说到中国农村还是要走集体经济道路。这段话未向下传达。如传达,不得了。但这段话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在有利时机抛出来。邓也有政敌。

从下午3时20分谈到5时30分时,他看了看表说,在我这儿吃饭罢,边吃可以边谈。我说司机在门口,他说,也好,再谈一会儿。他又说下去,说到晚6时了,他说,你告诉司机回去,我们边吃边聊,我派车送你回去。他叫梁伯琪大姐来,让梁要车。一会儿,梁进来说,司机感冒,不能出车,我叫车队(指中南海中央车队)派车罢。赵接着谈写回忆录事。我说分两部份写,一部份是存档案的不能公开的数据,一部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东西。他说不好那样分开。他说,你上次提出写回忆录的意见后,我考虑过,觉得也可以,但数据不易掌握,工程量甚大,很费力。我说,记录下这些数据,可供今人或后人研究,这是你对历史的一种责任。当场我俩商定:搞一份“内部情况”,他手中已有一份完整的剪报数据;待他从广西回家,他、我、锡华商量一下,定个计划;先搜集资料,再初整理,再细整理,两三年内完成。晚饭,他要上茅台酒,我说汾酒,他斟酒给我。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烩饼,副食是青菜、腌黄瓜、牛肉土豆。清淡但营养不足,亦不精致。厨房、饭厅也不够整洁。不如萧洪达家,也不如我家。中共总书记啊!今天怎么活成这模样儿?我喝一杯酒,吃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半碗烩饼;他呢,喝酒两杯,吃几口菜,好似未吃饭。

饭后,来人说中南海车队派不出车来,因天晚了。

这有一种可能,天晚怕赵出事,故意推脱不派车。如若当年,不说梁伯琪夫人要车,就是赵亲戚用车,一句话,车队也屁滚尿流派车来了。对这些事,赵镇静自若,但绝顶聪明的他,不会没有感慨!他说了“我饭后派车送你!”竟然因专车司机病了便要不到车,只好叫妞妞到街上要来出租车将我送回万寿路!中国政治,可悲!

赵,一位当代世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仅被整得失去光彩,送朋友连一辆车也要不到,真使人哭笑不得。

赵,内心会何等悲伤啊!

1993年1月6日(星期三)

注释:

[1]万里(1916-),1936年加入中共。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摘自《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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