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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九一三前向林彪泄露了毛泽东南巡行踪

最早向黄永胜转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人是周恩来,且周恩来希望黄永胜能向林彪作作工作,作一个检讨,然后再向毛进言,以便设法缓和紧张的空气。按后来“两案”审判的标准来衡量,李作鹏向黄永胜汇报了毛的谈话内容,而黄永胜再向林彪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此黄永胜的行为构成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周恩来却是更早些就向黄永胜介绍了毛的南巡谈话,并要求黄向林进言作检讨,周恩来是否也应承担“泄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罪责?也属“反革命阴谋活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南巡的几个问题

(1)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这个问题以前较少有人予以论述。中共审核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说“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指毛泽东)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593)中央党校的于南则说“随着批林整风(原文如此,应为批陈整风--笔者注)运动的进展,毛泽东看到一些人的检查交代和揭发材料,觉察到林彪一伙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还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6月版页175)这些说法都过于笼统,且似是而非。原本在批陈整风会上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明确表态“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没有了,都处理完了。”会上还作了组织结论,毛泽东为何在4个月后又旧话重提出尔反尔呢?

邱会作回忆说:“1971年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毛主席那里的医务工作人员(军队卫生系统派去服务的)对我说过,康生、江青、张春桥到主席那里去了,谈了些问题,说了首长(军队几位领导)。医护人员说得很含蓄,但我一听就明白。我没有当回事儿,因为江青他们一贯在背后讲别人坏话,不足为怪。何况毛主席当面向我们说了,庐山问题在他那“都处理完了”。现在想起来,我是误判了。江青他们又在兴风作浪,挑唆毛主席整我们。”(页590-591)显然,1971年这个看似平静的夏天,上海帮们并未真正闲着,他们已然在中央高层得了势,下一步就是怎样扩大战果。中央原本预定在9月份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日后四届人大都是重要的会议,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三个上海帮的重要人物对毛泽东的进言在这个时刻也许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还有一个资料值得人们注意。原总参某部副部长熊向辉的孩子熊蕾回忆其父亲时谈及林彪事件。1971年7月9日熊随周恩来到中南海向毛汇报有关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谈判情况,会见中,毛却先问及总参传达批陈整风会的情况,毛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熊蕾《“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毛泽东》,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页82)据熊说,毛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军委办事组诸人没有在会上公开作检讨,会后也未下发云云。这则材料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笔者认为有两点应该予以指出:第一,熊蕾并非事件的当事人,他(她)不过是代替其父“回忆”那段历史,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大可值得怀疑。该文发表于1996年,而毛泽东接见熊向晖则是发生在1971年夏,时隔25年,熊蕾竟然可以大段大段地完整“回忆”出毛泽东与其父谈话的具体内容,实在匪夷所思,其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第二,退一万步说,就算确有毛熊谈话其事,撒谎者显然是毛,而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同意黄永胜等人检讨过关的是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安抚叶群的是毛,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人数和规模都是周恩来亲自请示毛确定下来的,会后如何向下传达也是根据毛的指示精神作的,完全不存在黄永胜等人背着毛泽东另搞一套。特别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进行的,周绝无可能对毛隐瞒。如果毛泽东假他人之口认为军委办事组检讨是假的,只能说明毛泽东打算再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重新挑起庐山会议的话题,开始为打倒林彪作好舆论和组织准备。所以,《毛泽东传》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毛要“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各地党政军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倒林”的基础上来。

(2)毛泽东挑唆刘丰斗林彪

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时隔多年后对邱会作讲述了当年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一个秘辛。邱会作回忆说:“刘丰看过我,说起了一件往事。1971年毛主席与刘丰等人第二次谈话时,说了一句让人很不理解但又必须表示拥护的话:“庐山问题其实还没有完,我非常不安,连睡觉都睡不着。”听到这个话,刘丰说:“因为庐山问题影响毛主席健康,那我们就要向林副主席提建议了,建议林副主席表一个态。”毛主席表现了异常的兴奋,说:“好!好!你们提!你们提什么意见都可以!你们的意见,我来转发全党。将来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刘丰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邱会作接着说:“我听了刘丰的话,心里发了一下怵。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整治,在做准备工作、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啊!他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紧张空气,恐嚇,威吓大家,说有人要“炸平庐山”啦,然后又叫江青一伙到华北会议、全国计划会议上去煽动,说有人预演政变啦。总而言之,毛主席造成紧张甚至是恐慌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一个个都害怕了,任听他“抛石头,挖墙脚,掺砂子”。最后毛主席又南巡了,背后发动中央委员们向林彪直接开火,他好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法呀!1966年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造成恐怖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他在背后叫一些人和刘少奇、邓小平去斗,他从中观察各方,坐收渔利。毛主席这一次用的还是这个手段。”(页594-595)

邱会作的这段回忆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点出了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肮脏、龌龊的手段,即挑动一批人斗争另一批人,然后从中观察、渔利,如此这般,屡试不爽。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以及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陶等等,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们细审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开始时还较为含蓄,听者不免费尽心机细细琢磨,而后来的谈话则干脆图穷匕现,毫无隐晦地将矛头对准林彪,唯恐手下大员们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毛泽东如此之作为恰恰是搞分裂和阴谋诡计的最佳写照。正如笔者前文所说的,卑鄙的手段只能达到卑鄙的目的。可笑的是,当今国内的御用党史学者们还是只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来思维和判断是非,毋宁悲乎?

(3)毛泽东南巡谈话在北京的传播

以往的官史众口一词地强调,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如何如何保密,而林彪一伙又是如何迫不及待地多方打探。前揭席宣、金春明书即说“林彪一伙十分焦急地打探毛泽东谈话的内容。9月6日,李作鹏利用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的机会,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处了解到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一回北京就紧急地向黄永胜、叶群作了密报。”(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219页)这个说法充其量只说对了一部分,而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向军委办事组透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

邱会作回忆说:

“1971年9月初,他接到了华国锋的报告,略为提到了毛主席谈的内容。为此,周恩来和黄永胜谈过一次,情况大概这样:

周恩来说,主席又提出了庐山会议问题,说还没有了结。庐山会议到现在一年多了,有的人总是不讲话是不行的……周恩来又说:林副主席在庐山上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讲几句,事情在山上就会处理得更好。今年4月“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副主席要是能说几句话,今天主席可能不会再提出这个问题。我过去就想向林副主席提个建议,出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开口。你们是否可以向他转达我这个意思。

黄永胜说:我们都说过了,特别是邱会作说得尖锐,他说林总要是不在适当的场合批评我们,或做几句自我批评,就有扼杀我们政治命运的可能!

因为黄永胜和周恩来谈话中涉及到我主张林彪作自我批评一事,他向我透露了他们谈的。我还想,黄永胜向北戴河打电话,也有周恩来交待的一层意思,即做一下林彪、叶群的思想工作,请林彪能在九届三

中全会上争取主动。周恩来在促和嘛,黄永胜谈这样的事,当然要说说毛主席那的最近情况了。”(页604-605)

显然,最早向黄永胜转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人是周恩来,且周恩来希望黄永胜能向林彪作作工作,作一个检讨,然后再向毛进言,以便设法缓和紧张的空气。按后来“两案”审判的标准来衡量,李作鹏向黄永胜汇报了毛的谈话内容,而黄永胜再向林彪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此黄永胜的行为构成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周恩来却是更早些就向黄永胜介绍了毛的南巡谈话,并要求黄向林进言作检讨,周恩来是否也应承担“泄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罪责?也属“反革命阴谋活动”?

(4)毛泽东为何不依不饶逼林彪作检讨?

毛泽东的手下几乎人人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检讨,唯独林彪是个例外。作检讨最多最深刻的恐怕就属周恩来了。单少杰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故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单少杰《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载华夏文摘增刊第560期,2007年3月6日)

如今国内出版的党史教材大都指责林彪自始至终都拒不检讨,似乎拒不检讨也是林彪的一项滔天大罪。《毛泽东传》如是说:“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但是,他(指林彪)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传》下卷第1590页)笔者反复思量,林彪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非要向毛泽东作检讨?要“表示悔改”呢?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报告了毛,得到毛的许可,讲话中虽然批评了张春桥,但按照毛的要求没有点张春桥的名。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在党内会议上发言,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章程,何错之有?难道林彪要自打嘴巴承认当初在庐山上批评张春桥批错了?要与文革极左派们共弃前嫌,向张春桥低头服输、痛改前非?退一万步说,就算林彪的讲话有不妥之处,党内也应允许就这个问题交由全党讨论,达成共识,岂能因为个别人的发言不合毛泽东之意就将其人打成反党反革命呢?毛泽东以权势压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迫害,以席宣、金春明为代表的国内党史工作者们对此可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林彪不是周恩来,林彪不会如周恩来般照单全收毛泽东对自己的指责,再上纲上线地自羞自辱。

林彪为什么不愿作检讨?因为,第一,林彪不认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何错误,没有错误为何要作检讨?第二,林彪认为一旦自己检讨或批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就是向江青、张春桥们低头,这也是林彪坚决不会做的。第三,一旦林彪作了自我作践式的检讨,毛泽东一定会批发全党,就如同文革初期毛泽东批转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一样,然后再一步步将刘少奇置之死地。殷鉴不远,林彪当然不愿如此步刘邓之后尘。邱会作对此有精辟的论述。邱说:“但我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的事,而是毛主席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他对别人要怎么整就怎么整,他对刘少奇这样,对林彪是这样,后来对邓小平也还是这样嘛!所以,即使林彪检讨了,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了庐山问题在他那都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就反悔了,要重新追究!这就是毛泽东啊!我把解决庐山问题的实质归纳成为毛泽东的思想意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他不要林彪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如果站在林彪立场上会怎么想?毛泽东如果要我林彪,那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要是不要我了,我的问题大得很呀,就连喝口水都可以噎死人!”(页602)

毛泽东之所以不依不饶地要林彪作检讨,就是要抓住林彪的“把柄”,成为一个随时可以打人的棍子,成为林彪犯错必须下台的根据。单少杰先生说“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显然,林彪拒绝作检讨,拒绝向毛泽东、江青低头,不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突显了林彪个性的刚强,也更显得难能可贵!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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