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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谈江青

作者:

江青(维基百科)

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杨银禄、阎长贵、赵柳恩、周淑英

访谈对象:马晓先(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

时间:2006年2月25日

◇初到江青处

李宇锋(简称:李):您是江青最后一位护士,在江青那里一直工作到她被隔离审查,还监看了她一段,从服务到监护,这种角色转换很有意思。现在就请你谈谈有关情况。

马晓先(简称:马):我的工作是护理,做具体的事情,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就是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点事。

就像前面她俩(赵柳恩、周淑英)说的,我们这些护士跟别的护士不一样,什么都管,超出了一般护士或一般保健护士工作的范围。

我想起来刚进十楼(钓鱼台十号楼——编者注)时候的那种感觉。感觉什么?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她起床,打铃。一听到铃声,护士就赶紧给她静悄悄地递杯子漱口,递体温表量体温,服务员就赶紧送开水,秘书就赶紧准备办公的文件,厨师就赶紧准备饭菜……就这一套吧,只要这铃声一响,十楼的人员整体地就动起来了。

当然,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挺好,互相配合,特别默契。我主要是接小赵(赵柳恩,马晓先的上一任)的班,交接班特别细。实际上,大事真的不多,但是细小的事特别多,而且往往出事还都出在这些细小的事上,这些事可能在别处不算什么,但是一到这儿真是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政治性的问题。而且我在的那段跟她们在的时候还有些不同,小周(周淑英)她们在的时候生活护理工作可能更多一些,我在这段感觉生活护理上没有特别苛刻的那些了。

赵柳恩(简称:赵):别的呢?

马:其他的都一样。

在这儿工作,汪东兴给我交代的就是:你只要组织上服从,把工作做好,不要多跟你们保健处领导汇报,也不要多给家里打电话,不要跟家里说,给单位领导也不要写条子,有事就直接找我和张耀祠。

我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你让我在这儿我就在,你不愿意让我在这儿我就走,随时可以。另外我来这儿之前有个思想准备,知道这儿工作难做。因为那时我已经照顾了李讷一年多,从李讷怀孕之前那次发烧我就开始照顾她,包括她怀孕以后整个孕期的护理、用药,还有产前的准备,这些都是我给照顾的。产后的恢复期,吃中药的调理,都是由我来护理的,直到她请了阿姨三四个月后我才离开。

从李讷那儿出来以后没多久,由我们的保健处长陪着,汪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到江青那儿工作。我说我爱人得了急性肝炎,全身都是黄的,真不适合到那儿去,要传染上这个责任怎么负啊?不要说我了,你组织上也得负责任啊!汪主任一听也有点害怕了:“那就算了,算了,我再找吧!”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又把我叫去了(这次陪我去的是傅成舟,他是我们的副主任),说你还就得去,她的条件:第一护士要科班出身的,第二要脾气好的,再就最好生过孩子的(因为对孩子要有耐心啊,对她照顾也得有耐心)。汪说你挺符合这些条件的。汪东兴说:“现在就需要你去她那儿。”我还在那儿嘀嘀咕咕呢,汪特别生气:“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你是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分配?”我说我服从是服从,可思想上不通啊!他说:“你思想上不通没关系,只要组织上服从就行。”

当时我没办法,就去了。第一印象我的记忆很平淡了,就是和她见个面,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像没说别的,连手都没握。

说实在的,在她那儿工作,我们很看重她的睡觉,只要她睡好了觉,我们大家都高兴。早上起来我们问她睡得怎么样,她说“还行”或者“还马马虎虎”,这马马虎虎也行了,她只要睡好了,脸上的表情就觉得还好。回头一跟其他工作人员说,大家都觉得挺高兴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走廊里铺的地毯,因为下面是地板,走起来难免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忘了是哪位工作人员,在地毯上用粉笔画了不少圈,标出有响声的部位,我们走的时候绕过那个圈不走,走空隙,怕响了以后又影响她睡眠。

我的脾气应该说是比较急的,但在她那工作你得又急又不急:她一打铃,你就得到,不快不行,不能让她打个两次三次的;但你走太快了就会喘,那又不行。我们就先走快点,等快到她面前了,定定神,平静平静,再进去。所以当时精神状态比较紧张。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当时我还有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生活习惯。老感觉特别累和困,最困的时候,我记得赵柳恩跟我交班,看着那些衣服,看着看着我都打瞌睡了。小赵说你不能打瞌睡,我说我都困得不行了。她就给我抓一大把茶叶放在玻璃杯里,加一点水,也就刚漫过茶叶,她说你喝点这个,半个小时就好。那个茶水特苦啊!别说,真的过了半个小时就挺精神的。以后我就有这个经验了,一困的时候我就照着她这个方法去做。

我们的工作当然是根据江青的生活习惯来安排,一般等她上床睡了,也早上五六点左右了,但这时候人一般很清醒啊,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说不睡吧,第二天要接班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拉上窗帘,吃上安眠药就睡了。那时候我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吃了个遍,没有我不吃的。过去我一觉睡六七个小时,醒来后头脑特清醒,工作效率也很高,后来在那儿我感觉生物钟全乱了。

在那儿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不能落下文字。所以我们交接班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什么时候该打什么针,哪个药该停了,我们都是口头交班,不能做什么记录。甚至萝卜吃了半个,那半个在冰箱里边,哪些毛巾、衣服在洗衣房,哪些没用过,在哪里放着,都得交代特别清楚。这些都是汪东兴,还有我们管护士工作的领导要求的,不许写日记,不许记文字的东西,因为要防止泄密。

我在江青那儿工作几年,我爱人一点儿都不知道。后来,都到了主席病危那时候了,有一次,我在家睡觉,江青那里来电话催我回去,我急匆匆唠叨了一句,他才猜出来我可能在江青那里工作。

当初我是生完女儿去她那儿上班的。女儿是3月份出生的,我是9月份到她那儿去的,歇了没几个月就到她那儿去了。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我在江青那儿干了三四年(包括后来对江青的监护),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我们根本不顾孩子,不顾家,什么都不顾了。有一次,我孩子感冒发烧流鼻血,嘀嗒、嘀嗒地流,我也顾不上,回来后看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你想我会有什么感觉?把孩子弄起来洗洗擦擦,弄个饼干盒子放在暖气上,让她醒来以后有吃的。跟我在一块的护士说:“你怎么敢这样对孩子啊?”我说怎么办呢?我又请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锁在屋里。我出去的时候就听孩子叭叭踹那个门,听着,听着,心里真是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旁观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的关系

李: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关系密切么?

马:在江青的心里,挺在意张春桥的。她在意的最早的是康生,后来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她要看电影就叫他们两人来,因为王洪文他自己有个屋子专门看电影,他老在家里看。

还有江青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能在那个地方。午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晚饭的时候,她就不像中午的时候那样,有时吃完晚饭就要去开会。我经过一次,她吃饭的时候把张春桥给叫来了,又让我到程师傅那儿给他准备一套碗筷。我想真不容易,因为她吃饭的时候不能旁边有人,不能旁边有嚼饭菜的那种声音,只能是放音乐或者是特安静。但那次张春桥就坐在她对面和她一起吃饭。他们是怎么分的菜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一直在谈事。

杨银禄(简称:杨):大概是开九大前,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他写了一部分给主席看,主席看了后不满意,让江青跟陈说你写的这个不行,不合口味,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他们两个吵的时候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没吭声,事后江青把他们两个叫到十楼,剋了一顿:“我是传达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还想绞缠绞缠,你们两个在那儿连个屁都不放,回去写检查!”张和姚真写了检查。

李:这个检查长吗?

杨:过我的手了,但我没看什么内容。就一两页,不太长。

马:在我们印象里面,一般张春桥不露什么表情,姚文元邋里邋遢,有时一边走一边穿衣服,衣冠不整。

王洪文有服务员,有护士。那会儿主席确实给他提供了非常非常优越的条件。王洪文是花花公子,根本不像党的副主席。

杨:张春桥、姚文元的秘书、警卫都是我们警卫局派的,不管从哪儿来的都是从警卫局中办那儿审查过来的。唯独王洪文的秘书、警卫是从上海带过来的。

◇主席逝世前后

马:在主席逝世前后江青有些事说一说。

从1976年8月20号起,主席身边有一个比较强的抢救小组在那儿值班,这个期间江青也经常去看看主席,她到底是怎么看我不知道。在这期间江青跟那儿的大夫说:“是不是给我也详细地查查身体?”大夫不敢违拗她,包括耳鼻喉科、口腔科全身给她查了一遍。

江青还告诉主席身边护士说:“你们要学会给主席擦汗。”

9月2号,就是主席去世的前一周,我们跟着她去大寨了。1975年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她去过一次,还在虎头山挖了一个备战沟。这次到大寨后她又去看,发现填平了,她特生气,把郭凤莲叫来,批评郭说:“你们落后了,你们骄傲了!”郭凤莲说:“我们挖好了涵洞,备战的时候可以当作防空洞,平时水涝的时候可以排水。”1975年她到大寨主要是照相,照了好几张她戴头巾拿锄头、铁锹的劳动照片,还有和群众一块捆玉米什么的照片。那次她是照相热。此外,还骑马什么的。这次到大寨,她知道主席病重了,没有骑马、照相什么的。9月5号,值班人员就接到了要我们返京的电话,大家就坐火车从阳泉赶往石家庄,到石家庄以后我们又坐飞机到北京,一共20多分钟的航程。

还记得在主席去世前,具体时间就搞不清了(校订者按:1976年8月28日),她还跑到小靳庄,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让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个代表知识青年给主席写信,写完信以后她说:“你们可以在信封上面写‘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当时还有一个女青年还写了一首诗也一块装到这个信封里头。她在小靳庄还召开了一个群众会。

在主席整个病重期间,有一天夜里大概11点钟左右,她跑到新华印刷厂去看望地震以后的生产情况。有天晚上又去了清华、北大校园,去看望师生们。她走到那儿我得跟到那儿,所以我觉得很累。

和主席去世有关的,我还记得两件事。

主席逝世后,一个是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染成了黑色,把毛衣什么的全都染成黑色,还订做了一套黑色礼服,一个很大的乔其纱黑纱巾,4条黑色手帕,都是乔其纱的,那种手帕因为不吸水,要是擦擦眼泪,擦擦汗很不方便。

再一个,主席去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放一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

以前江青跟我说过几句话,怎么提起来的也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很牢。有一次,她在我们楼的大厅跟我说:“你在我这儿工作,我是做政治工作的,是主席政治方面、国际方面的秘书。我这个人一般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到我这儿工作难道你不高兴吗?”她就这样问我。“不过在我这儿工作呀也是有风险的,到时候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不过也可能把我软禁起来。杀头我不怕,我就怕这个不死不活的把我养起来。”那阵我就是30岁左右吧,听了她这些话就觉得挺害怕的,我们都是和平年代过来的,当时没理会到这其中的真正的深刻含义,现在想想,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来说早就有这个精神准备了。

◇参与抓捕江青

马:后来就是抓江青的事了。我记得抓江青那天是个星期四,当时江青住在中南海的二○一。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正在后面洗自己的衣服,穿着双拖鞋。张耀祠就从前面绕过来,平时一般他很少到后边来的。我说,咦,您怎么来了?我感到很吃惊。他说:“小马跟我来一趟!”一看我穿着拖鞋呢,他说:“你把鞋换一下。”我就赶紧把衣服一撂也不洗了,然后回到房间把拖鞋换掉,跟着他后边走。我也没问他什么事,但是那时候吧我的心里就意识到有事,而且也意识到事情不会小。就跟着走,我也觉得没有必要问他,因为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是不多问。绕过走廊就到大厅的门口,他说:“你开开门咱们进去。”我一到门口呀,一看原来那么大的大厅,两边全站满了武装战士,而且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这事就严重了。张局长说:“开门进去。”我就把门开了,什么都没说就进去,张局长就跟到我后面进来了。我们进门以后,看到江青在那儿半躺着,她一般办公都是半躺着,一个脚垫踏着。我就站在那儿,张局长随后就跟她说:“现在我要向你宣布一下中央的决定……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宣布以后江青就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念一遍。”很短的几句话,张耀祠又给她念了一遍。她做了一下调整,就坐在那儿身子也没动,然后就低着头,但是能看得出来脑子在想,在琢磨这事。张耀祠说:“钥匙该交的你就交一下。”她说:“我交给谁呀?”“你就交给我。”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掏出钥匙来,装进一个牛皮纸的信封,然后拿订书机给订上,很从容的,然后写上“交华国锋同志收”。她自己就提出来说我要上趟厕所。张耀祠说:“你去吧!”她的厕所就在大厅的边上,她去了。这个时候张局长就跟我说:“给她准备准备东西。”我把她的衣服,换洗的,洗漱用品都给拣了一遍,拣好了给她装进箱子里,那时候因为经常往外跑干这些都熟练了,很快都收拾好了。收拾好后我就从她卧室出来了,出来一看她还在厕所,还没出来,这个时间大概得有10分钟吧。张耀祠就说:“你进去看看。”然后我就把厕所的门开开进去了。她正蹲在那儿发愣呢!我进去也没说什么,她也知道我的意思是催她。她就稍微想了想,看看我,没说什么话,然后就慢慢悠悠地起来,从卫生间里出来。这个过程我觉得她显得挺镇静,但是脑子里一直在疑惑,她脑子里一直在想问题,一直在想事情。我把大衣给她披上,她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拎着箱子。打开门,一看有一辆大红旗(我进去时还没有看到有车子),里面坐的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都是警卫团的,后来才知道有黄介元、马盼秋、高云江,高云江是押送江青小组的组长。坐在里面以后我记得一边是黄介元,一边是马盼秋,江青坐在中间,我坐在拉开的中间小座上。高云江坐副驾座上。

因为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天了,看不太清楚了,黑乎乎地就走了。

◇在地下室看管江青

李:从这一刻起,您和江青的角色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马:是啊!上了车,车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她也没问什么。车一路开,一直开进地下室,在地下室就转,转了半天。我们下车以后,进了一个房间,一看,我觉得我来过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半人多高水曲柳的墙,因为主席的遗体放在那儿的时候江青和姚文元去看过主席的遗体,我陪着去的,所以一进去我就看出来了,我想江青也应该看出来了。一进去,我和江青先在小屋子的床上坐了会儿,江青就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说我也不清楚,她又看看,那儿有个台历,看后她也没吭气。但是,我想她看后心里也已经有数了。

江青最初歇脚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值班室,有个大厅。她在套间里头,房间大概12到14平米,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有个水池子,有一间卫生间,有个澡盆,应该说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反正从那儿就开始了她的这种生活。

高云江向她宣布了几条规定:在这儿你没有报纸看,可以看书,有《毛选》,你要是想写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纸给你笔。反正给她规定了几条吧!她听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反驳。江青开始几天什么也不做,后来慢慢地,她就开始写点儿东西。

在生活上他们也给我交代了,说:“你现在不能再像以前做护士那样什么都照顾那么周到了,但是别人又不了解她,不好插手,你得在生活上招呼她,但又不能像护士那样亲近,要掌握这个尺度。在生活上,她自己可以自理的你要教她自己做。”

当时我的心里就感觉特别复杂!

李:完全可以想象您当时的感受。不知道江青本人怎么适应这个变化?

马:江青到了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

首先是吃饭,正餐是一荤两素一汤,开始她吃不下去,说这饭菜不想吃。不想吃工作人员就拿走,后来慢慢地她就吃点了,以后连窝头都要吃半个,一小碗米饭她能吃大半,就比较正常了,跟从前吃的量差不多。偶尔便秘,她还主动多吃点粗粮。我觉得她后来也想通了。

再就是睡觉。睡觉是她一贯的老大难问题,刚开始她可睡不着,折腾,就是把被子一会儿挪到这头来,一会儿挪到那头来,她也不知怎么好——睡不着啊!那都是硬板床,你想这么多年她哪里睡过这种床啊?睡不着就睡不着,睡不着觉了就看看书,拿《毛选》给她看,就是不能给她安眠药。她就整夜地不睡。我说那你在床上休息会儿,睡不着也躺在那儿休息。她也躺着,她也听我的,但她没有睡。因为她的门得敞着不能关,你想我们这都得是公开的,黄介元他们都在这儿坐着,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战士都在那儿站着,她不敢轻易地去说什么话。开始睡不着,后来熬着熬着不知不觉呼呼地也就睡了,人到那种程度也逼出来了。大概3个月以后,她的睡眠逐渐正常了,有规律了。每到晚上,她看我们人少了,比如我也去睡觉了,她也就在那儿和衣呼呼睡了。她从来不脱衣服。因为门不能关,大家都看着,所以她要换衣服就在卫生间小房里换。

江青生活上自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她不会洗衣服,没用过洗衣粉。我说你自己试着洗洗衣服。她说用什么洗啊,我说你就用洗衣粉洗。她拿来洗衣粉就往衣服上倒。我就告诉她,你不能这样,这样就把衣服弄坏了,你得先把衣服放到水池子里,然后把洗衣粉溶化到水里,衣服弄湿后再洗。因为她一开始已经倒了洗衣粉了,就直接把衣服弄湿后洗的,然后搓。她搓不干净,那也只好那样了,反正我告诉她了。后来,她又拿着抹布自己擦擦桌子,再擦擦床,都是慢慢地学,我开始也帮她弄弄,后来就不管了。我看到她写的日记(她写的东西都是公开的,都在那儿摆着),有一条说:“就连小马过去那么温和的、温顺的人,现在也要想骑在我的头上。”其实,我对她真没那么“横”,就是没以前那么体贴周到了。

在这期间,开始几天特别难过,因为我白天要陪她,晚上她不睡觉也得要在那儿陪她。她进到地下室的一个多礼拜,我每天就睡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我觉得压力比较大,精神上也不是太好。就觉得我这护士怎么又变成看守了?这是我的事吗?有时自己想不通,我本来睡觉就不好,又加上连续这么几天心里浮躁,想的东西乱七八糟理不出个头绪来,心里很烦。

于是想找他们要点安眠药,我觉得首先得把觉睡好。我就跟我们送饭的俞师傅说,你给我拿点药吧。他问什么药呀?我说治老毛病的。结果他给我送来了活血化瘀治月经的药。我一看说,你怎么给我送这个药啊?他说那送什么呀?我说治睡不着觉的安眠药。他说那我拿得来呀?他们不会给我的,我要给你送了还不惩治我呀?我也不能让你吃啊!我说不行啊,你要不给我拿来,时间长了我真觉得受不了啊!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有责任我自己担着。又过了一天,他给我带了6片速可眠,哎哟,当时看到速可眠我如获至宝!吃了那个药,睡了一觉缓过来了。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跟上面提出再找一个人替换一下,不然我真顶不下来——这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结束。整天也见不着太阳,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再好的东西我也吃不下去,他们看到我那样也不行了,后来就打了个报告。找谁呢?后来从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一个叫陈世冠的服务员,叫来给我替换一下,我觉得好多了。

李:她来了以后,你和她轮班是一个人12小时吗?

马:不是,平时她不能完全代替我,还是以我为主,她主要是在我睡觉时帮助盯一下。

李:那她盯一下是到套间里呢还是在值班室坐着呢?

马:她就在门口,江青这个门是从来都不关的,白天、晚上或睡觉时都是从来不关的,外面就是一个大厅,我们可以坐在门口也可以坐在大厅,因为套间里面没有椅子。

李:里面有一张床,有一张桌子?

马:对,还有一把椅子,但那椅子都是她坐的,所以我们一般都坐在门口。她的门都不关,她干什么我们都能看得见。她去厕所我都得跟着,以前她去厕所我也得跟着。

有一次,江青要一本杂志类的东西,我们没给她,好像是不允许给。给她看的就是1-4卷《毛选》,其他的不给看。她写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儿规定不许看的,那天正好她写完在那儿摆着,我搞卫生时看到了她写我的那几句,我看她的眼神和对她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以前,我在她那儿工作还算顺利的,她对我也发过脾气,可是对我还算不错,没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但该我注意的和做到的我都注意到了、做到了。

李:她这期间跟你谈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吗?不能一句话不说光待着吧?

马:唉呀,这个你觉得不应该是吧?

李:我觉得不应该,您想在这地下半年时间两人面对面什么话都不说,这很难让人想象。

马:实际上挺尴尬的。话呢可能也说,具体的也记不清了。她有时也问,但她问什么,我也都回答不知道。

李:她都问你什么呀?

马:她好像问过外面的谁,但我现在真的记不起来了。

李:是政治方面的、形势方面的吗?比如华国锋、邓小平如何如何?

马:她没问过邓小平他们。

李:她自己写东西的时间多吗?

马:不多。

李:她是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是简短的两三条呢?

马:就写两三条,想起来了就写,每次大概写个十几分钟吧。

李:她最后交上的东西你没看内容,但您看大概量有多大啊?

马:反正它每张纸也写不满,有时给她收一下,有点什么都给收走了。

李:大概有一寸多厚?

马:嗯,差不多。

李:上面也没什么抬头,如什么中央办公厅之类……

马:对,没什么抬头。铅笔写的。红蓝铅笔,一直是红蓝铅笔。她用惯了铅笔,她也不乱画。

李:在《毛选》上她没有什么批注?

马:没有,没有。《毛选》她就是翻翻看看,你想她什么时候过过这种生活呀?你在那儿监视着我,我在这儿坐着,那个滋味挺难受的。现在看来江青对我们是有戒心的,她对我们有戒心,我们对她也有戒心。

李:比如她也不给你聊点家常什么的?

马:不聊。

李:原来不聊,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会聊些家常啊?

马:原来还聊,这个时候反而不聊了。她会想:我跟小马一说话你墙那边又都知道,再说跟你说也没用啊!

李:这个期间有人来审讯吗?

马:我印象里对她好像组织过一次,这是黄介元他们组织的。我跟你们说黄介元的出面率是最高的。黄介元,年轻,有勇气,也敢说,比如交代江青干活,就说:“你怎么还不干?这就是你的工作!”她说:“我没干过。”“没干过有人教你啊!”都是这种话,别的也没有什么。

杨:黄介元当时是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脸色很严肃;第二个声音大、粗。

马:对,反正说出话来让人害怕,有一定的威力。

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审讯是吧?

马:在地下室没有。

李:有没有领导人下来?

马:没有。那时候就是保证她安全活着,不要出现什么事。

李:除了这几个看押人员外,再也没有什么外人进来?

马:没有,就有一个给她送饭的司机。

杨:送饭的是给你们送还是给她送啊?

马:给我们送也给她送。伙食标准都是一样的,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对了,我给他们提意见,我说在这儿太难受了,都3个月了不见太阳,就觉得人失去正常的状态了,能不能有什么调节一下?后来他们说:“就你这提议给我们批了个太阳能灯下来。”大家轮流坐在那儿照一照。我一直待在那儿3个月,后来中间让我回去了一趟。

◇江青在地下室关押期间的作息

李:她每天的作息时间怎么安排?

马:开始我觉得挺乱的,但所谓的乱就是她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折腾,她也不知怎么好。她也分不清白天黑夜,因为她没有表,有时问问我几点了。后来她睡眠逐渐好了,基本上有规律了,可能是在3个月以后,每天到了晚上她就去睡了。

李:她一般睡觉都在10点来钟?

马:10点钟她不会睡的,睡不着。大概十一二点睡吧,睡眠还可以,比我都好,有时还有点小呼噜。

李:从常人的角度考虑,人到这种时候比较孤独,这么大的命运转折的时候,会希望有人可以倾诉,特别是女性,是不是更需要一种排遣甚至宣泄?

马:她不,她跟一般人不一样,没听过她主动给人说什么。

李:你说她十一二点睡,那她早上几点起啊?

马:早上大概六七点钟,有时五六点钟醒来,但这个时候少,一般都是六七点钟起来,起来以后自己刷刷牙,洗洗脸,梳梳头,反正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弄,毛巾也是她自己洗,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很正常了。

李:7点30分早餐,这应该是很规律的吧?

马:对。然后,上午有时她自己在屋子里散散步,不出她的屋子,就从她的大屋子到卫生间,从卫生间到大屋子,来回这么走走,有时是背着手,像若有所思的样子,有时坐在椅子上翻翻书,有时就写写,一天基本上是这样。中午吃完饭她也睡会儿觉。大概躺一个小时,不一定能睡着,我们不叫她,她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

李:她上午和下午基本做的事都差不多,实际上是没事?

马:确实没事。她所谓的事就是吃饭、睡觉、散散步,然后看看东西,写点东西。

李:她躺着的时候多还是坐着的时候多?

马:差不多,两个比较起来还是躺着的时候多。坐的时候她坐在凳子上,桌子上有一摞书,还有纸、笔,就像在家里,但不像在家里办公,在这儿她就拿着一本书翻着。看书她都坐在凳子上,很少躺在床上看书,要躺就躺在床上一会儿。她这段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想看书就看书,想写东西就写东西,想散步就散步,想上厕所就上厕所,她只要不违规,我们一般不去管她。

开始她还是有些便秘,在马桶上时间挺长的。

李:她饭量怎么样?

马:开始她吃不下,有的东西拿过来最后又拿走了,不过我觉得这段时间不长,也就几天的时间,后来慢慢就吃了,跟过去吃的差不多,饭量还可以。一小碗米饭她能吃大半,后来我觉得她吃的还真不少。她自己也知道,她说大便还是有点干,还是多吃点粗粮。

别的我不管,我就是执行上面的政策,保证任务完成,保证她的安全。我的身份是护士,从医疗保健的角度出发,过去是保证她怎样健康,现在我就是要保证她安全,不出什么事。她有怨言只能给我发,我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待,弄得我比过去还累,本来交班以后可以睡个大觉,可是我现在只能坚持着、熬着。在表面上我又不能表现出疲劳、憔悴,所以我要求要照照光线什么的,以使自己精神点儿。

李:她有没有大吵大闹的时候?

马:没有。情绪上肯定有大的波动,但她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像有些人似的胡搅蛮缠。天天看她还是利利索索的,一点儿都不邋遢。

李:她的衣服这时候是不是都变成黑的了?

马:大部分是,也有蓝的。主席一去世她把所有的衣服,毛衣什么的都染成黑色的了。我在那儿的时候她都是穿自己的衣服。

秦城监狱之前,我接到命令给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她出来时穿什么衣服还给她带什么衣服,给她打理好,然后放在车上,我和她一块坐在车里走的。那天早上太阳特别好,光线也特别好,一直走了很远,走到秦城,就到监狱了……

◇把江青送到秦城监狱

李:请你把这个过程说细一点儿。

马:1977年4月10日,交接押送任务下来后,黄介元给我打了招呼。他说凌晨要转移地方了,先让我自己作好准备,把她身边的东西都拾掇好。我们一切都听黄介元的指挥,他问我:“你们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我说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就走到江青的门口(他一般就站在门口不进她的屋子),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戴上这个吧!”江青说:“好吧!”缓慢走进卫生间,出来后,顺从地戴上手铐。

我带着江青的衣物和她坐在一辆车里,她一路上没说一句话。

李:江青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马:没有。有时候外边传的跟实际情况有天地之别。她当时确实是很平静,她对于自己的道路好像早就料到了。到秦城监狱后,两名女狱警把她架进了牢房。

李:架进去的?

马:反正一边一个把她带进去了。监狱的人把江青带进去,我们向狱警介绍了江青的饮食和睡眠等,交接了衣物。送她的人就随着车回来了。

杨:路途中间听说她还要求解手?

马:她是说要解手,但押解的人告诉她很快就到了。

李:送到以后她就离开你的视线了?

马:对。

李:你当时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她了?

马:意识到了。但是我想国家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但是她不会有太多的自由,这个是肯定的。

从1976年10月6日到1977年4月10日,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四人帮”的任务胜利完成,总共187天。这6个多月,我都过糊涂了,一直以为是3个月,中间我只回过一次家。这一天是我几个月以来又可以呼吸清新空气、重新沐浴温暖阳光的难忘的一天。

◇多年后的一些感受

马:时隔这么多年,回想起来,在工作人员当中,我还算是遭罪少的。她平时好像没怎么说我什么。因为我是她要来的,几个条件都符合,又是科班出身的,又是有个孩子的,她又认为我的性格比较温柔,所以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总的来说,她的衣食住行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除了脾气不好外。而且我们觉得她在吃的方面还有一定的科学性,一般也没有什么高档东西;穿衣上不讲究什么时髦,只讲究如何保暖,衣服她不愿意穿太新的,里边的衬衣都是旧的,棉质的;擦脸霜是小药房配制的,她从来也不用化妆品。也没有戴过任何首饰;行呢,也就是坐车坐的时间长了,会让汽车停下来,我们扶着她散散步什么的。我们做她的护士肯定很累,是闲不住的,在家里闲不住,出去闲不住,车上也闲不住,但是你要想想她要求的服务内容和方式都是对保健很有益的、适时的。比如快到冬天了,秋末就把冬天的衣服给找出来了。冬天过了快到春天的时候,春天的衣服就都给准备出来了。我所说的这一套衣服不是一件两件,从衬衣到外衣、大衣都是搭配的,颜色都是顺色搭配的,我就觉得她这些都很讲究但又是合乎生理需要的,穿上以后又特别得体。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她的心灵手巧也是让人佩服的,你看她穿的衣服有一套蓝裙子,那是她自己设计的。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访,为了体现主席夫人的形象和中国自己民族服装的特色,她专门按照唐三彩的样子设计了一些衣服,圆领的服装,里面带个白边,她说这个代表民族的特色,她说:“我先来试穿。”这样她就把她的好多衬衫都改成没领的衬衫,还建议女战士的衬衣、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衣服也都改成这样的。她做这套衣服的时候,问我们这样好不好,我觉得这样也挺新颖的,说那就试试。后来浩亮、于会泳他们几个还按她的要求给弄了两套假发,她当时是想弄两个辫子给盘上去,我的理解她主要是想显得高雅一点。这个我们说看着不习惯呀,她后来就没穿出去。这意见她是听进去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实际上她不是光为她个人美,也是考虑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江青一边在马桶上蹲着一边还看文件,有的还送主席参阅。当然,我觉得她对自己是高估了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她把邓小平叫到十楼来,当面指着邓小平的鼻子说:“嗯,主席对你三七开,对我四六开我就满足了。”意思是主席对你够好的了。

不管怎么说,我对在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这些经历都不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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