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遗产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了。在他逝世２７天以后，他的夫人江青和其他三位文革领导骨干被捕。持续十年的文革随之结束。
文革结束以后，毛泽东留下了的遗产很丰富，他主要的遗产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政权。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他的遗产中有两大问题，一是贫穷；二是专制。这两大问题都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在短时期内很难解决这两个问题。然而，三十多年后，中国的变化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中国是怎样从文革困境中走出来的？毛留下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解决了？今天我就这个问题试作探讨。
一，毛泽东的经济遗产
１９４９年以后，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在和平环境下，基数很低的国民经济，自然有一个快速的增长〔１〕。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１９５５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４.７％，１９８０年这个比重下降到２.５％。１９７６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１３４.４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０.７％。〔２〕
物资极度匮乏。粮、布、糖、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各种票证成了比人民币更为重要的“特种货币”。
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３〕从农民身上积累工业建设的资金，从而把农村推向贫困。农业集体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直到１９７８年才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从１９５３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民基本上没有吃饱过。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成了光秃秃的“和尚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年收入仅有７６元（按当年汇价１美元１.７２元人民币计算，合４４.２美元，平均每天０.１２美元〔４〕），其中两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低于５０元。１９７８年，中国农民中，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５〕１９７８年，生活水平不如１９５０年代前期（即农业集体化以前）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１９３６年。〔６〕
在毛泽东时代，城乡差别很大。那么，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５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按当年汇率１.９７计算，为２１美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居民家庭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旧平房里的情况十分普遍。１９５０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
工人工作环境很恶劣。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４日天津劳动卫生防治院向我提供了一个调查材料证明，工人劳动保护很差，职业病很普遍，不少工人因工中毒。天津化工厂电解车间８５人中有７６人汞吸收，占总人数的７９％。
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节衣缩食，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这是因为：消灭了私有经济，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政权直接组织经济活动。
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活动，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
计划经济体制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７〕。在资源配置上用人们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计划决策失误不断地造成巨额浪费。更重要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懒惰之风盛行。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创新精神被压抑。经济机体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为了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要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二，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在王权专制时代，由于交通、通讯、武器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皇权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还有荒蛮之地，化外之民。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靠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党内不同意见很难表达，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力量很微弱。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的车间、班组和广大农村的田头、地角，深入到所有的机关、学校和一切单位。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俯首听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由于对各级领导人缺乏监督，特权就不断发展。官僚特权造就了严重的官民矛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是想解决官僚特权问题。然而，他不是建立权力制衡制度来阻止特权，而是用没有制衡的最高权力来制止官僚的特权，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以后官僚特权进一步发展。
政治遗产的灵魂是理论遗产。毛泽东的理论遗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阶级以后，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开展阶级斗争，甚至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的理论遗产构成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多年来，为了将意识形态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施行严密的舆论控制。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最高权力中心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集中智慧，全力论证党政策、路线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极尽才华，歌诵党和领袖；一切新闻机构，都夜以继日地发布证实党英明、正确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任务。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力。通过组织手段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人们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党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国人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光谱
文革结束后，人们期待改变极度贫困和极端严酷的政治，期待一场大的变革。
然而，变革的方向和深度，要由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来决定。文革结束以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左右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力量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体制。
粉碎“四人帮”，使得这股力量大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毛晚年的路线在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基础。
第二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在政治上松动一些，经济上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
第三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文革结束之后，还没有人敢说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第四种力量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一种主张彻底的改革的力量。这就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刚结束时，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主流社会，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只是在民间和少数知识分子有这种主张。
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和坚持毛晚年路线的人们，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力量。中国的前途不是由每一种力量单独决定的，是由四种力量角逐中形成的合力来决定。
前三种力量，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坚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只有第四种力量主张建立民主制度。在第四种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前三种力量围绕经济改革的目标相互斗争。一旦第四种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时，前三种政治力量就联合起来共同打压。
◇如何摆脱历史惯性
如何处理毛泽东的遗产，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大的建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他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谈揭批“四人帮”时说：“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４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显然体现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意图。华国锋还发表文章，提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８〕。
尽管华国锋下台时加在他头上的几条“罪状”十分牵强，尽管在他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在酝酿，但是，“两个凡是”的负作用还是不能否认的。
“两个凡是”的提出无疑有历史惯性的作用。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为毛的体制作出了合法性的注释。多年靠这种意识形态维持权力的官员，不少人支持毛的体制。大批对这种意识形态深信不疑的政治愚民，也是毛体制的盲目支持者。对毛泽东的迷信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细胞和血液之中，谁敢说毛主席的话不是真理？谁敢对“最高指示”有半点迟疑？当时，挑战毛泽东的体制就会危及身家性命。华国锋虽然有抓捕毛夫人江青的勇气，却没有摆脱历史惯性力量。
在“两个凡是”的约束下，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华国锋要求各地建设“大寨县”，坚持农业集体化，反对农村包产到户。
揭、批“四人帮”还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掌握权力以后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当时需要揭批的是“四人帮”的政治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政治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这种批判在政治和理论上形成了无比尴尬的局面。
当时的报刊的宣传逻辑混乱，牵强附会。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９〕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１０〕。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于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９日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６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关押了几年，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被枪毙。华国锋主政期间，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这些被杀的人，多数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下来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很难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
当时很多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和撤销邓小平职务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必须向“两个凡是”挑战。在高层，邓小平是向“两个凡是”挑战的代表人物。
当时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邓小平用政治智慧规避了风险。他用抬高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来降低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１１〕。他在“必须世世代代地”这个豪华的包装中，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漂亮的却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他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１２〕
然而，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权威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超级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送走了一个毛泽东，又再造一个“毛泽东”。这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就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十年来，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这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是孙长江、胡福明，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关键作用。
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明辨是非。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包含着一个重要任务——真实地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就要颠覆几十年来官方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编定的历史教科书。执政者不允许这样做。这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设置了障碍。
不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破除了对毛泽东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现在终于要砸碎精神枷锁！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枷锁一旦松动，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猛烈冲击着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其标志就是“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西单墙是民间的，理论务虚会是官方的。什么是惯性？牛顿惯性定律：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物体会一直保持原来的运动或静止状态。对毛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来说，民主浪潮就是扭转历史惯性的外力。
“西单墙”，是从北京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毛泽东时代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结束后，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从１９７８年春天开始，长安街北侧的这段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求救文字的园地，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政治诉求。小字报、大字报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这段墙就被人称为“民主墙”。北京的“民主墙”的影响到全国，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民主墙”。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冤案无处申诉的怨忿。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寓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黄翔的《火神交响诗》，提出“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乱和拆毁”。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
“西单墙”继续发展。出现了各种民间报刊。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天津“觉悟社”，等等。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在讨论会上演讲者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
与民间民主浪潮相呼应，在理论工作者中间也发出了强烈的民主呼声。这就是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
理论务虚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２日（中间过年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第二阶段计划从３月开到４月。
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号召大家，“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１３〕邓小平也指示这个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讨论者的发言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理论工作者发言尖锐，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检讨，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合流，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浪潮。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６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１４〕叶剑英１２月１３日的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１２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还要借用党内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苏学为体”“西学为用”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对毛时代的激烈批判，“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高层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高层一些人对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很不满意。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１５〕邓小平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担心局势失去控制，他也受到了来自党内多方面的压力。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２月２２日结束。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邓小平作报告，听众不仅仅是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几百人，在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整个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感到，这是向全党、全国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动员大会。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中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１６〕
邓小平当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稳定社会，为了稳固政权，如果国家出现乱局，不仅不可能改革开放，局面也难以收拾。“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一切资源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唯一能控制局面的力量，中国的问题还得由共产党来解决，即由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来解决。这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也是当时中央高层的共识。然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理解为坚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如果真的全盘继承毛泽东体制和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改革开放了。为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诠释。共产党的教科书上将社会主义定为几个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邓小平不提这些，却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１７〕
为了维持稳定，三四月间，北京抓了几个人，刹住了“西单墙”引起的民主浪潮。各地也逮捕了一些人。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６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自１２月８日起，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大字报。与“民主墙”同时出现的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也消失了。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４５条，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同年８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近３０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就必须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以后，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１０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初稿形成后交给党内４０００名高级干部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７次修改才定稿。１９８１年６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达成妥协、取得共识的过程。
《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时期。晚年的毛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说《决议》是一部历史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党内高层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遗产，在经济体制上，推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１９８７年，赵紫阳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坚持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经验。这类似清朝末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１８〕“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体制，“西学为用”，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层面的经验，强化晚清的政治体制，巩固晚清的政权。在邓小平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学为体”，改革开放就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制度。由于这个制度来自苏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经验，发展经济，以此来巩固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改革开放，使得多年被压制的社会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再加上吸收西方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使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的趋势。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举世公认的成绩。这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造就的奇迹，这是多年禁锢的劳动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必然出现的奇迹。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摆脱多年极度贫困的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各种政治力量都有共识。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旦作为最高的共识，就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取代，就出现了社会宽松的效果：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贱民及其家属上亿人取得了政治平等的地位，这是一次了不起的人道主义壮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对外开放。这就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的自由带动了政治体制有所改善：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最高领导集团中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地方政府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虽然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但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巨大进步。但是，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繁荣背后还隐藏着危机。
◇权力市场经济
毛泽东提出“当权派”这一概念，就包含着官民对立的意思。对中国来说，这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僚们，控制着全国的一切资源，普通民众只能接受官僚的支配。这种体制很容易产生官僚特权。毛泽东动员群众揭露和批判官僚制的弊端，企图通过“继续革命”来克服。然而，毛泽东不可能承认，官僚特权的形成，是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思想垄断的结果，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文革不仅不能触动“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个制度，反而还要强化这个制度，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
中国的官僚体系是一种纵向命令、层层授权的等级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这种制度称为科层制，也叫官僚制。中国社会学家孙越生指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１９〕。作为公共国家，官僚体系承担着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不断完善、加强对权力的制衡，才能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才能克服官僚制的弊端。文革初期，毛泽东号召群众按巴黎公社原则“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以后靠谁来管理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最后还得把官僚们请回来。所以，文革最后胜利者必然是官僚集团。
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体系的过程，是中国的官僚制度迅速发展和急剧膨胀的过程，形成了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庞大、最强壮、最细密的官僚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全面强化了官僚制度。官员队伍的膨胀就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官员队伍的膨胀从１９７０年重建政权机构时就开始了，到改革开放时期更加严重。
官员过多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太大的压力，又使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多少年来，当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精简机构，压缩人员。但是，官员人数还是越来越多，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就业人数〔２０〕（年底数）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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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人数
１９６５２８７
１９７５３５７.６
１９７９４５１
１９８０４７７.１
１９８１５０６.７
１９８５７９９
１９８６８７２
１９８７９２５
１９８８９７１
１９８９１０２２
１９９５１２４８
文革初期，党政机关受到冲击，上述财政供养的非事业单位的人数降到２４０万以下。恢复秩序以后，官员人数迅速膨胀，１９７５年达３５７.６万人。以后经过多次精简和多次扩张。１９９６年为了精简政府机构，将一些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单位划为事业单位（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事业单位的费用不在“国家行政管理费用”中开支，因此公务员人数有所减少。但是，１９９６年公务员还有１０９６万人。〔２１〕
在公务员数量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１９９６年以后的数据我没有拿到，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的膨胀也大体可以看到官僚体制的膨胀状况：
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２２〕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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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数量
１９７８４９.１
１９８５１４３.６
１９９０３０３.１
１９９３５３５.８
１９９４７２９.４
１９９５８７２.７
１９９６１０４０.８
２０００１７８７.６
２００５２８８３.５
２００６３３５５.８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２００６年的国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是１９７８年的６８.３５倍！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的没有“国家行政管理费用”这一项，而有“一般公共服务”，这应当是和“国家行政管理费用”相当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数据是：２００７年８５１４.２亿元；２００８年９７９５.９亿元；２００９年９１６４.２亿元；２０１０年９３３７.２亿元，２０１１年１０９８７.８亿元；２０１２年为１２８９０.８亿元；２０１４年为１３８７６.２亿元。〔２３〕７年增长了６３％。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造成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在官僚队伍膨胀的同时，警察队伍也大加膨胀。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时，说“警力不够”，就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后来就加快扩充警察队伍。１９９２年扩充到１３０万人。到新世纪，扩充到数百万人。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摘要》中，有几个年度在“各地财政支出分项数”中公布了“武装警察部队支出”，现摘其数字列表如下：
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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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数量
１９９７５６，１１１
１９９８１０４，６３２
２００２２０８，５２２
２００３２４２，４４１
２００４３０９，３０７
２００５４１０，７０８
２００６６２６，４５９
资料来源：从历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中摘取。
上表中的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地方合计）不包括中央一级武装警察的支出。从上表中可看出“武装警察部队支出”增速度之快。在２００６年以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这个数字。２００６以后更加强调维稳，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费用，这个数据一定增长更快。
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互动：改革开放为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扭曲了改革进程。
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改革结果，就造成了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所谓权力市场经济，即国家行政权力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而这种权力，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没有经过大的改革的权力体系，是不受制衡的权力体系。有人将权力市场经济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政府行为又不受宪法的约束。政府主导实际是官僚集团主导。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官僚集团用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规则被官僚集团的意志严重扭曲。
权力市场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失去社会公正。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扭转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局面，几千万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农民失去了土地；两亿多农民在城市做工，却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经济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权贵们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营养的部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者和无权者进行交易，必定前者胜，后者败。这样，财富就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一些权力中心成了填不满的吸金黑洞。因此，在大量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当中，就产生了“仇官”和“仇富”情绪。
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权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权力控制市场、操纵交易、权力本身也进入了市场。权力操纵资本，资本收买权力。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万家企业不得不“购买”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贵的“商品”。权力越大，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容易发财。
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有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过程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是一张人事关系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黑网。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
在权力不受制衡的同时，资本的贪婪也没有受到节制。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其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批判资本贪婪的著作汗牛充栋。马克思说过“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人们今天在利用资本的时候，却忘了资本贪婪的这一面。黑砖窑事件〔２４〕、毒奶事件〔２５〕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资本报酬挤压劳动报酬。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１９９０年５３.４％，２００７年为３９.７４％。７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１１.６６个百分点，和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相对应的是资本报酬所占的比重上升。〔２６〕
资本的贪婪和权力的滥用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超级富豪的队伍逐渐壮大。中国的超级富豪中很多是权力和资本幕后交媾的产物。
与富可敌国的权贵集团相对应的是庞大贫困群体。如果采用世界银行用每天人均消费低于１美元作为国际贫困标准算，中国贫困人口远远超过１亿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２７〕
中共中央一直反腐败，而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这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只要权力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存在，腐败分子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制度性腐败的土壤滋生了权贵阶层。由于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为权贵阶层造就了巨大的利益，还在继续造就利益，权贵阶层就力图保持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更加坚持“苏学为体”，千方百计地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描述这个制度。他这个说法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尖锐性。但是，这一说法误读了资本主义，也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这个制度。
◇第五个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体系”和“制度”在英语中是一个词（system），这说明，中共中央要着手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制度，决不是沿袭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决不是已经被俄国和东欧废除的苏式制度，也决不是制造不平等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那是什么制度呢？只能是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中国仁人志士渴望了百年的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中国早就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即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防止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民众的暴君，让权力和资本成为广大民众的福祉。如果真正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中国就要走出“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死胡同，就要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的陷阱，就会实现现代制度文明。
当然，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一个问题就前进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向目的地。问题导向，步步前进，必须是主动的，自觉的。如果没有自觉的、主动的和平渐进，矛盾不断积累，就可能发生突变。突变的前景是不可知的，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