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受到了党内的普遍支持。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华国锋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
1978年冬，华国锋参加北京密云水库的维护
2015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了李海文老师的文章《华国锋谈史传写作》。文章中谈到了华国锋的辞职问题，华国锋自己说：“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事先和叶帅说了。有的说我傻瓜。有的说我太老实。我没有后悔。”
读了这个细节，我相信华国锋说的是实话。前不久，我在整理于浩成先生所存资料时，看到了1979年邓力群的《访日归来的思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段话对我触动很大：
“有的日本人说，你们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今天这样整，明天那样整呢?华国锋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要折腾了，再折腾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就要没有希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也常常变。日本政局比较稳定，也有变动，内阁改组，党派斗争，屡见不鲜。可是这种变动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我们党内、国内今后也还会有斗争。但是应当使这种斗争不是阻碍、而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月末，我到李海文老师家取材料，我和她说了邓力群报告中华国锋说的“我们再也不要折腾了，再折腾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就要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时，她说，下个月我有一篇文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上面就有这方面的内容。
华国锋不愿再在党内就权利问题进行缠斗。此前，他也曾试图斗争过，78年他想搞海军阅兵，但被叫停。79年在对越问题上他反对动用武力，但邓小平坚持。他知道部队不听自己的。作为政治家，他对时局的认识是清楚的，去意恐怕早有，这说明华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请辞之前他还是和支持他的叶帅吐露了心曲，虽然，我们看不到和叶帅谈话的内容，但可以肯定地说，叶帅是不同意他辞职的，要不何来“傻瓜”之说呢?
这个细节，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鲜为人知，特别是省部级干部中有一些人认为华国锋没有自知之明，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恐怕还会给他保留一个政治局委员。其实他们不知道华国锋是要“坚决辞掉一切职务”的，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前几年，我在整理黑龙江省老省长陈雷的一些谈话资料时，看到了他的一个谈话，在这个谈话中他谈到了1977年12月6日，汪东兴给黑龙江省打来电话，电话通知刘光涛、张林池、杨易辰、于洪亮、李力安、陈雷6个人到北京开会。陈雷回忆说：
1977年的冬天，杨易晨通知我，说中央要找我们省的领导谈话。我问都有谁?杨易辰说，还有他、刘光涛、张林池。我一想，人家都是省级领导，我现在才是个厅级干部，不是省级呀。既然中央点名让我去，就必有原因吧。到了北京，我们住进北京饭店。一天夜里，中央领导要找我们谈话。黑天里，汽车把我们送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是西山，这里有一个中央的秘密工作地点，外人是不知道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这时华国锋是党中央主席，但是他也听邓小平的。
中央领导先听了我们介绍黑龙江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经济生产，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整肃“文革”流毒，清洗“造反派”等工作。邓小平同志对我们说，新的形势要求加强省的工作，黑龙江省的领导班子必须调整。宣布中央决定撤消刘光涛的职务，工作另行安排，到长江航运局当一把手。刘光涛省革委会主任由杨易晨接替，主管省委工作。原来杨易晨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由我接替，主持省政府工作。张林池也撤消省革委会副主任之职，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任农垦部、农业部副部长。
中央宣布了任命决定以后，我们返回北京饭店，刘光涛无精打采。第二天一早，刘光涛找我，让我帮助他。他说他不打算去长江航运局，那里的航运总部设在武汉，一把手也得受湖北省领导，觉得丢面子。我的正式任命都没有下来，我也没有权哪!怎么好帮忙呢?他让我给说说好话，我说：“行。”因为我在建委工作时，如建涤伦厂和飞机场向省委打报告，省委认为挺好，刘光涛还写了批示，从这方面来看，他对我的工作是支持的，不是刁难，所以对他的印象比较好。可是他不从长远想，不能激流勇退，不服从中央的安排，这一点就不好，如果在长江航运局好好干，干出成绩来，还会有提升的机会。他没有自知之明，又没有踏实工作的准备，所以不行，李德生就有自知之明，文革中他是中央副主席，“四人帮”一垮台，他马上提出辞职，他因为没有野心，给他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最后。华国锋就没有自知之明，如果他主动要求下来，至少能保持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他在粉碎“四人帮”时是立了功的，起重要作用。他是被逼下去的，所以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位置。刘光涛不服从分配，最后也只按省军区政委的待遇在省军区休养至今，只是占了一座好房子。再说，刘光涛跟造反派干了那么多年，也是有错误和不可推卸的责任。退居三舍，后来才可能再上去，就是这个道理。
通过这个材料，可以看出，当时一些高级干部并不知道华国锋是主动请辞，而且还是“坚决辞掉一切职务”的情况。陈雷说李德胜是文革后请辞中央副主席一职的说法是不对的，林彪事件后的1974他就辞去副主席职务，对此毛是有批示的。
陈雷说“他是被逼下去的”这话也确实说出了一些实情。
邓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其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九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共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集中批评了华国锋。11月19日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一共讲了五点，其中第二点谈了自己对华国锋所犯错误的基本看法，他说：
我首先想说，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万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只剩下1万8千人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四十多年来，国锋同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
这个长篇讲话现在看来有一些过头话，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和一些老干部的做法大有不同，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其新作《亲历拨乱反正》一书中回忆：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他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胡耀邦的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是最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关于华国锋对胡耀邦的这个发言有什么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对胡耀邦肯定是理解的，因为他深知党内斗争的规则，他的去留这不是胡耀邦所能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海文文章中说的“他寡言少语，为人宽厚，不愿意讲别人的坏话，这为我们还原历史增加了困难”。
华国锋退党
华国锋死后才被公众了解，他在生前已经退党。2001年，日本《朝日新闻》首次报导了华国锋已经退党的消息。
据悉，华国锋在退党声明里说：〝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
当年中共也是打着〝反腐败、反专制〞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然而，中共执政50多年来，坚持一党独裁、压制人权、剥夺人民的自由、贪污腐败、滥用司法，比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5年，又有多家外媒相继报导说：华国锋以中共背叛农民和工人正当权益，和中共代表贪官利益、代表资本家利益为由，向胡锦涛提出退党。还有媒体报导说，追随华国锋一起提交退党报告的还有：原华国锋办公室主任、华的老警卫员、华国锋的机要秘书、华的专职司机。这实际上是一个党支部的集体退党。
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对华国锋退党一事讳莫如深，但也不敢公开否认。在2001年11月6日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一名日本记者向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提问：〝华国锋是否要求退党？〞
朱邦造顾左右而言它：〝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的范围，以后不要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这种问题。〞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朱邦造的躲闪，正说明这一事件不是捕风捉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