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期间再度出山，对于上山下乡持支持态度
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上山下乡一直是持支持态度的，并积极组织实施了大批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６年文革的爆发。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以后，邓小平成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失去了继续当政的权利和自由。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３年期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直到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才再次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同年８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２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１９７５年１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全面整顿的期间，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同样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１２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青代表在１０月２０日写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在信里他们表示要牢固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新农民等等。
这封信发表的前一天，邓小平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毛泽东也于同日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那时，邓小平对于上山下乡是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邓小平在文革前当政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一直是上山下乡的积极支持者、倡导者、实施者。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以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出现了中小学毕业生的比例严重失调，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骤然增加的问题。为此，《人民日报》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３日发表了题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首次提出了由政府出面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务农的设想。这就是日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以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等等，造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大滑坡。１９６２年６月，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对于精简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实际执行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农场能够容纳城市需要就业的学生有限，国家安置一个人需要国家财政支付１０００元左右。到１９６３年５月底，原计划安排到农林场的３３．２万人，只完成了１５．４万人。
１９６３年５月浙江省委批转了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这份文件在下达全省各地（市）县委的同时，也上报到中央。嘉兴县的经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把自己的想法先和谭震林副总理进行了交流。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１０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副总理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谭震林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３２页）
１９６４年１月９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邓小平对搞好插队问题再一次发表了重要讲话：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１００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２００元。插场每人则要１０００元，如果１００万人插场的话，需要１０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邓小平认为，应该集中安置，结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３７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因为它投入少，解决的人口数量大，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渠道，还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作用。这就是以后形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最终形成了中央文件。
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在以后的文革期间是上山下乡的一种主要途径。邓小平是这种形式倡导者、支持者、推动者。
一切都是在探索中前行。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了，邓小平下台了。那些在文革前辈安置的下乡青年们“一些对于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７７４页）
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比文革前规模更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此时，邓小平还在江西南昌的一家工厂里接受劳动改造。
如何看待文革前期的上山下乡，至今还有分歧。
对于文革前的那段历史，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二、文革后期再次被打倒，文革后再次出山，对于上山下乡的看法有了转变
１９７６年４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直到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原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解决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是在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８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１亿人，平均１人不到１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１３８页）
开辟新的经济领域，从解决就业角度来解决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新的时期的新的想法。他没有坚持自己在文革前对于安置城市青年下乡的想法和做法。而是另辟蹊径，在找寻一条事关上千万家庭和青年“重生”的路径。
在１９７８年，中国进入拨乱反正、转型经济建设。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一天就可以实现的。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因为是毛泽东生前发过指示的，很难在短时间里形成一种共识：究竟对不对，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长时期来的传统观念以及害怕惹上“砍旗”罪名，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进展不大。最明显的是当年１２月的国务院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纪要》和《规定》。在这些文件里继续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强调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场知青转为农垦工人安心边疆、农村建设，插队落户的知青就地落实政策。
这次会议对于国营农场知青的安置办法是导致云南知青在当年１０月要求回城写信给邓小平并开始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以后，又一次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云南农场发生这场风波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而引发的近因则是，他们看到新下发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上规定‘按国家计划分配在农场工作的城镇知识青年都是国家职工’，感到再按病退、困退办法回城的路子被堵死了；又得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企图通过请愿、罢工向上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开放农场知青回城的渠道。”（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１５０页）
同样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被称为与《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一书姐妹篇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在讲到“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早在１９７８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２００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１４８页）
一个中央的工作会议，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一项政策，由于没有很好地推敲和研究，造成的结果是一场全体知青奋起的大返城。由云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调查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３日写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里也讲到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影响：“１２月２５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处理云南知青请愿问题的３条电话统通知，经过广泛深入传达，部分人开始复工。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复工，但是仍有２４０００人继续坚持罢工。他们说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满。丁惠民的复工电报于１月７日、８日传到西双版纳各农场，没有发生多大效果。只有两个场（景洪、勐养）复了工，有三个场（勐腊、勐满、勐棒）说是复了工，实际上并未复工；有两个场（东风、橄榄坝）仍然坚持罢工；有一个场（黎明）原来没有罢工，１月１０日有４００人宣布罢工。他们说，丁惠民代表不了他们，不听他的。形势还未稳定。现在，不少青年纷纷卖掉家具、行李、自行离场，返回城市；在场青年，大多数也不出工；勐定农场青年给四川、上海市委发出电报，如不答复返城时间，准备再次绝食，后经劝说未再绝食。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５、６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在云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的浪潮下，这次会议和制定的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意义。这样的结果是会议的参加者们所无法预计的。
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１０月３１日）前的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在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知青就贴出《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事件逐步升级，以至于发展到了游行、罢工、绝食、卧轨、北上请愿等激烈行动，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极大震动，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在中央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期间（１０月３１日——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月２５日，《中国青年报》社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云南知青情况并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一齐呈送邓小平。此信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他敏锐地洞悉到，知青们闹回城，一方面系知青政策的桎梏。另一方面，当地经济不发达，让绝大多数知青成为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无从发挥其知识的作用，限制了特长的发展，使知青难以在这样的条件下长期工作。（《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９日昆明《生活新报》）。
１２月初的连续两天时间里，邓小平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以及云南知青的事情讲了话。
１２月１日，邓小平专门就云南搞好知青工作和关于西双版纳的开发利用问题说：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好，发展潜力很大，对这一地区要搞一个发展经济的规划，可借鉴外国的经验如用南斯拉夫“佩卡贝”的办法搞。以发展经济作物为主，首先是种橡胶，还可以种甘蔗建糖厂，这样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快。要用新的办法来办，不要对他们干涉太多。国家投资不足，就用贷款，经济发展了，再还国家贷款。把国营农场经济发展起来，带动周围农村社队的各族群众发展。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就是当前的政治。要注意搞好与知识青年相关的各项工作。
１２月２日，邓小平在家中约见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等同志，研究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起草问题。邓小平审阅《中国青年报》写给他的信，并作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９日昆明《生活新报》）。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的知青们起来“造反”了，动用一下专政的工具来解决一下不是不可能的。（据记载是有这样的打算的）区区几个知青，在当时领导人的眼中是不足挂齿的。难怪在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关于信的起草者被抓的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农场。“不应压制”！凭着邓小平在当时国内的崇高威望，这样的“最高指示”到了下面谁敢违抗！这能够解释知青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会写信给邓小平的原因，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的原因。也能够解释云南知青最终没有被“镇压”的原因之一。历经半年的抗争及中央和滇、川、沪、京四省市领导上下的沟通、协商后作出的决定，同意知青回城。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
现在回顾总结看来，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由于广大知青为了正义和公平的抗争结果和以赵凡为首的有良知干部体察民情及党中央在时代转型时期需要凝聚人心而实事求是的决策。其中邓小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三、文革结束，邓小平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历史功绩之一是邓小平强调了处理遗留问题的原则是“有错必纠”，“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的主题报告。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起到了历史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由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在召开这次历史性的全会前，１２月１２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运筹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上就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知青问题是一个全局问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积重难返的问题很多，国家又很穷，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这要向知青们讲清楚。知青要求回城，关键是当地经济不发达，农场没有办好，限制了知青特长的发挥，人家不安心。西双版纳面积大于海南岛，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好，自然资源很丰富，气候也很好，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产。要多给西双版纳一些政策，多给他们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国家不调拨，不交利润。发展生产资金困难，可由国家贷款，还款期长到２０年或１５年，到时再归还。
邓小平同志对西双版纳农场知青起事的问题是关注的，是了解的，不是一般的重视。这些话对于最终解决云南知青问题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云南农场的知青为了要回家发展到了请愿游行、绝食抗议的严重事件，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１２月２５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国务院调查组抵达昆明，随即深入到边疆各农场安抚知青。
１２月３１日，邓小平同志找王震副总理等同志商量，指示说知青问题事关国家安定团结大局，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王震副总理、程子华部长在中南海办公室接见了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十位代表，传达了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并说你们提出的重要意见，我负责转达给党中央及小平同志。互动对话进行了１小时４０分。
王震送走了云南知青代表，即向华国锋、邓小平汇报了刚才接见云南农场上访知青代表的情况，他们表示同意王震与知青们的谈话。同时，王震还把知青代表写给邓小平的请愿书送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对王震讲，西双版纳这个地方一定要搞好，要搞一个规划，国家可以不收税，可以贷款。邓小平又指出，这个地区还可以用联合企业的办法搞农场。农场不要只注意发展橡胶，还可以发展多种经营，种一些咖啡、可可、胡椒、腰果等，一方面可以供出口换外汇，另外，将来国内旅游业发展了也需要。总之，国家可投入大一点，但是要搞好。
此时，在云南的国务院调查组面对天怨人怒的边疆知青状况，在国务院的首肯下审时度势及时召集滇、川、沪、京四方会议。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云南省委与四川省委及上海、北京市委就如何妥善解决云南知青回原籍的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在云南、四川两省“一放一接”的意向下提出６条意见报请国务院。
１月２３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由余秋里主持，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等出席同意上报意见，随后达成了云革发［１９７９］２２号文件。（《关于贯彻执行中央［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启了云南知青回家的大冂，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知青的命运。
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在启程赴美国进行对中美两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前几个小时，仍圈阅了云南知青代表写给王震的信。全国各大报刊登载，达到皆大喜欢的局面。
邓小平在关注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同时，对全国的知青问题也十分关注。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在我国发起南疆边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当天，他批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通知》强调：为了促进社会政治安定，必须继续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决好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其中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统筹安排问题。
１０月４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讨论１９８０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知青工作。邓小平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他还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知青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５００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为解决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指明了方向。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将每年的３亿多元知青工作经费由主要用于安排上山下乡的知青转而逐步用于安置知青返城就业问题。
１９７９年过年后，云南知青根据云革发２２号文件合理合法大规模返城。到１９７９年５月有６１５１５人返城，占农垦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１９７９年８月，在全国农场１６０多万知青基本回城（不包括新疆知青）。
１９８１年年底，随着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有效解决，国务院将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劳动总局继续做剩余知青的工作。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此办理。至此，历时２０多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
